談天說道 之 「看不見的傷口──關注輔導員的自我與治療關係」

「我靠著賜給我能力的那一位,一切都能夠應付。」腓立比書4:13,《環球聖經譯本》

文:林美娥博士│心理學博士、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臨床院士

我在輔導歷程中接觸不少心理助人者,在他們的臨床實務中,出現「膠著」甚至抗阻的狀態。無論助人者如何努力,也難以建立有效的治療關係,令他們感到困乏無力,直接影響輔導效能。我較為深刻的一位前來求助的輔導員,她對自己的助人生涯感到迷茫,失去信心和方向,甚至對自己的專業產生質疑。面談時,她憶述在輔導一位成長於重男輕女家庭、被虐打的女受助者的過程中,難以進入這位受助者的內心傷痛;輔導員不自覺地流露出負面態度,及後又有不斷自責、沮喪等複雜情緒。探索這位輔導員,原來她也曾經經歷類似的傷痛,但卻沒有好好處理這個深層困擾;她不期然產生抗拒、驚懼及迴避的狀態。

我發現不少輔導員早年成長創傷的經驗影響他們最深遠。有些輔導員在成長階段經歷父母不公平對待或長期被比較,又有人身心受虐、父母離異、嗜賭或者家庭關係惡劣等;他們感到被忽略、被拒絕、被離棄及被否定,成長於惶恐之中,因而造成自卑、自我否定及自我質疑,缺乏安全感。輔導員若未正視及妥善處理個人的傷痛,這些經驗便是「看不見的傷口」。這些傷口不自覺地隱藏著,卻直接動搖輔導員建立穩妥的治療關係;導致他們難以發揮助人者的角色,因而影響治療效能,甚至對受助者及輔導員的生命或會造成損害,影響深遠。

輔導員從治療關係中鏡照受傷的自我

治療關係就像一面鏡子,在輔導員與受助者兩個生命碰撞的過程中,映照出輔導員的內在面貌。了解個人生活經歷對治療關係的影響,始於自我反省。這種反思促使輔導員審視自身所經歷的創傷的影響及其癒合過程。當療癒他人之時,輔導員若能夠覺察這些創傷經驗如何影響自身對受助者的看法與態度,便能將自己的創傷經驗轉化為療癒關係中的養分,得以觸碰自己與他人最隱密的內在深處,讓輔導員更懂得苦痛的本質以及受助者的脆弱、孤單與需求。這樣,輔導員才能掌握適當的分寸去療癒自己與他人。這樣正凸顯了輔導員的受傷經驗對治療關係具有價值。

「聯合家族治療法」始創人薩提爾(Virginia Satir)主張,輔導員的自我被認為是主要的治療工具。輔導員可通過處理原生成長的影響,提升自尊、培養更佳的決策能力、增強責任感,並促進個人一致性。輔導員愈一致,與自我的聯繫就愈多。通過提高自己的意識,能夠在治療前做好準備並集中精力,這使輔導員在情感上與受助者的內心世界進行深入的聯繫,幫助受助者發現自我。若輔導員未能坦然面對生命中的脆弱及幽暗面,可能對臨床治療工作造成反移情、替代性創傷、倦怠或耗竭等負面影響。

治療關係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反移情是指輔導員把早年對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感覺、想法和情緒等表現,放進治療關係上,是一種不自覺的投射。反移情是勾起輔導員內在潛意識衝突的現象,引發出不當的強烈情緒是因過去「未竟之事」的影響,所以做出非理性的反應;或因自己的內在衝突被引發而喪失治療關係應有的客觀性,妨礙對受助者的判斷。相反,正向反移情在治療關係上可能成為建設性元素,藉著輔導員的反移情點出受助者重要的心理動力,能夠改變受助者過去不健康的應對模式。

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與耗竭(Burnout)

反移情會使輔導員的情緒忍受力與自我覺察能力降低,並且挑戰輔導員的信念,長期累積也可能造成替代性創傷。替代性創傷所指的是輔導員過度同理受助者,想像受助者受創的畫面及事情細節而造成的強烈情緒反應。替代性創傷對輔導員而言,可能不容易察覺;對個體影響的範圍較廣泛,包含自我、生活、專業和價值觀等層面。替代性創傷是一種助人者的職業危機,令輔導員不勝負荷,引發專業迷失及疲憊;它可能會使輔導員自身的信念瓦解,進而引發工作耗竭,甚至誘發身心病症。因此,替代性創傷可能會對輔導員的生活基礎產生毀滅性的影響,使其變得憤世嫉俗、孤僻、情緒低落、憤怒和絕望,又或感到失去意義,因而造成臨床判斷錯誤、治療僵化及易怒等。替代性創傷就像昆蟲侵蝕一棵看似健康的樹,令其內部結構不自覺地漸漸枯萎。

療癒自己與療癒他人

輔導員若未妥善處理個人生命的受傷經驗,當面對受助者的創傷間接刺痛輔導員原有類似的傷口,以致造成替代性創傷,無法引導受助者走出困局。作為心理助人者,需秉持一個信念——先照顧自己,才有能力照顧他人。輔導員須加強自我療癒,以致更有效地療癒他人;加強自我成長及自我反思,是輔導員比一般人更需要付上的專業道德責任。提升自我照顧的意識,是從認識自我、接納自我、確立自我及持續發展自我而來。正如薩提爾強烈倡導輔導員關注自我的發展,因個人未竟之事真是不利於治療效能。

基於輔導員身負重任,承載著眾多受助者的生命,本文渴望喚起輔導員關注自己生命中受傷的經驗,並探討如何經驗被療癒。特別在心理壓力沉重的香港社會,輔導員的生命直接影響受助者的生命,也關係到社會整體的心理健康質素。因此,輔導員的自我狀態實在不容漠視。

參考文獻

  1. Lum, W. (2002). The Use of Self of the Therapist.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4(1), 181–197.
  2. Rowan, J., & Jacobs, M. (2002). The Therapist’s Use of Self. Open Universty Press.
  3. Satir, V. (1983).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3rd ed.).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4. Woods, S. H. (2020). The Integrated Journey of a Wounded Healer. Reflections:Narratives of Professional Helping, 26(3), 94–101.

「青」心視界:「媽媽,我不是懶,我病了」——《青少年精神健康守護指南》 

診症室裡,最令人心痛不是哭聲,而是青少年垂著眼,用一種過分平靜的語氣說:「媽媽,我不是懶!」那雙眼睛沒有光。長輩急著評判「態度」,孩子卻無力解釋自己的「狀態」。以下故事的人名與場景更改了,但藏在裡面的嘆息,動不了。 

一、三個「懶」的真相:三個少年都被貼過「懶惰」的標籤,直到醫學還他們清白。

 (A) 阿明十六歲,是Band 1中學學生;中五前成績優異,中六開始遲到、欠交功課、測驗交白卷。母親指責他自暴自棄,他哭著說:「我想溫書,但起身時像被石頭壓住,望著書本一個小時,一個字都進不到腦子。」原來他情緒低落兩個月,有失眠,沒有動力。他不是不想溫習,是不能;抑鬱症已偷走他的專注力與記憶力。 

(B)阿怡十四歲,經常因肚痛請假,身體檢查正常;母親責備她裝病逃學。她說:「我常常很擔心、恐懼不安、心悸、呼吸急促、冒冷汗、頭暈、肌肉緊繃、腸胃不適、注意力差、腦中一片空白,常常預期最糟情況發生。」那是焦慮症,不是撒謊。

 (C)阿森十六歲,輟學,每天打機十五小時。他說:「打機時我才感到存在,其他時間我像一團雲。」評估後,他確診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ADHD)。因為專注力不足,容易分心、粗心大意,做事有頭無尾,經常遺失物品、過動、坐立不安、無法安靜坐好、衝動,打斷別人說話,難以耐心等候。這是腦部傳遞物質失調。 

 二、治療:別讓誤解耽誤黃金時間 

抑鬱症、焦慮症及ADHD都是「有得醫」的疾病。藥物能調節腦內失衡的神經傳遞物質,使病情趨於穩定,配合心理治療、學校調適與家庭支援,康復絕非遙不可及。現時藥物的副作用已較以往大幅減輕,服藥療程則因人而異,務必與醫生詳細商討個人化方案。家長最忌因害怕副作用而拒絕用藥,白白錯失治療良機。 

 三、自殺危機:辨識與行動 

危險訊號:一、提及「想死」、「我沒了也沒有分別」;二、社交媒體流露告別字句;三、轉贈心愛物品;四、情緒突由極度低落轉為異常平靜;五、成績急跌;六、絕望無助。

應對方法:一、直接問「有具體計劃嗎?」(研究證明不會誘發自殺);二、專注聆聽,不批判;三、收起藥物及利器,勿留患者獨處;四、情況緊急時送院或撥打999報警;五、非緊急則約專科評估;六、危機過後持續跟進。 

四、三道防線,承接青少年 

 家庭:當孩子表達疲累,家長應以「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取代「為何別人可以你不行?」的質疑。每週來一頓不談學業的晚餐,觀察睡眠與飲食突變。這是建立心理韌性的第一道防線。 

 學校:培訓教師識別情緒警號,為確診學生提供考試調適,設置安靜空間,訂立清晰的危機處理流程,讓校園成為安全網而非壓力鍋。 

 社區:青少年工作者應秉持「先聆聽,不急於給予答案」的原則,容許年輕人袒露軟弱,並熟諳社區轉介途徑,在關鍵時刻連結專業醫療資源或輔導機構,成為承接年輕人的重要安全網。 

阿明經治療後重返校園,母親說:「原來他的『懶』是病,我罵錯他了。」我告訴她:「你現在明白,已是送給他最大份的禮物。」聖經以賽亞書42章3節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但願我們這一代不再追問:「你為何不努力?」而是輕聲探問:「你經歷了甚麼?」從責備高處站到孩子身旁。青少年精神健康,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掙扎,而是整體社會的覺醒。

馬燕盈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馬燕盈醫務中心)

教牧人生:結束的勇氣

香港已經進入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時代。新型冠狀病毒株繼續變異和流行,更會聯同不同類型的流感病毒侵襲市民。今天,那些不願回首的隔離檢疫、居家工作或上報政策已不復再。當我們回望那困擾我們三年多的世紀疫症,無論是對經濟環境的重創和轉型,或是停止教會聚會的防疫政策,以及採用「即棄聖餐套裝」和舉辦「網上領餐」,又或其導致一定數量信眾已由實體聚會轉移到網上參與等。面對現時香港教會呈現的「新生態」,我們蹣跚學步,仍在適應中。

自三年前防疫政策逐步取消後,香港教會都紛紛以「復常」為慶祝和感恩的口號;堂會領袖紛紛重新推展因數年疫情停辦的大小型教會聚會。大家都雄心壯志,希望為教會追回之前停辦的活動,冀盼將教會推回疫情之前的正軌。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早幾年移民潮帶走了香港教會20%人口,各間堂會面對著「人財兩失」的現實。教會中弟兄姊妹青黃不接,事奉人手嚴重不足,崇拜及團契聚會人數驟減,堂會經濟狀況不佳,年青一代也轉往網上聚會或離開堂會。在如斯新生態下,堂會如何期望將教會聚會「復常」呢?

我在疫情初期聽過一位牧者分享:疫情侵襲,從另一方面看,幫助了香港的教會。因為防疫政策的安排,宗教聚會場所甚至要關閉,教會領袖必須判斷哪些聚會或事工不可以停止,又有甚麼活動可以暫停或取消。結果我們看到那幾年時間,即使是在最嚴峻的第五波疫情,主日崇拜和祈禱會是一眾教會沒有放低過的首選聚會;其次就是主日學和小組團契等網上聚會。所有實體見面,要除下口罩進食的大型聚會、愛筵、佈道會和旅行都忍痛取消了。疫情讓我們反思,在教會眾多聚會和事工中,有甚麼不可省略?有甚麼是錦上添花?有甚麼可有可無呢?

這位牧者認為,許多教會和機構往往將事工「永續化」,有時會看自己或特定項目看得太重要。疫情,堂會暫停不少事工,正正是很好的時機,讓教會領袖反思甚麼是可以放下、停止的事工;特別是那些為維持堂會傳統、「為繼續而繼續」的事工。有些事工只在特定歷史時刻(如疫情或社會變局)發揮功能,完成後其精神留下已足夠。正如疫情時候,以派發口罩和檢測棒為社會關懷行動。完成任務,可以功成身退。事實上,現在教會有很多被認為是「美好」的聚會或佈道活動,當認真審視和辨識,在後疫情年代的香港氛圍是否需要將其優化、更新、改革,甚至減少、結束呢?

現在有不少堂會面對聚會人數銳減,堂址變遷或經濟困難。以同樣的觀念來看,在禱告神帶領和會友充分溝通後,如能得出共識,與其他堂會合併,繼續發展聖工,其實比勉強維持下去還要健康;也是合乎聖經的教會觀:「正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部分,而且全身部分雖然很多,身體還是一個;基督也是這樣。」(林前12:12)只要過程中實踐美好的價值,其存在本身就已經歷著神的同在,結束個別堂會或機構並不代表大公教會失敗。

黃立基牧師

復元之路:在暴雨中尋找光亮

人生旅途總有晴天與暴雨。於我,那場暴雨在十多年前悄然來襲。2013年,家庭、婚姻與工作的壓力如潮水般同時湧向我。當時的我對抑鬱症毫無認知,最終因為沉重的擔子,精神狀態徹底崩潰。

隨之而來的2014年,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年。1月,太太提出離婚;6月,母親不敵癌魔離世;年底,生意亦告結束。接二連三的打擊令我陷入絕望深淵,內疚、自責與無價值感如影隨形跟著我,甚至令我一度萌生放棄生命的念頭。

不過,轉機往往來自最不經意的瞬間。某天,我從電台廣播聽到一位分享者的故事,驚覺對方那種痛苦與自己如此相似。掙扎良久之後,我鼓起勇氣撥通求助熱線。在社工耐心的引導下,我踏出了人生關鍵的第一步——接受精神科治療。隨後,通過社工的跟進與轉介,我進入香港心理衞生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接受服務,並且成功申請公開就業。這些支持讓我重新站起來。

到了2021年,我的情緒逐漸穩定,並在一所社福機構工作,與同事相處融洽。當時我主動向醫生提出停止治療,醫生評估後同意,但提醒我若日後情緒再出現問題,必須重新尋求專業協助。那時候的我,以為自己已經完全康復。

可是,挑戰原來並未結束。隨後的日子,我給自己施加過多工作壓力,腦海中只有目標與責任。為了維持專業,我刻意將私生活與工作切割,試圖獨自解決所有難題,卻不知不覺與身邊的人漸行漸遠。

2025年1月,命運再次考驗我。相戀多年的女友告知我,她的母親在曼谷遭遇嚴重交通意外。面對女友的焦慮與痛苦,我只能不斷安慰她。翌日上班,我想找同事傾訴,卻發現自己早已關上心門,最後只是輕描淡寫帶過心事。我以為不把私事帶進公司是成熟的表現,卻忽略了內心早已超載。

2月中旬,女友情緒崩潰,匆忙趕去泰國。我滿心擔憂,下班後毅然飛往曼谷陪伴她。當我抵達醫院,看見她的母親昏迷不醒、渾身縫滿針線的身體,以及傷心欲絕的女友,那震撼的畫面成為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

回港後,我的精神狀態急速惡化,疲倦、煩躁、緊張與思想混亂接踵而來,嚴重影響工作。這一次,我深刻體會到:持續的情緒困擾無法單靠意志力解決。我不再選擇硬撐,於是主動尋求專業協助,接受第二次精神科治療,並由社康護士跟進身心健康。

如今,雖然女友的母親已不幸離世,她心中仍有抹不掉的傷痛,但我沒有忘記對她的承諾,依然堅定地陪伴她走復元之路。

回望十多年前與十年後的自己,我明白:面對情緒海嘯,獨自硬撐並不是勇敢的表現;主動求助,願意伸出手,才是真正的堅強。這段高低起伏的人生經歷,不僅讓我吸取了復元的寶貴經驗,學會如何真正關顧身心靈健康,更讓我在逆境中獲得蛻變與成長。無論夜晚多麼黑暗,只要願意跨出第一步,光芒總會再度照進生命。

Nick/香港心理衞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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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壓力焦慮──疫情之後的污染焦慮

疫情期間,很多人對細菌病毒更敏感,也更加勤力清潔,本來可以理解;但對某些人來說,這種敏感卻逐漸延伸成長期而強烈的恐懼。洗手、消毒、避開人群、分隔「乾淨區」與「污染區」,這些行為表面上是防疫,實際上可能已經變成強迫症的一部分。

美兒(化名)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自疫情開始,她每次回家都把外出用過的袋放在固定位置,鞋子也要按特定方向擺好,衣物必須分門別類處理;還要馬上洗澡,否則就覺得整個家都會被污染。她擔心自己把病菌帶進家中,潛伏在屋內,稍一不慎,就會大病一場。於是,她每天放工回家都小心翼翼,跟著一套流程整理一番,完成後才能安心坐下來休息。

家人出於好意幫她整理衣物,她卻總是擔心家人沒有按照她的方法處理,會令到病菌在家中散播,後果不堪設想。一想到這種種,美兒便會大發雷霆,再按她自己的方法重新處理衣物。

她一直以為人人都是這樣防疫,直到有一次和朋友閒談,才猛然發現大家在新冠疫情過後,早已不像她那樣緊張;也不會對季節性流感嚴陣以待。她本以為朋友沒有認真防疫,便會經常生病,誰知後來竟是謹慎小心的她先病倒了,而朋友反而平安無事。那一刻,她開始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

朋友早前也曾擔心疫情,也會小心防疫,但那憂慮只是短暫性。美兒卻在強迫症的影響下,不斷放大染疫和生病的畫面。她越想越怕,越怕越想,最終陷入反覆確認與反覆安撫的循環。強迫症患者害怕的事情,往往不是「一定有問題」,而是「無法百分百肯定沒有問題」。對一般人來說,不確定可以容忍;對強迫症患者來說,不確定本身就是威脅。他們不是單純害怕病菌,而是害怕無法確定安全,害怕自己失去控制,害怕一個微小風險演變成無法收拾的災難。

旁人未必能理解患者的擔憂,可能會說:「洗多一次就夠」、「我幫你清潔都一樣」。但對患者來說,問題不在於是否真正乾淨,而是在於那個行為已經變成「必須」。若不做,焦慮便會暴升;做了,則能獲得短暫安心。正正是這種短暫安心的感覺令患者更依賴那些行為,才逐漸變成不得不做的儀式。

疫情導致社會整體更注重衛生,本來是好事,但若這種關注演變成持續而極端的恐懼,就要留意是否已經超出正常範圍。因為強迫症最擅長利用合理的擔心,把它放大成不合理的恐懼,再用一連串重複動作來維持表面的安全感。要知道,逃避和儀式短期看似有效,長期卻會把恐懼「養大」,最後演變成每日要花上大量時間,才能換取片刻安穩。唯有學會容忍不確定,人才有機會重獲生活的主導權。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了解詳情:

談天說道 之 天國福音:道在鄰舍,國度同行。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4:17,《新譯本》)

文:劉文希│實習神學生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簡稱「教關」)在6月舉辦了「道在鄰舍,國度同行」研討會,邀請到葉漢浩博士擔任主題講員。葉博士帶領與會者一同反思在今日的破碎世代,教會可以怎樣呈現天國福音;緊接四場工作坊也在不同的主題上,聽到不同牧者如何有創意地開展服侍,讓人心裡火熱,齊齊為天國「發夢」!

葉漢浩博士以馬太福音第四章17節「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開展信息。他指出,「悔改」在新約語境中不僅指認罪,更帶有轉向、走向另一條出路的意味;若從其原文字義理解,譯作「回轉」更能呈現其動態性。耶穌的宣告是向破碎者發出盼望!

回轉:放下預設答案

葉博士認為,領人回轉的前提在於走進鄰舍的生命,感受他們的破碎;教會需要「去標籤化」並謙卑聆聽。我們往往帶著太多標籤去接觸鄰舍,以「有需要的群體」取代「有需要的個體」,甚至以屬靈的需要掩蓋肉身的需要。

以現今的年輕人為例,我們常以「Gen Z」稱呼他們。這看似中立的標籤,背後卻常承載著「躺平、過度娛樂、缺乏上進心或情緒化」等負面刻板印象。這些預設讓我們不知不覺將年輕人塑造成「特定問題群體」,因而關上了耳目,不再聆聽他們內心真實需要。更甚者,我們可能帶著「屬靈標籤」去接近所服侍的人,彷彿對方的每一個需要,我們早已預備好答案。如此,我們便把福音簡化為一條得救公式,對鄰舍當下的痛苦與掙扎視而不見,漸漸變成一種高高在上的施捨,而非「道在鄰舍」的服侍。

黃木禎牧師分享教會婦女義工服侍提到,她們身上常有許多標籤,如「特困戶」、「單親媽媽」、「被拋棄的人」。她們的掙扎是獨特的,其物質、心靈與福音的需要同樣真實。教會正藉著服侍,讓婦女們從製作手飾、製造蛋糕、獻唱歌曲,看見自己手上的工可以為他人帶來歡笑與喜樂,從而體會個人價值,看見自己有神的形象,相信能通過服侍實踐個人才能。

回轉正正挑戰我們的屬靈標籤。它要求我們以破碎者的身份進入破碎者的生命,承認每個人的掙扎皆是獨特的,但不止於此—回轉,更要指明盼望的道路,告訴破碎者:「在天國裡,藉著基督,我們另有出路。」因此,回轉的第一步是放下預設的答案,謙卑地把對方視為「有血有肉的人」,並學習走進他的生命。

回轉:為聆聽留白

葉博士亦指出,回轉要求我們敏於察覺每個人內心深處隱藏的呼喊。世人善於掩飾與隱藏自身真實的需要,因為他們害怕被人看見自己的破損;在人際交往中,他們往往戴上「面具」,以外在的行為與言語,遮蔽內心真實的破碎。正如我們口頭詢問對方的需要之時,對方可能隨意敷衍,又或急忙回應:「我沒事,一切都很好。」

對牧者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在忙碌的侍奉與生活節奏裡,仍須保留空間,為鄰舍駐足、刻意停留。我們需要保留聆聽的空間,以及對其需要的敏銳度,方能聽見鄰舍那微弱的喘息與吶喊。正如潘霍華所言,教會的使命是「為他者而存在」。倘若我們在忙碌的事工中,失去了聆聽的空間,看不見鄰舍靈魂深處的破碎,那將是何等可惜!因此,回轉的第二步,是為自己預留空間,聆聽對方真實的需要。

白麗儀牧師分享在疫情期間,婦女全日留在家中,經歷心靈與社交的貧窮,教會正是藉著持續的探訪,了解到她們真實的需要。於是,教會開辦線上和諧粉彩課程,以藝術貼近她們的心靈。在過程中,她們因牧者預留聆聽空間,願意漸漸通過畫作分享自身的過去與傷痛,教會才因此聽見她們那些微弱的呼聲。

同行:鹽當撒在泥土中

在結尾,葉博士指出,教會是「地上的鹽」(原文直譯為泥土裡的鹽)。鹽須離開鹽罐,方能發揮防腐、調味的功用;同樣,耶穌當日主動走遍各城各鄉,進入人群當中,正是要發揮祂的影響力。教會作為基督在地上的見證者,值得反思:我們今日所作的鹽,究竟仍留在安全的屬靈空間,抑或已真正進入人群之中,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

在2024年水泉澳邨發生的一場嚴重火災中,一位街坊義工的家園被無情烈火吞噬,客飯廳燒得漆黑,家具亦幾乎盡毀。然而,這場危機正見證了教會如何走出鹽罐,將自己撒在泥土中。宣道會尊主堂的謝姑娘在聞訊當晚,立即帶同衣物及超市券趕赴現場探訪;翌日更與「教關」社區大使、教會姊妹及多位「泉心護你」義工和街坊即時動員,齊心協力進入那熏黑的單位幫忙清潔、執拾。教會不僅即時從慈惠基金撥款應急,並在 Zoom 祈禱會中守望,各方好心人亦源源不絕送上生活物資。這些付出讓屋主太太感動落淚,好像有「100 人在幫助他們」。教會選擇在鄰舍最破碎的時刻選擇駐足、刻意停留,以實質行動傳遞愛與關懷,體現了守望相助的社區同行精神。

「國度同行」所描述的,是上帝的旨意臨在地上,人在上帝的心意中同行。借用葉博士的比喻:天國就像一幅馬賽克,由一塊塊獨特的碎片拼湊而成;我們每一個人,正是其中的碎片,獨特而破碎,卻因神的心意連結,組成天國裡美麗的圖畫。真正的同行,不僅是與「快要信主」的人同行,更是與此時此刻抗拒信仰的人同行;因為天國足以包容那些與我們價值觀不同的人。

踏上回轉的旅程

「道在鄰舍,國度同行」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場全會眾的回轉旅程。當教會願意步出鹽罐、放下屬靈標籤,在忙碌的事工中為鄰舍的破碎刻意留白,我們便是在泥土中活出「為他者而存在」的生命。願今日的牧者與教會,都能成為那塊順服的馬賽克碎片,在與鄰舍同行的過程中,共同拼湊出天國最美麗的圖畫。

(左)殷兆威牧師,(右)葉漢浩博士

https://tdww.org.hk/2026/07/21/《心靈關懷》經文月曆2027/

「青」心視界──撕掉「軟弱」與「懶惰」的標籤:正視青少年抑鬱症的無形傷害

在熙來攘往的香港,年輕人的活力常令人讚嘆。然而在霓虹燈影背後,有一群青少年正承受著難以言喻的心理重壓。香港近年研究數據指出,本港約有4%至8%的青少年正遭受臨床級別的抑鬱症折磨。這代表在一個三十人的班級中,可能就有一至兩名學生正深陷情緒黑洞。遺憾是在主流成人世界乃至同輩圈子裡,「抑鬱」往往被視為禁忌,甚至被貼上負面標籤。這種社會污名正成為阻礙他們求助最厚的一堵牆。


兩大核心症狀:不是態度問題,而是「大腦生病」

要消除污名,首先必須正視抑鬱症的醫學本質。這是一種嚴重的臨床疾病,主要具有兩大核心症狀:

  • 持續且無處不在的情緒轉變:患者會陷入持久的抑鬱、焦慮或極度易怒中。青少年的表現未必總是流淚,也會呈現高度躁動、為瑣事過度擔憂,或出現與周遭環境完全不相稱的低落情緒。
  • 動力與興趣全面喪失:患者會失去社交、學習,甚至基本自理的動力。他們常隱蔽在家,學業動機斷崖式下跌,連以往熱愛的娛樂也失去興趣。這並非他們「不想」做,而是大腦功能受損才令他們「不能」做。

除了兩大核心症狀,抑鬱症還伴隨嚴重的生理與認知障礙。患者經常面對嚴重失眠(特別是凌晨早醒)、食慾不振、日夜不分地感到極度疲憊;他們的大腦彷彿被按下減速鍵,出現記憶力衰退、無法專注、思考模糊等現象。

更令人揪心,就是抑鬱症會扭曲患者的思維。他們會陷入極端的負面思維,產生強烈的無助感、絕望感與毫無價值感。當精神痛苦超越臨界點,死亡念頭便會悄然滋生,甚至演變成割腕等等自殘行為。這些行為往往是他們在無聲吶喊,試圖用肉體疼痛轉移內心無法負荷的精神撕裂。

社會的傲慢與偏見:貼在受害者身上的「罪名」

當青少年顯露這些症狀時,社會給予他們的往往不是體諒,而是嚴厲的審判。家長、教師或同輩常常輕率地將其歸咎於當事人「心靈脆弱、意志薄弱」,或斥責其「懶惰、沒有上進心、沉迷手機、逃避學業、消極避世」。

這種污名化對患者是毁滅性的事情。當一個人在對抗疾病的同時,還要背負道德枷鎖,其羞恥感與內疚感會被無限放大。許多青年人為了不讓身邊人失望,選擇戴上「微笑面具」苦撐,直到崩潰;又或者徹底封閉自己,錯失最佳治療時機。


抑鬱症是疾病,非純粹的心理反應

我們必須嚴正指出:抑鬱症是一種真正的疾病,而非對日常挫折的正常心理反應。日常的失落會隨時間淡化,但臨床抑鬱症涉及大腦神經遞質(如血清素)的失衡。如同患上肺炎,單憑「意志力」是無法自行痊癒的。若沒有專業的心理或藥物介入,此病很難自發性緩解。將疾病誤判為「心情不好」,要求大腦生病的年輕人「立刻振作」,就如同強求骨折的人跑「馬拉松」一樣,不切實際並且危險。


結語:以理解取代批判

要拯救身處水深火熱的下一代,社會需要在觀念上徹底變革。家長應放下焦慮,當看見孩子行為反常、學業退步,先要克制批評,試著傾聽面具背後的痛苦;教師在追求成績之餘,請多留意那些突然變得沉默或暴躁的身影;同輩也應給予身邊情緒低落的朋友更多體諒與陪伴。

理解抑鬱症的醫學本質,將其與「軟弱」和「懶惰」徹底鬆綁,是我們能給予孩子最及時的救援。讓我們用專業與愛,陪伴每一顆受傷的年輕心靈走出迷霧,重見晴空。

楊明康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教牧人生:健康家庭帶來溫情社會

偶爾發生家庭慘劇後,大多數人都會感慨地問:「為甚麼?」這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卻指出香港的家庭確實「病」了!當忍耐已久,突如其來一個困難或挑戰,便不堪一擊。

希望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於精神健康教育,與及倡導建立健康的家庭和溫情的社會的重要性。

其實「家」是我們遮風擋雨的地方,是我們療傷的地方,但忙碌的機能社會忘卻了家的最重要功能,更忘記了培養、應用這能力,都交給了「專業」去處理。誰不知專業有許多限制!

我前陣子在懲教署一個嘉許禮上,偶遇「肥媽」(Maria Cordero)。因為經常在電視歌唱節目看見她,欣賞她對歌唱界後輩的提㩗,我於是大著膽子上前邀請她合照,順便告訴她我對她的欣賞。結果她大方侃侃而談,講出她對做那音樂節目的看法。

原來她認為該節目有另一重意義。「這簡直就是一個家庭節目來的。」她說著說著,還伸出手指數出參賽歌手的名字,他們都經歷過家庭復和;說著說著,又指出一對離婚的夫妻,因為共同經歷比賽的挑戰,最後因而復合。

肥媽都引以為傲,她加上了這一句:「別人以為這是一個歌唱節目,我老實告訴你,台上都坐滿捧場打氣的家人。我覺得這實際上是一個感人的合家歡節目來的。」她一語道破,「家」經歷過風雨後可以更茁壯的道理。

當然提到她在獄中參與的義工服務,她更感動地分享自己怎樣把一些「家」給人的療癒感帶進監獄去;接著,就是她一串充滿感染力的笑聲。可愛的肥媽完全活現一個母親的親和、溫暖感覺。

原來「家」不單是一個實體,可以很機靈地出現在不同的環境之中,更可以很巧妙地把人聯繫在一起,因為你、我都認識家是甚麼;只要願意跟人分享,這份「家」的感動便能即時為人帶來醫治,帶動修補,也帶出讓人嚮往的人情味。

香港多年走「快」線,社會忘了應該帶著富有彈性的溫情運作呢!就連帶教育也看重品質、市場需要,忘記了理想與人民質素的培育!

我欣賞自己所在的宏恩基督教學院的教育理念──強調學生要抱有服侍社會的心態。這好像一陣清風,為熾熱的競爭市場帶來一片清涼。但願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有溫情,給我們身心靈煥發力量。

黃葉仲萍博士

宏恩基督教學院教育及心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復元之路:笑看人生

這個世界,我們只來一次,今生無法重來。

事情過了,你一直走不出來,一直去想,被當下情緒所消耗,對身體造成很大傷害。

輸了健康,換來一肚子怒氣,值得嗎?

不要因別人一句說話,不開心;

亦不要因為不開心的事磨滅自己對生活那團火。

好多時候,不是同事件過不去,而是同自己的心過不去。

生活是自己的,不用理會別人的看法。

不懂珍惜你的人,遠離他。

不要把痛苦緊緊拿著、不放手,要當它透明。

要做情緒的話事人,不要被情緒牽著走,要同自己握手言和。無人幫,無人明白,無人關心,你就要學識獨立、堅強。

人生只有靠自己,就算單槍匹馬,都要無所畏懼。

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照顧好自己:

愛你應該愛的;做你應該做的;吃你喜歡吃的食物;

見你喜歡見的人;

看你喜歡看的風景。

有錢就過好自己的生活,無錢就抱著正面心態,把自己看重一些,把其他人或事看淡一些。

只要你不在乎,任何人都傷害不到你。

看開些,笑多些,健康才是本錢,快樂就是利息。

孩子,好好過每一天吧!

文竹 | (香港心理衞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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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我有糖尿病,但我又唔想戒口……」

糖尿病是一個代謝功能出現問題的病症,它和人們的生活習慣有直接關係。初初發現有糖尿病的時候,可能只是一個不正常的血糖指數,但這背後反映了甚麼呢?身體出現了甚麼變化呢?若不去治療又有甚麼後果呢?糖尿病同脂肪肝、肌肉流失、失智症、癌症等有沒有關連呢?

糖尿病的治療需要生活習慣作多方面改變,但要徹底改變生活習慣,需要個人作出堅定的抉擇。除了要知道糖尿病對身體的影響之外,還要知道治療的各種方法,以及要付出的代價等等。如有些人真是很喜歡吃飯,粥粉麵都喜歡;又有些人很喜歡飲樽裝、罐裝、紙包飲品或吃零食。這些飲食有代替品嗎?吃生果又有限制嗎?

有關糖尿病的飲食,現在都有很多流行的說法。常常聽見人說「升糖指數」,甚麼是升糖指數?地中海飲食又是甚麼?168斷食、生酮飲食又是有效的減肥飲食方法嗎?上述種種真是可以根治糖尿病?

2026耆年健康醫學講座「控『糖』有道:健康生活從今天開始」再跟大家探討以上有關糖尿病的最新資訊,好讓大家知道如何作出負責任的飲食選擇,有益身體健康。(歡迎掃碼報名參加,或即場出席講座。)

陳潔芝醫生 |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歡迎點擊網上報名參加,或即場出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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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壓力焦慮──強迫症的真實面貌

很多人一聽到強迫症,第一印象就是「愛乾淨」、「整齊」、「有規律」;但真正患有強迫症的人,往往不是因為特別喜歡秩序,而是內心長期被焦慮推著走。清潔、檢查、排序,表面上似是習慣,實際上是一場重複上演的心理拉鋸。例如,有人每次出門前都會反覆確認門鎖、煤氣和電掣已經關上。明明已經檢查過一次,甚至兩次,理性上知道應該沒有問題,但腦海裡總會浮現「萬一呢?」對他們來說,與其要帶著巨大的不安出門,不如再檢查一次。於是,他們又再回頭看一次,再觸摸一次,再確認一次。出門前,短短幾分鐘的流程可能拖延至半小時、一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他們知道反覆檢查有問題,但因為那份不安感太強,不做點甚麼,實在很難忍受。

強迫症的可怕之處不在於某一個行為,而在於它形成了一個循環:先有不斷重複的強迫思想,然後引發焦慮,接著透過強迫行為來減壓;短暫安心之後,下一輪焦慮又再出現。久而久之,患者就被「不做就不安心」的感覺困住。這也是很多患者明知不必要,仍然無法停止的原因。

有些人會把這種情況歸咎於性格問題,覺得患者只是太執著。其實,強迫症的患者真正害怕的事情往往是失控。對他們來說,反覆檢查不是為了多做一點,而是為了把腦海中的災難畫面壓下去。問題是,壓得越用力,反彈往往越大,最後就變成惡性循環。

這種病最令人困擾的地方是它會偷走很多日常時間。一次出門,別人只花幾分鐘,而患者卻可能要花十幾分鐘,甚至幾十分鐘,為了完成一連串固定動作。如果中途有一刻分神,或者腦海裡突然冒出一個令人擔憂的可能性,患者往往又再重新開始檢查過。若症狀嚴重,連上班、上學、約會都會深受影響。

在旁人眼中,他們只是想得比較多,但對患者來說,卻是每天在跟焦慮搏鬥。他們實際上不想這樣重複著行為過活,有些人其實已經很疲倦,甚至很厭惡自己不停重複,但又覺得「不做不行」。那種明知不合理,仍然停不下來的無力感,往往最折磨人。很多患者因此自責,認為只要自己想開一點就好,覺得自己太麻煩,結果越來越不敢求助。

其實,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對強迫症都很有幫助。心理治療主要是認知行為治療,尤其是暴露與反應預防。重點是循序漸進地讓患者學習,即使不做某些重複行為,焦慮也不會永遠存在,會慢慢下降。至於藥物治療,則著重於調節腦內血清素水平,從而減少重複出現的思想及強迫行為。

強迫症不是「潔癖」那麼簡單,而是焦慮逼人重複又重複,務求每一步都要做得「對」。可是,問題從來不只是對不對,而是人已經被困在一個無法停下來的循環裡,不能自拔。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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