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一段時間，強迫症和焦慮症被放在同一個斷症類別(Diagnostic category)之中，所以在這個「解構壓力焦慮」系列中，我們也分享和討論強迫症。不過，近年的國際精神疾病分類已經作出重要調整。美國精神醫學會在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2013) 中，把強迫症從焦慮症分出來，放入新的章節──「強迫及相關障礙」。世界衞生組織的《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本)》(ICD-11）(2022）也對強迫症作出了類近的改動。這並不是說強迫症與焦慮完全無關，而是因為臨床和科學證據顯示，強迫症不只是焦慮症，它有自己獨特的症狀核心、腦神經機制和治療特點。DSM-5 的新章節包括強迫症、身體臆形障礙、囤積障礙、拔毛症、摳皮症，以及由物質、藥物或身體疾病引起的強迫及相關障礙等。

強迫症的核心並不只是「害怕」，而是強迫思考(Obsession)與強迫行為(Compulsion)的循環。強迫思考是反覆出現、自己不想要，卻難以擺脫的念頭、影像或衝動；強迫行為則是為了減少不安、尋求確定感，或讓事情感覺「剛剛好」而反覆做出的行為或心理動作。例如反覆洗手、檢查、數數、排列物品，或不斷向別人尋求保證。這些行為通常可以帶來短暫安心，但長遠反而使患者感覺「不做就會出事」，令強迫循環更牢固。

傳統焦慮症的核心是對危險或威脅的恐懼，例如社交焦慮症害怕被關注和批評，特定恐懼症則害怕某些物件或情境。但強迫症患者主要感受到罪惡感、羞恥感、不完整感，或一種「不對勁」的感覺；例如有人一定要把物件排到完全對稱，不一定因為害怕發生意外，而是因為「看起來不對」、「感覺不完整」。 DSM-5 把強迫症與身體臆形障礙、囤積障礙症等放在一起，因為它們都涉及某種形式的反覆關注和重複行為。身體臆形障礙(Body Dysmorphic Disorder)患者會過度關注外貌上的缺陷，即使那些缺陷旁人幾乎看不見，也會反覆照鏡、遮掩、比較或詢問他人意見。囤積障礙(Hoarding Disorder)患者則長期難以丟棄物品，即使物品客觀上價值不高，也會因丟棄而感到強烈痛苦，結果令居住空間堆滿雜物。

腦科學研究也支持這種重新分類。強迫症患者的大腦好像不斷發出「還未完成」、「仍有問題」、「再檢查一次」的訊號，引發重複行為，成為習慣化和難以停止。在治療方面，相對焦慮症、強迫症需要較長時間和更高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SRI) 劑量，才看見明顯效果。行為心理治療方面，強迫症最有證據支持的方法之一是暴露（Exposure）與反應預防法（Response Prevention）。它不只是讓患者面對害怕情境，更重要是在焦慮或不適出現時，練習不做強迫行為。例如碰到覺得髒的東西後，不立刻洗手；懷疑沒有鎖門時，不回頭檢查。治療目標是打破「強迫念頭→不安→強迫行為→短暫安心→症狀加強」的循環。

把強迫症和相關障礙放在一起，可以提醒我們注意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問題。例如囤積障礙過去常被視為懶惰、不整潔或性格問題；身體臆形障礙可能被誤以為只是愛美或缺乏自信。當它們被正式放在「強迫及相關障礙」中，就有助於減少誤解，讓患者更早獲得合適評估和治療。總括而言，DSM-5 和 ICD-11 的改變所反映的是精神醫學對強迫症有更細緻的理解。強迫症不是單純「想太多」或「太緊張」，也不是性格固執。它是一種以強迫思考、重複行為、難以停止和短暫舒緩循環為核心的疾病。這些問題不是怪癖或意志薄弱，而是可以理解，可以評估，也可以治療的心理健康問題。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疫情期間，很多人對細菌病毒更敏感，也更加勤力清潔，本來可以理解；但對某些人來說，這種敏感卻逐漸延伸成長期而強烈的恐懼。洗手、消毒、避開人群、分隔「乾淨區」與「污染區」，這些行為表面上是防疫，實際上可能已經變成強迫症的一部分。

美兒（化名）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自疫情開始，她每次回家都把外出用過的袋放在固定位置，鞋子也要按特定方向擺好，衣物必須分門別類處理；還要馬上洗澡，否則就覺得整個家都會被污染。她擔心自己把病菌帶進家中，潛伏在屋內，稍一不慎，就會大病一場。於是，她每天放工回家都小心翼翼，跟著一套流程整理一番，完成後才能安心坐下來休息。

家人出於好意幫她整理衣物，她卻總是擔心家人沒有按照她的方法處理，會令到病菌在家中散播，後果不堪設想。一想到這種種，美兒便會大發雷霆，再按她自己的方法重新處理衣物。

她一直以為人人都是這樣防疫，直到有一次和朋友閒談，才猛然發現大家在新冠疫情過後，早已不像她那樣緊張；也不會對季節性流感嚴陣以待。她本以為朋友沒有認真防疫，便會經常生病，誰知後來竟是謹慎小心的她先病倒了，而朋友反而平安無事。那一刻，她開始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

朋友早前也曾擔心疫情，也會小心防疫，但那憂慮只是短暫性。美兒卻在強迫症的影響下，不斷放大染疫和生病的畫面。她越想越怕，越怕越想，最終陷入反覆確認與反覆安撫的循環。強迫症患者害怕的事情，往往不是「一定有問題」，而是「無法百分百肯定沒有問題」。對一般人來說，不確定可以容忍；對強迫症患者來說，不確定本身就是威脅。他們不是單純害怕病菌，而是害怕無法確定安全，害怕自己失去控制，害怕一個微小風險演變成無法收拾的災難。

旁人未必能理解患者的擔憂，可能會說：「洗多一次就夠」、「我幫你清潔都一樣」。但對患者來說，問題不在於是否真正乾淨，而是在於那個行為已經變成「必須」。若不做，焦慮便會暴升；做了，則能獲得短暫安心。正正是這種短暫安心的感覺令患者更依賴那些行為，才逐漸變成不得不做的儀式。

疫情導致社會整體更注重衛生，本來是好事，但若這種關注演變成持續而極端的恐懼，就要留意是否已經超出正常範圍。因為強迫症最擅長利用合理的擔心，把它放大成不合理的恐懼，再用一連串重複動作來維持表面的安全感。要知道，逃避和儀式短期看似有效，長期卻會把恐懼「養大」，最後演變成每日要花上大量時間，才能換取片刻安穩。唯有學會容忍不確定，人才有機會重獲生活的主導權。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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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聽到強迫症，第一印象就是「愛乾淨」、「整齊」、「有規律」；但真正患有強迫症的人，往往不是因為特別喜歡秩序，而是內心長期被焦慮推著走。清潔、檢查、排序，表面上似是習慣，實際上是一場重複上演的心理拉鋸。例如，有人每次出門前都會反覆確認門鎖、煤氣和電掣已經關上。明明已經檢查過一次，甚至兩次，理性上知道應該沒有問題，但腦海裡總會浮現「萬一呢？」對他們來說，與其要帶著巨大的不安出門，不如再檢查一次。於是，他們又再回頭看一次，再觸摸一次，再確認一次。出門前，短短幾分鐘的流程可能拖延至半小時、一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他們知道反覆檢查有問題，但因為那份不安感太強，不做點甚麼，實在很難忍受。

強迫症的可怕之處不在於某一個行為，而在於它形成了一個循環：先有不斷重複的強迫思想，然後引發焦慮，接著透過強迫行為來減壓；短暫安心之後，下一輪焦慮又再出現。久而久之，患者就被「不做就不安心」的感覺困住。這也是很多患者明知不必要，仍然無法停止的原因。

有些人會把這種情況歸咎於性格問題，覺得患者只是太執著。其實，強迫症的患者真正害怕的事情往往是失控。對他們來說，反覆檢查不是為了多做一點，而是為了把腦海中的災難畫面壓下去。問題是，壓得越用力，反彈往往越大，最後就變成惡性循環。

這種病最令人困擾的地方是它會偷走很多日常時間。一次出門，別人只花幾分鐘，而患者卻可能要花十幾分鐘，甚至幾十分鐘，為了完成一連串固定動作。如果中途有一刻分神，或者腦海裡突然冒出一個令人擔憂的可能性，患者往往又再重新開始檢查過。若症狀嚴重，連上班、上學、約會都會深受影響。

在旁人眼中，他們只是想得比較多，但對患者來說，卻是每天在跟焦慮搏鬥。他們實際上不想這樣重複著行為過活，有些人其實已經很疲倦，甚至很厭惡自己不停重複，但又覺得「不做不行」。那種明知不合理，仍然停不下來的無力感，往往最折磨人。很多患者因此自責，認為只要自己想開一點就好，覺得自己太麻煩，結果越來越不敢求助。

其實，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對強迫症都很有幫助。心理治療主要是認知行為治療，尤其是暴露與反應預防。重點是循序漸進地讓患者學習，即使不做某些重複行為，焦慮也不會永遠存在，會慢慢下降。至於藥物治療，則著重於調節腦內血清素水平，從而減少重複出現的思想及強迫行為。

強迫症不是「潔癖」那麼簡單，而是焦慮逼人重複又重複，務求每一步都要做得「對」。可是，問題從來不只是對不對，而是人已經被困在一個無法停下來的循環裡，不能自拔。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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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奏快的香港生活，我們經常聽到「精神健康」一詞，但「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對許多人來說，可能還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其實，這並非一種疾病，而是一個生物學事實：人類的大腦結構與運作方式天生就存在差異，就像指紋一樣，世上也沒有兩顆完全相同的大腦。

甚麼是神經多樣性？

神經多樣性一詞涵蓋了多種不同的神經發展狀況，最常見的包括：

• 自閉症譜系（ASD）
•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
• 讀寫障礙（Dyslexia）

據估計，全球約有15%至20%人口屬於神經多樣性群體。在香港，隨著診斷技術進步及大眾意識提高，愈來愈多小朋友及成年人被識別出擁有這些獨特的大腦「線路」。

當獨特的大腦遇上焦慮

對於神經多樣性人士而言，焦慮症往往是如影隨形的挑戰。研究顯示，他們患上焦慮症的機會遠高於一般人。常見的症狀包括：

1. 社交焦慮症：擔心因社交技巧差異而被排斥或誤解。
2. 廣泛性焦慮症：對日常生活中的變動感到過度不安。
3. 強迫症（OCD）：透過重複行為來尋求掌控感。

獨特的焦慮表現：與大眾有何不同？

神經多樣性人士的焦慮表現往往具有特殊性，如果不了解其背景，很容易被誤解：

• 感官過敏：對大眾習以為常的環境（如香港擠擁的地鐵站或聲音嘈雜的餐廳）感到極度焦慮，這源於大腦處理感官信號（聲音、燈光、氣味）的差異。
• 社交偽裝：許多人為了「顯得正常」而拼命隱藏自己的特徵，這樣長期演戲會導致巨大的心理疲勞。
• 對常規的執著：當日常生活的小細節被改變，他們可能會產生劇烈的焦慮，這與一般人單純覺得「不習慣」，有本質上的不同。

治療與挑戰：量身定制的方案

治療神經多樣性人士的焦慮症並不能「一刀切」，需要因應大腦的運作方式進行調整：

• 治療挑戰：傳統的心理治療經常問：「你現在感覺如何？」但對於部分神經多樣性人士來說，他們的大腦就像與情緒「斷了線」，很難精確地辨認自己正是在憤怒、恐懼，還是焦慮當中，更遑論用言語形容出來。如果治療師不理解這一點，病人可能會感到挫敗。
• 適應性調整：專業人士會將治療變得更具體化、圖像化；例如不問「你有多焦慮？」改用「焦慮溫度計」來衡量，或透過觀察身體反應（如心跳加速、肌肉繃緊）來學習辨識情緒。同時，將感官調節（如使用減噪耳機或尋找寧靜空間）納入焦慮管理計劃中。
• 藥物輔助：在醫生指導下，適當使用藥物，能有效緩解生理上的焦慮反應。

結語：及早識別，重拾自在的生活

在香港這個高壓力的社會中，我們不應要求每顆大腦都以同樣的速度和方式運轉。神經多樣性人士在應對焦慮時，往往比一般人付出更多不為人知的努力。

早期的正確診斷是關鍵的第一步。當我們理解了焦慮背後的「大腦線路」原因，治療才能事半功倍。如果你或身邊的人長期感到壓力過大、社交疲憊或難以適應環境，請勇於向精神科醫生尋求專業評估。及時的支援與理解，能讓每顆獨特的大腦能在香港這片土地上自在地呼吸。

聶偉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相信很多人也聽過「強迫症」這個病，但是坊間對此病症存在不少誤解。強迫症的患者會有重覆出現的思想、衝動、畫面或行為，但卻不是所有重覆出現的想法或行為都等於患上了強迫症。根據診斷標準來看，這些想法或行為是引起不愉快、焦慮或苦惱的原因。此外，患者知道這些想法或行為是過度或並不現實，也會嘗試對其不加理會、壓抑或制止；但是很多時候都不成功，而為此帶來困擾。所以，如果有人重覆去想著或做自己喜歡或享受的事，例如唱歌、購物、打機、賭博等，如果自己並不覺得過量或困擾，也沒有嘗試壓抑或制止，那就不是患上強迫症。

不少人都以為強迫症等於「潔癖」。雖然有部分強迫症患者的徵狀是害怕污染、重覆清潔或洗手，但其實強迫症也可以圍繞許多不同主題。對於不斷害怕自己身體或其他物件被污染的強迫症患者，可能會經常重覆洗手及清潔，或用大量梘液及時間洗澡；以圖減輕對被污染的焦慮。患者一般知道這些焦慮是過度或不合理，因而有時也會嘗試控制這些行為，但有時未能成功，因而產生困擾。其實重覆洗手或清潔也會對日常生活構成影響。相反，如果有人十分著重清潔，經常洗手；每天用很長時間清潔家居，但他相信這樣清潔是應當的，沒有過量，也不感到困擾；並沒有嘗試制止，也沒有影響日常生活，那便不是強迫症。

強迫症可以圍繞許多不同的主題，例如：有些患者也經常懷疑自己有沒有關好電制、煤氣或門窗，所以會重覆檢查；甚至離家後，也要折返家中幾次再度檢查。有些患者經常害怕自己做出一些傷害自己或他人，或褻瀆的行為，例如：撞頭、從高處跳下、用刀傷人或講一些侮辱他人或神靈的說話。他們並不是真想做這些行為，相反，他們很害怕自己做出那些他們也認為不合理的行為，因而用上很多時間及精力去抵抗或壓抑這些想法，並產生很大困擾。

另一常見的誤解是以為完美主義的人才會患上強迫症。醫學上的相關研究主要關於「強迫型人格障礙」──特點為執著、完美主義，有很高的道德標準，往往要求身邊的人亦達到他們心目中的完美水平。這種情況要對身邊的人造成困擾或影響生活及工作，並符合國際的診斷標準，才算是「強迫型人格障礙」。強迫型人格障礙與強迫症是兩種不同的疾病，但研究指出大約20%的強迫症患者同時患上強迫型人格障礙。可見不是所有完美主義者都患有強迫型人格障礙，亦不是所有強迫症患者都同時患上強迫型人格障礙。

正確認識強迫症，有助減少對這疾病的誤解，以及對身邊患有強迫症的親友表達適切的關心及提供協助。

葉沛霖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憂心戚戚：怕窮怕病

年屆80的陳老太(化名)自從老伴5年前逝世後便一直憂心忡忡，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與生活的需要，以及與家人的關係或為家人擔憂。最近因為憂慮中風，陳老太終於願意求醫求助。其實，她的焦慮徵狀明顯出現了一段長時間，可能在她與丈夫離別時已開始，故此治療絕對不可推延。這次求醫可成為她的轉機。

一般焦慮症的徵狀包括一些心理及身體的徵狀，例如為未發生的事情憂慮，無止境的擔憂總是揮之不去，不斷地纏擾著腦袋；心跳加速、手汗增加、頸梗背痛、頭痛頭暈、胸口煩悶、精神不能集中及失眠等。這些徵狀一直被患上焦慮症的人忽略，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能承受這些壓力。不過，就如「溫水煮蛙」一樣，若不好好處理問題，情況會惡化，影響正常生活直到難以控制的地步。陳老太正正陷入這種困境，她已由一般的憂慮步入「驚恐」，而她與家人的關係更趨惡化，甚至「百上加斤」，承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焦慮，困惑漸漸加深。焦慮症有幾個大類，包括廣泛性焦慮、恐慌症、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和驚恐症。陳老太需要由專業人士盡快作出診斷，並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

人到晚年，身體健康不如壯年那麼好是自然的事情，身體機能衰退實是在所難免。「生、老、病、死」是人人必經之路，踏入晚年，無須亦無法逃避。故此，我們要積極面對和接納這事實。基督徒相信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教訓：「不要為明天憂慮」(馬太福音6:25-34)。因為憂慮是徒然的、毫無意義的，也無補於事；沒有人為明天憂慮而能使他脫離困惑。怕窮怕病的焦慮本身不能改變現實，不如積極地面對。從心理治療的角度入手，我們可以運用正向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例如多感恩、少埋怨。

信仰可以幫助人面對焦慮。例如基督徒面對焦慮時，他可以將眼目轉向神，「你們要把一切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5:7)用感恩的心多禱告、祈求、交托。詩人曾在患難中對主說：「你是我的避難所，我的保障，你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詩篇91:2)

李耀「全牧師/博士

「心靈關懷 與神親密」講座講員

轉載自：《全心牧靈全恩療心》(療心篇)

親近神，重新得力，鼓勵你報名參加心靈關懷講座：

https://tdww.org.hk/2025/10/09/心靈關懷‧與神親密/

焦慮(Anxiety)是一種常見的情緒反應，當人面對不確定性、威脅或可能的危險時，便會經歷一種內在的不安感，伴隨著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負面事件的恐懼或擔憂。許多時，我們以為焦慮緊張只是純心理和情緒現象，但它其實也有生理上的影響，例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出汗、顫抖或肌肉緊繃，胃部不適，好像噁心、腹瀉、肚痛，甚至出現睡眠困難，如入睡困難或淺眠。受焦慮影響的人，認知上可能有偏差，過度思考潛在的威脅(overestimate the danger)，難以集中注意力，思維可能被負面或災難化的想法佔據。我見過的「廣泛性（經常）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患者往往用盡心力去憂慮一些不用擔心的事情，反而沒有空間留心真正要處理妥當的問題。行為方面，受焦慮影響的人可能慣性迴避特定的情境或活動，以避免引發焦慮，又會過度依賴安全行為（如反覆檢查、尋求保證），這也是一些患有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的人的典型表現。

焦慮本身並非病態，是人類生存的一種適應性機制，能夠幫助我們應對壓力和潛在的威脅。早在上世紀初，已有學者Yerkes & Dodson用一個倒轉的英文U字圖表簡要地描述壓力水平與表現之間的關係。該法則指出，適度的壓力或喚醒水平(arousal level)可以提升表現，但當壓力過高或過低的時候，表現反而會下降。面對學習和考試，適度的考試緊張感（例如時間壓力）能激發學習動力與專注力，但過度焦慮可能導致「考試恐懼症」，使學到的知識無法發揮。適當的工作壓力可以推動員工完成任務，但過量的壓力則可能導致倦怠、疲勞與失誤。在運動比賽中，適度的緊張感和興奮感能提升運動員的表現，許多被打破的世界紀錄也是在奧運決賽中做出來的。若是壓力過大，「心理質素不佳」便可能導致在爭奪金牌的時候出現失誤。簡單地說，過多壓力和焦慮會弄巧成拙，癱瘓我們的表現，越想做好的事反倒力不從心。

有人說過，中國文化鼓勵「憂患意識」。我對這課題沒有探究，更不知比起其他文化，中國人是否有更多憂患。不過，相對西方人，中國人的確非常重視儲蓄，「未雨綢繆」的觀念是非常明顯。我們自小被教導要「居安思危」、「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小心駛得萬年船」、「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等等。是的，這背後有潛移默化、塑造危機四伏憂患意識的文化，已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腦海裡。自然地鼓勵了焦慮，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時時活在過度焦慮之中而不自知，生活質素變差了，健康也更容易出現問題。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抗抑鬱藥的藥效一直是心理學和精神醫學領域的研究重點。這些藥物用於治療各種抑鬱症狀，包括情感低落、焦慮、睡眠問題和自殺傾向等。抗抑鬱藥的藥效是通過臨床試驗並進行評估而來的，首先是動物和人類安全測試，後來第二、三期臨床測試其有效性：將抑鬱病患者分為接受藥物治療和接受安慰劑（無效藥物）治療兩組，然後比較兩組之間的症狀改善程度。許多臨床證實抗抑鬱藥物在緩解抑鬱症狀方面比安慰劑顯著有效。抗抑鬱藥物主要用於治療抑鬱症，但它們也可以於其他精神疾病，例如焦慮症、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慢性疼痛使用；某些抗抑鬱藥物也可以用於治療失眠。

抗抑鬱藥的類型：常見的抗抑鬱藥物包括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血清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三環類抗抑鬱藥(TCA)和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I)等。這些藥物的作用機制不同，但它們都被認為可以調節腦部神經傳遞物質，從而改善抑鬱症狀。其副作用包括嗜睡、失眠、食慾改變、性功能問題和消化不良等。這些副作用的嚴重程度和出現頻率因藥物類型和個體差異而有分別。某些人對某種類型的藥物反應良好，而對其他藥物反應較差。這可能是由於個體的生物學差異、基因變異、病史和其他因素所導致。醫生應該考慮個體的特定情況。有時抗抑鬱藥物需要與心理治療（如認知行為療法）或其他治療方式（如運動、營養調整）結合使用，以求促進療效，提供更全面和更長期的效果。

抗抑鬱藥物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揮最大的療效。在開始治療後的幾週之內，病人可能不會立即感覺到明顯的改善；通常需要至少4到6週時間才能評估藥物是否有效，並且可能需要進一步調整劑量。醫生通常會定期監察患者的症狀和藥物反應，來確定治療的有效性，並做出必要的調整。抗抑鬱藥物對於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輕度至中度的抑鬱症狀可能對藥物治療反應較好，而重度抑鬱症狀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治療方案，包括藥物和心理治療的結合。要告訴醫生或藥劑師正在服用其他藥物，包括處方藥、非處方藥和營養補充劑。某些藥物可能與抗抑鬱藥物有相互作用，影響其效果或增加副作用的風險。

抑鬱復發和預防：抗抑鬱藥物治療通常需要持續一個療程（例如9個月以上時間），以預防復發。即使症狀已經改善，為確保穩定療效，病人停藥的過程應在醫生監督下進行，才可逐漸減低劑量，以減少復發的風險。如果長期使用抗抑鬱藥物後突然停藥，可能會出現戒斷症狀，例如頭暈、噁心、焦慮、失眠和情緒波動。每個人對抗抑鬱藥物的反應都是獨特的。因此，選擇適合的藥物和劑量需要個體化的評估和試驗。醫生通常會根據患者的病史、症狀嚴重程度和其他相關因素來制定治療計劃。如果一種抗抑鬱藥物對患者無效或引致不可忍受的副作用，醫生可能會考慮更換藥物。有時需要進行多次嘗試和調整劑量，務求找到最適合患者的治療方案。

個體化治療：醫生通常會根據患者的病史、症狀嚴重程度和其他相關因素來制定治療計劃。一些特殊人群，例如孕婦、哺乳期婦女、兒童和青少年，以及老年人更需要特別和個體化的治療方案。

黃志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38歲的大明(化名)是中度學習障礙人士，年青時出現強迫症徵狀，服用抗抑鬱藥物後好轉了。某年，他在家中意外跌倒，導致視網膜脫落；隨後失明，進入院舍居住。6個月前，他被診斷患上認知障礙症，需依賴院舍全天候照顧。唯及後經精神科醫生詳細評估，重啟抗抑鬱藥物治療後，行為及精神狀況漸趨穩定。」

因不同先天和後天因素影響而出現的學習障礙人士，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有一般學習障礙的人佔人口大概1-3%，他/她們大都要面對不同成長歷程帶來的種種困難，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和適應社會的重大挑戰。尤其是一系列未被察覺的健康需要、不理想的健康指標，甚或比平常人口更短的存活率。他/她們對比平常人口，有兩至三倍機會患上精神病患。雖然香港過去支援學習障礙人士的社會服務有長遠的發展計劃，當中包括融合政策、社區住宿及照顧服務，特殊教育及職業訓練。唯同期相關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總量擴展參差，故大部分健康指標未能出現明顯的相應改善；更時有偶發照顧者未能適應畢業同學家居照顧的事故個案。

大明是典型有精神病患共病的學習障礙人士，也經歷不同身體病患，並在中年出現認知障礙症。與香港大部分為學習𥕞礙而設的住宿服務一樣，都要開始面對年長舍友因病(如認知障礙症)帶來的額外服務需要。按照聯合國公布的《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5條，殘疾人包括學習障礙人士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中國香港與不同國家和地區都要推行不同措施，打破學習障礙人士接受健康與康復服務的屏障，如建立便捷轉介渠道；加強精神科學習障礙服務；在精神健康政策與服務制定過程中加入學習障礙人士的聲音；促進精神科與康復服務的合作；提昇服務團隊對挑戰行為專業處理；增加專職同工和照顧者識別精神疾患的知識等。

就不同程度學習障礙人士的自決能力和最佳利益進行詳細專業評估，有需要時，可引用相關香港法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中第IVB部的監護令、第IVC部的醫療及牙科治療、第III部31條的覊留觀察安排，保障為學習𥕞礙人士診斷和醫療服務的提供，長遠提升身心健康。香港與其他地區國家也應恆常檢視健康與康復資源投放，按照社會資源分配的公義準則，持續加強相關服務。在香港可考慮加强醫院管理局為學習障礙人士整體醫療服務，並加快完成《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各項措施，讓香港相關服務更貼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造福學習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