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有些患上憂鬱症或其他精神障礙的人似乎是在毫無預警之下自殺喪生（註一），令到其家人及親友震驚，哀傷欲絕，並且質疑自己忽略死者的情緒，因而感到內疚及自責不已。確實有不少人對發病的家庭成員的情緒病徵不甚了解，更不會察覺到任何復發病徵或自殺（及與家人同歸於盡）的危險。況且，有不少患者刻意（或無意）收斂自己的情緒，壓抑內心的痛苦，並隱藏自殺念頭及行為。這種「隱藏憂鬱」(hidden depression)可能出於文化因素及個人性格，或因為不輕易表達情緒（正所謂「流血不流淚」），又或者不想令家人擔憂，不想變成家人的負累。這些情況以男性患者居多，特別是高齡人士。

不單如此，有些人偶爾會表現出「微笑憂鬱」(smiling depression)的現象，即是患者表面上強顏歡笑，還會照常工作，甚至參與社交活動，但內心卻極度憂鬱（註二）。慶幸這種裝扮出來的情緒很難長時間持續，而且往往在一些細節中露出憂鬱或自殺的破綻，例如茶飯不思，有睡眠失調等生理病徵；另外，坐立不安，有興趣驟降等情緒及認知病徵；甚至出現一些異常行為，例如把個人珍惜的物品贈送給他人，在網上留下奇怪說話或囑咐，以電話向親友問好及說再見等，像是要話別的行為。

患上這類「隱藏憂鬱」或「微笑憂鬱」的病人，大多數確診之時，病情已經相當嚴重。由於一般抗憂鬱藥物需要一段時間（兩、三星期）才能真正產生效用，故此有真正自殺企圖的人實在會有生命危險，需要緊急干預治療，包括進入醫院接受觀察及保護。可惜，這些病人往往不會自願留醫或接受深切精神治療，因而要強制性醫治。可是，在人權掛帥的社會，這種強制送院的行動不能輕率執行，否則會遭受挑戰。

長久以來，「腦電盪治療」(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比藥物治療更快有效，但一般需要在醫院及麻醉師監察下進行。近年，出現一種更快又有效舒緩憂鬱及自殺念頭的噴鼻式抗憂鬱藥物。由於其性質含有非常低量的「氯胺酮」（俗稱「K仔」），可能出現一些「分離性」(dissociative)副作用，因此需要在醫護人員監察下使用。無論如何，即使病人未達強制送院的危險程度，家人全時間輪更式在安全環境下緊密看守照顧他們，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耶和華親近心靈破碎的人；靈裡痛悔的人，他將拯救。」（詩篇第三十四篇18節）

麥基恩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註一：大部分自殺的人即使有衝動的性格，並不會短時間內或一開始憂鬱便做出自殺行為。根據研究指，自殺的過程通常需要一段時間，自殺者首先認為人生沒有樂趣，因而感到無助無望，然後想到「不如患重病或意外死去便好了」，之後才會想到主動了結自己的生命，繼而考慮最能接受的自殺方法；接著，會測度自己的計劃是否實際，例如往天台觀看情況或購買毒藥。大概在認為準備充足之後，自殺者才會正式採取行動。因此，若果能夠在其自殺念頭萌芽早期加以輔導及醫治，許多時可以預防自殺行為出現。當然，假若出現額外的刺激（例如被人追債、夫妻爭吵），自殺過程有可能縮短。

註二：有部分確診為憂鬱症的病人（特別是初發病的年輕男性），實際患上躁鬱症，只是憂鬱發作。由於藥物治療方法有所不同（大多需要情緒穩定劑多於抗憂鬱藥），所以在診斷時需要先分辨清楚。

近來發生了多宗照顧者悲劇，而其中也揭露了精神復元人士照顧者長期積壓的無聲壓力。有一名父親，因為無法承受照料患自閉症譜系障礙及強迫症女兒的重擔而釀成慘劇。這事件不僅是家庭悲劇，更是社會對精神復元照顧者支援不足的警號。我們懇切呼籲社會，正視照顧者與精神復元人士的困境：

精神復元人士因不同原因而出現情緒波動、幻聽或妄念，照顧者往往面對雙重壓力，日常生活24小時擔心親人出現不可預測的情況；更甚者，社會對精神疾病污名化而使照顧者承受「隱形壓力」，導致照顧者因歧視而減少社交，陷入孤立的困境，他們甚至不願意開口救助。其實社會上不乏資源，照顧者宜善用社會服務，例如使用「照顧者支援專線」182 183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等等。這些服務都可以幫助照顧者打破「孤軍作戰」的循環。

政府也需要致力消除社會之中的歧視文化，以及幫助照顧者正確認識精神疾患。精神復元人士的「異常行為」經常被大眾誤解為危險信號，加劇照顧者的內疚與自責；而家屬因為缺乏疾病知識，將患者的行為誤認為「故意作對」，導致關係破裂。社會需要透過持續的公眾教育推動改變這些誤解和歧視。香港心理衞生會自澳洲引入的「精神健康急救」課程就是協助照顧者與公眾的實用工具，能夠幫助市民大眾學習辨識思覺失調、抑鬱症等症狀，當中包括介紹如何應對危機及認識社區資源。

此外，發生了的悲劇不應加深社會對精神疾病污名化，社會更加應該摒棄歧視精神復元人士及其照顧者與家庭，反而要建立「精神健康友善社區」；政府需要加速建立「照顧者資料庫」，以便提高效率識別高危個案。唯有令社會大眾能夠更廣泛認識及重視精神健康，方能有效避免此等悲劇循環發生。

程志剛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

假如手機收到由一位長者發給你的訊息：「我好辛苦，我不想活了！」你有甚麼反應呢？

要是長者年老體弱，自然離世，我們縱然難過，也容易接受。如果得知長者是自殺身亡，我們會更痛心；對死者的家人、朋友的打擊更加大。長者為甚麼自殺呢？

人面對壓力之時，會產生迷茫、無助，找不到出路等感覺，透不過氣來。久而久之，便不願再面對現實，想逃避、放棄，最後便以自殺來結束一切。長者面對的壓力不輕。退休後，再沒有收入，覺得在家庭和社會上已沒有他們的位置，遂產生自卑和負面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長者經常掛在嘴邊：「年紀大，機器壞。」長者身體大小毛病接踵而來，他們的生活質素，甚至自我照顧能力都會受影響。有些疾病（如擴散的癌症）更帶來軀體的痛楚，使患者生出自我解脫的念頭。另外一個長者要面對的現實，就是年長的家人、好友先後離世，令他們不禁想到自己很快也會走上這條道路。若相依一生的老伴離開，對長者更是極大的打擊！

面對種種壓力，長者的情緒一定會受到影響，不能開心起來。很多人認為「唔開心」在長者中是很普遍，或是「正常」的情況；並認為只要他們「睇開啲」、「多啲搵人講吓，開解吓」，就可以解決情緒問題。這樣便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也會令我們忽略更重要的問題，就是長者患上憂鬱症。憂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病。患者除了情緒持續低落之外，還會對事物失去樂趣和動力、社交退縮、睡不好、吃不下。患者腦海充滿負面和消極思想，覺得無助和絕望，甚至產生輕生的念頭，最後自殺了結生命。

壓力會誘發憂鬱症。年紀大，抗壓能力也較弱，所以不難理解長者較年輕人更易患上憂鬱症。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顯示，約5.0%的成年人患有憂鬱症，但60歲或以上人士則有5.7%。憂鬱症患者的自殺率較一般人高出超過十倍，所以我們見到長者的自殺率高過一般成年人。

長者若然患上憂鬱症，只要接受合適的治療，便可以痊癒。所以千萬不要以為年紀大就是這樣。當你知道有長者「唔開心」，就要多關心、了解他們。若有憂鬱症的跡象，就要鼓勵他們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意見和幫助；通過合適的治療，便可從憂鬱的陰霾走出來，避免走上自殺之路。

最近讀到一則令人心傷痛的消息。一對恩愛夫妻的其中一位患上癌症住在醫院，另外一位卻被發現從高處墮下。人生總會遇到壓力、困惑、傷心和感到絕望的時候，希望大家能夠打開心窗，尋求幫助。如果發覺自己有憂鬱情緒，就要盡快求醫，使自己的情緒改善，好讓自己有力量面對眼前的困難。

我們也可以依靠上帝，把一切交託給衪，因為祂說過：「我的恩典足夠你用」(哥林多後書12:9)。

王明爍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香港心理社會康復協會主席

市面偶然發生了一件事，雖然實質造成的傷害並不嚴重，但卻引起民眾激烈不滿的反應。假若當局處理不妥善，會引致更嚴重及長遠的批評指責，甚至各種抗議和索償行為。

究其原因，可運用著名的「憤慨因素」(outrage factor)來理性分析。這「憤慨因素」出現在美國風險管理專家桑德曼(Peter M Sandman)的著名方程式之中：風險(risk)=危險(hazard)+憤慨(outrage)。

假若一件事情的「危險」性高，而大眾的「憤慨」程度偏低，通常不會出現嚴重「風險」。即使是「危險」性低，若然「憤慨」程度高的話，仍會出現過度反應的「風險」。桑德曼指出，就是因為這「憤慨因素」，2004年當美國發生了一單「瘋牛症」(mad-cow disease)處理不當的事件後，便引起全美國禁食牛肉的風潮。

近日一個相似例子，便是位於新界皇后山的屋苑發生食水污染問題。雖然政府以科學精神澄清食水絕對安全，但由於居民對政府的遲緩反應表現得相當「憤慨」，加上傳媒的報道，這看似「危險」性低的事便被演化成新聞大事。

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列維特(Steven Lewitt)及杜布納(Stephen Dubner)在其名著《怪誕經濟學》(Freakanomics)書中引用類似心理感覺來解釋美國社會一些看似不理性的現象。他們以泳池相對槍枝的安全性為例證，指出在社區內，若家長知道某同學家中有槍枝的話，便會阻止子女到這家活動，但會鼓勵子女到有游泳池的同學家中玩耍。根據兒童死亡的數據顯示，美國兒童在泳池溺斃的機會是11,000分之一，而死於意外槍傷的則只有一百萬分之一。作者指出，當年美國有六百萬家庭有泳池，每年約有550名十歲以下兒童溺斃，而有175名兒童死於槍下。作者們解釋這不單是恐懼死亡的心態，因為每個人肯定知道遲早會死去，最主要問題是死亡機會的「緊急性」(imminence)。若在短時間內死亡，相對於日後才發生的情況，恐懼的心理會更明顯。故此，美國國會同意花更多政府資源來防止發生率低但可隨時出現的恐怖襲擊；反而投放較少金錢來預防發病死亡率高且影響龐大人口的心臟病。原因是這致命的疾病在相對長時間之內，缺乏「緊急性」。另一個相關因素是可「控制性」(controllable)*（註）。由於一般政治家認為預防恐怖襲擊屬於可控範圍，而心臟病發死亡的預防措施（例如禁售薯條）並非實際可控，故此對付恐怖襲擊（比心臟病）仍有優先條件。當然人民對於恐怖襲擊出現而產生桑德曼所說的「憤慨因素」，相比心臟病發死亡，也肯定高出很多倍。

舊約聖經士師記第十九至二十章記載了以色列族中利未支派一位背夫行淫之妾，在丈夫把她從娘家接回家途中，慘被便雅憫支派的人性虐待至死的事件。這少數人的罪行引起了整個以色列族人非常「憤慨」的情緒，要帶兵向便雅憫支派問罪。唯緝兇不果，因而爆發多場激戰，導致雙方死傷慘重，差不多把便雅憫支派的男丁滅盡。

麥基恩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註：同樣理由可以解釋為何一般人懼怕乘坐飛機多於其他交通工具。由於大部分人認為汽車意外是可控的，誤以為飛機的意外是不可控。即使美國的數據指出，每年汽車交通意外死亡人數遠遠高出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