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2018年起在堂會擔任牧職，除了成為一位「教牧新鮮人」要面對眾多適應外，旋即在事奉工作上面臨許多既新穎且艱難的挑戰，例如：社會運動下如何與弟兄姊妹同行、疫情之下如何運用網絡舉辦聚會、移民潮下如何安排事奉崗位的出缺與牧養，甚或面對自己服侍的堂會的堂址變遷，通通都叫我這位初出茅廬的傳道者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那種種連前輩牧者都未曾面臨過的牧會困局，叫人求助無門、心力交瘁！不過，令我倒下去的最後一根稻草，卻不是這一切來自外在的期望與壓力，而是源自自己內心的完美要求和無休止的內耗。

面對過去那三年疫情，教會在線上與線下的聚會運作，本來就已經需要極高的應變能力和靈活性；對於習慣了需要高度計劃性與結構感的我而言，置身其中實在難免要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份重壓並非來自教會領袖的關心或查詢，更多是源於自己對自己的期望。隨著年輕人的生活日程漸趨忙碌，他們出席教會聚會開始不穩定。雖然堂會並沒有人拿著KPI來督促我，但我卻每週在數字遊戲中過活，如坐上過山車。面對著每週的患得患失，加上弟兄姊妹的生命總有高低起伏、喜怒哀樂，我開始陷入不斷的自我懷疑與反省：究竟還有甚麼是我仍未做得夠好、未到位？又或者，有甚麼是我做得太多、應該學會收手？

不記得從甚麼時候開始，我罹患了「週六恐懼症」(Saturday Phobia)。在每個需要迎接青少年聚會的週六前一晚，我的睡眠特別差——不是在半夜驚醒，就是清晨過早醒來，無法再入睡。我渴望看見教會中的年輕人，卻又無比恐懼，不知道那個週六將會遇上何等突發狀況。當時的我甚至不敢向任何人提起這份壓力和身體的真實反應。因為我總告訴自己：「身為教牧、傳道者，本來就應該為主燃燒生命。如果連這一點點耗損都熬不過，實在太不像樣。」我苛待自己到了一個地步，哪怕只是對自己好一點——吃一頓美食、去一趟「宅度假」(Staycation)，內心都會泛起強烈的罪疚感；更遑論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些日常了。深怕讓別人覺得作為傳道人的我生活揮霍奢華。

就在那段日子，也就是疫情結束前幾個月，我終於第一次確診新冠肺炎。除了足足一星期關在睡房自我隔離外，服侍的堂會也因為我帶菌的原故，連其他同工都染病，不得不暫停一次主日崇拜。有差不多48小時，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在半夢半醒間，自責與內疚縈繞著我整個人。我甚至開始認真地思考，自己是否還適合繼續擔任傳道人，也想過是否應該請辭？感謝主！我沒有衝動亂作決定。正是在那一週於病榻中經歷了徹底耗盡(Burnout)，讓我決心病癒後，必定要尋找到一條出路。（待續）

黃立基牧師

上文提到，教牧同工需要在一周有限的工作時間內，兼顧恆常運作的不同聚會與預備工作，本身已導致傳道者要犧牲許多堂會事奉以外的個人和家庭時間。另外，面對外在環境的期望和要求，往往驅使我們要「再努力多一點」，承擔許多未必屬於傳道者本位或必要的工作。

基督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特色相比由中央教廷統一管理的天主教教會，我們擁有眾多起源於不同歷史背景的宗派，在不同宗派中又各自承襲不同的屬靈傳統、體制、教義，以及教會管理和事工特色。如果細看每個宗派與堂會源遠流長的傳統起源與傳承，便能看見許多屬靈先賢的偉大榜樣和優美腳踪。不過，當這些經歷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的傳統或體制沒有隨著時代的轉變，以屬靈的眼光重新進行檢視、辨識與取捨，往往令到當下教會內的教牧工作變得更加繁重，百上加斤。

舉例，有些堂會承襲了沒有女傳道人講道或施行聖禮的傳統，這兩項工作只能全數由男性教牧承擔；又例如有些堂會每天開放，即使在人手短缺或通訊設備發達的今天，仍然堅持教牧同工必須在教會當值，只為隨時接待偶爾到訪的街坊；又或者，某些堂會的體制在過去數十年來為教牧晉升按立、信徒領袖的選立設置嚴格的要求與條件，以確保其事奉心志與屬靈生命的標準；但是多年未曾更新的條款，卻叫教會中能夠興起的新一代領袖變得寥寥無幾，導致事奉的重擔最終只能集中在一小撮教牧同工和長執領袖身上（或許，你還能想到更多類似的例子）。

除此以外，還有普遍華人教會對「事工永續性」的執著（詳見先前《結束的勇氣》一文），使堂會的事工和聚會總是「有增無減」。無奈，自2021年開始的移民潮，為香港教會帶走了平均20%至30%的弟兄姊妹，當中更以教牧同工流失的比例最高，以致今天鬧「教牧荒」的宗派和教會比比皆是。這還未把教牧同工被直接或間接期望去追趕種種有形、無形的KPI（如崇拜及團契出席人數、信主人數、事奉人數、奉獻升跌、參與門訓積極性、擴堂奉獻等）計算在內。

在縱向歷史傳統的期望、橫向聚會事工的拉扯，以及實際人手資源匱乏的現實下，今天的教牧同工似乎只能選擇努力、更加努力，唯這樣的努力，卻看似找不到出路。

黃立基牧師

近幾個月，我拜讀台灣心理諮商師周慕姿的著作，以《情緒勒索》一書為首，一連看了幾本，尤對《過度努力》特別深刻。作者在書中分享，由於原生家庭的成長歷程、父母所給的教養，決定性地塑造了孩子們的自我形象、追求價值和愛的途徑，進而影響成年後建立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作者解釋，在成長中未能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有可能表現出過分討好、完美主義、情緒封閉或自我中心的行為。我細讀這作品之時，也不時想起作為教牧、傳道者，也在工作事奉上很多時「過度努力」，造成我們在牧養職事上遇上種種困難、乏力、耗盡，甚至間接引起各樣的身體或情緒疾病。

早年在網上社交平台看過一些形容教牧傳道工作內容的圖片，對其中一幅以冰山表達的圖特別深刻。圖中的海平面露出冰山一角，象徵教牧站台或公開場合的工作，例如講道、教主日學、崇拜主禮、帶領祈禱會或團契等，在週末見到傳道人忙得團團轉。不過在海平面之下，有大部分弟兄姊妹未必看見的事奉，例如上述聚會的預備工夫、撰寫講章及牧函、關心會友並約談，甚至設計聚會宣傳海報、書寫事奉報告和預備各個會議的行政工作。早前《不務正業的傳道人》一文提到，銳意進入不熟悉的牧養群體的傳道，更要花上不少時間學習該群體的語言文化，並和他們（例如青少年人）生活同行。

提到以上林林總總可見和不可見的事奉工作，我並不是趁機吐苦水。我相信有不少教牧同工跟我一樣，明白並樂意履行以上一切的工作。只是一星期時間固定了，教會中每個星期的聚會恆常運轉，在有限的時間中作成上述那麽多事情，除了不斷提升每項工作的效率之外，就只有延長工作時間。無怪乎很多委身的教牧同工沒有固定下班時間，甚或連休息日也用來預備講章；又或受堂會的章程所限，即使超時工作也未必獲得補假。這導致很多傳道者牧會之時，不得不犧牲個人休息、娛樂、運動時間；長此下去，更要取捨自己的家庭、社交和健康。(待續)

黃立基牧師

「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溝通動態，指一個人利用個人情緒（例如生氣、威脅、嬌嗲做作、內疚感、恐懼感、自殺念頭等）去迫使另一個人不得不順應自己的意思作出某種反應或行為。例如一位女子以「共築愛巢」為由要求男友購買住宅共住不遂，便表現出「要生要死」的行動，以之強迫男方就範。這種行為與尊重、溝通、讓對方自主決定的態度有天淵之別。情緒勒索又有哪些心理因素呢？

參考維基百科的分析指出，情緒勒索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1947年Fritz Redl，是有關老師在難教學生的班房中的處理方法(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ans of Women Vol.11-12,p.10)。另外，在1971年早期，德國女作家Esther Vilar也用這名詞來描寫一些母親管教家中多位子女的方法，以「撤回母愛」來要挾子女服從；不過書中也提及這些母親會把麻煩及討厭的子女問題交給丈夫處理（The Manipulated Man）。

根據美國臨床社工Susan Forward在其1997年的著作《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一書中的意見，「情緒勒索」的核心元素有下列三方面（又稱之為FOG手段）：

一、利用恐懼 (Fear)：例如「如果你不這樣做，我將會那樣懲罰你！」

二、利用義務 (Obligation)：例如「你如果不這樣做，怎可以算是我的好女兒？」

三、利用內疚 (Guilt)：例如「假如你不這樣做，將會令你的父親蒙羞。」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使用這種「情緒勒索」的人，往往承擔四種角色：

一、扮演懲罰者 (Punisher)：對於不服從的子女，將會直接或間接遭到懲罰（例如不准外出）。

二、自我懲罰者 (Self-punisher)：面對不服從的子女，父母將會懲罰自己；例如不能飲食或不睡覺。

三、成為受害者 (Sufferer)：面對不服從的子女，有父母會把自己變為受害的人；例如搬進老人院，然後孤單地死亡。

四、作為逗弄者 (Tantalizer)：最初會提供一些獎勵或好處誘導對方服從，成功後，會把要求提升，至終成為過分要求；例如初時表示子女成績合格，便可以去迪士尼樂園遊玩，其後卻要求他們成績優良，甚至要考到全班第一名，才可以出發遊玩。

聖經原則上不贊成以語言傷害他人，包括情緒勒索，相反教導人彼此說勸慰、鼓勵的好話，原因是「有人說話不慎，好像利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能醫治人。」（箴言12：18）

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我在教會中成長所得的認知，及至獲得一些資深教牧的分享和教導，認識到傳道人應該仿效早期教會的使徒榜樣：「至於我們，我們則要專注於禱告，以及傳道的侍奉。」（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六章4節）傳道人接觸的會友的處境的確是五花八門，應對他們生活上的難處和生命中種種的需要，真是有一種想自己成為「通才」的期望；至少可以回應他們的話題，在某些領域可以順暢地交流。然而，我也曾聽到資深牧者說：「作為傳道牧者，就只專心作傳道的工作；社工的工作就交給社工；輔導員的工作就交給輔導員；地產代理的工作就交給地產代理。」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問自己：「是否沒有忠心地在祈禱和傳道的事奉崗位上？是否太貪心，連別人的事也顧著？」然而，當我們回顧自己在教會成長過程，也面對過不少「不吃人間煙火」的傳道牧者。他們不太理會我們的生活處境，不太懂我們的「語言」，也不太明白我們面對的困難，就輕率地拋下一些屬靈的原則、信仰的口號，甚至教導過的聖經金句；讓身陷困境裡的我們，不但自己的難處沒有被聆聽，還被評價為未符合信徒標準。

作為傳道人，當然知道要以聖道和聖禮作牧養的核心目標。曾經作為社工的我也深深明白，倘若未能與受助者建立信任的關係，無論是輔導、說教或同行，肯定變成事倍功半。倘若我們所信的主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也甘願在我們身處的時空和血肉軀體中受限，與我們一起生活起居，用我們的語言跟我們建立關係，從而讓我們領受天國的道理和從祂生命的榜樣學習愛的功課；作為祂的門徒又豈能獨善其身呢？加上作為青少年的牧者，學習他們的語言與興趣、他們生活起居的方式，以及投入他們的生命場景，就更加能夠令我的服侍變得多姿多彩，但卻讓我的工作顯得「不務正業」。

作為青少年牧者，我早年花了很多時間學習玩他們的手機遊戲，聽他們愛聽的流行音樂，看他們追的動漫劇集；甚至在過程中，也讓自己有一點點沉迷，以致我能更明白他們廢寢忘餐的狀態和跟父母衝突的心境。我也會去動漫展會場跟cosplay的他們合照，在他們搬家後陪他們在新社區遊逛，出席他們的學校開放日、畢業禮，以及陪伴他們放榜。

到了今天，我還會抽時間出席他們每一個週年音樂會；關心他們的戀愛狀況及與情人的關係近況；聆聽他們擔任大學內閣幹事（上莊）和住學校宿舍的生活點滴。我清楚知道，我不是要單單當他們的朋友，還要在他們的生活場景中與他們真實同行，並且要適時引導他們以信仰價值觀回應生活處境，又以個人的生命見證作為他們學習的榜樣。這才是一切「不務正業」的活動日程務求達到的最終心意。

黃立基牧師

從北到南的意大利旅程最後一站，是我沒有想過會造訪的拿坡里。我除了知道這城以那不勒斯黑手黨組織聞名之外，一無所知。我到訪這裡，純粹是隨意在Facebook聯絡移居到那裡的斯里蘭卡朋友，問是否仍住在那裡？想不想我順道探望他？我認識這位朋友，因為在十多年前，我在斯里蘭卡出席一個教會會議而認識當地人。十多年來溝通不到二十次，可算是Facebook朋友。

沒料到他在Facebook Messenger一口答應我，還主動推薦我下榻他工作的旅館，又答應有空便帶我四處逛逛。多年來，以近乎「筆友」（也是現代的Facebook Friend）的身份重聚，既期待，又尷尬，我甚至想像如果我誤入騙局，應該還來得及預訂另一家旅館。但是打從他來到地下鐵站那刻開始，我的煩惱一掃而空，心中更慶幸有來拿坡里這最後一站。

還未出發去旅館，他已經熱情地招呼我在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隨即互相問候，分享近況。本來十多年沒有見面的朋友，大概會風花雪月，應酬一下便可；但我問候之下，他竟然開始分享家中的情況、他與太太的關係，以及他太太的身體情況等等較私人的話題。他的真誠分享不但讓我感動，他還幫我帶行李上樓，又在一早一晚兩份工作中間擠時間出來陪我找吃的、玩的，我的感激之情實在無法言喻。

到了第二天，他在旅館的工作完成後，又會合了我，帶我到附近的教堂遊逛。不過在我會合他那一刻，我感覺他有點心緒不寧、神色有異，所以我就直接問他是否發生了特別事？他坦誠地跟我分享，他剛剛收到姐姐從斯里蘭卡給他的來電，告知他爸爸確診患末期肺癌的消息，而且他爸爸未知情。我的朋友一方面非常擔心爸爸，另一方面也在煩惱是否要立刻趕回老家探望爸爸。

那個時候，我倆剛好走進一家天主教教堂，那是我朋友平常參與彌撒的教堂。在那裡有專門用斯里蘭卡語舉行的彌撒，服侍當地不少斯里蘭卡僑民。走到正堂長椅的時候，我心裡有一份感動，要跟他說：「不如我就在這裡為你爸爸和你一家祈禱吧？」無論使用英語禱告，抑或在心亂如麻的朋友面前說合宜的話，那一刻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不過由於心中的感動逃避不了，就硬著頭皮作出禱告。在那一刻，我深深明白了，為甚麼在這意大利旅途中，上主會安排我來到拿坡里。

既為他禱告了，我也鼓勵他不用再陪伴我，可以先回家休息，整理好思緒，再跟太太商量下一步怎樣做。到了晚上，我們再聚在一起吃飯之時，他不斷跟我說不好意思，中午未能好好接待我。我則回應他：「我早年爸爸患癌去世，深明你此刻的感受。」就在我短短到拿坡里停留這兩天，竟然讓我與慌忙失措的他同行同禱告，我更肯定這是上帝的安排。最後我打趣地安慰他：「牧師最擅長甚麼？就是禱告，只是我結結巴巴的英語禱告讓你受罪了！」

（後記：意國旅程回港之後一周，我的朋友也回到斯里蘭卡探望他爸爸，陪他走完世上最後十多天的旅程。目前朋友已經回到拿坡里，慢慢重拾他的生活節奏。）

黃立基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