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娟（化名）是一名長期病患的照顧者，她的丈夫三年前患上柏金遜症；病情一直没有好轉，現時起居飲食都需要她全程照顧，情況惡劣。小娟飽受焦慮抑鬱情緒困擾，最近獲『照顧者小組』介紹，完成精神健康急救課程。對認識和管控情緒有很大幫助，她也對識別丈夫的情緒有更大信心，減輕照顧壓力。」

世界衞生組織在2001年為精神健康下定義：「個人在健康的精神狀態時，可以掌握自身的能力，應付日常生活壓力，在職場作有果效的工作，對身處的群體作出貢獻。」正向心理學研究發現，精神健康元素包括滿足、快樂、關係、連繫、意義和目的。生活中的連繫和意義都是預測良好精神健康的重要元素。良好的精神健康有助減少兒童、青少年以至成人時期的精神疾患，減低自殺率和不同的健康高危行為；同時也增加身體疾病的復元機會和減輕死亡率。此外，在改善教育和學習、受僱工作的成效，減少社會罪行和暴力，以及增加個人抗逆力，都有一定禆益。

要精準地推廣精神健康，有必要循三級框架為不同受眾保障整體人口的精神健康。在香港、不同國家和地區都試行過不少按照不同成長階段而設計及具有實證的第一級别推廣計劃，例如對兒童教養有方，支持青少年人成長有道，又幫助成年人正向生活，以及協助在職人士樂活職埸，為長者未雨綢繆邁進金色年華等等不同的精神健康焦點；第二級別計劃主要提供相關推廣予次健康人士，如貧困兒童、獨居長者和長期病患的照顧者；第三級別針對患有精神病的復元人士。研究發現，他/她們有8-30倍機會生活在不理想的精神健康狀態之下。今天香港和世界各地一樣，發展了不少運用復元概念的介入服務，保障精神病復元人士的身心健康。

小娟是長期病患的照顧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面對丈夫的疾病，個人生活也遇到種種適應問題。心理抗逆力是個人面對、處理和適應逆境時，出現的能力。貧窮、喪親、受虐和戰爭是常見的逆境例子。善用不同家庭、學校和社區的保護因素，往往能幫助面對逆境的人士掌握更好的認知技能，例如情緒管控、與照顧者的良好關係和學術進階，加強個人抗逆力。相反，個人精神疾患(如焦慮抑鬱)往往對個人抗逆力帶來負面衝擊。香港有足够條件考慮加強個人抗逆力介入服務，對增強整體精神健康、預防精神疾患和加快疾病復元有一定幫助。可以採用同樣三個級別的框架設計，推廣相關介入服務，全面涵蓋全人口；幫助面對短期和長期逆境的人士，促進並加强個人抗逆力，朝向「精神健康，全民共享」的願景邁進。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小明（化名）是一名中學五年級學生，來自一個貧困的單親家庭。他因為學業成積下滑和在外接觸不良份子，養成吸煙和逃學習慣，開始接受訓導老師的輔導。面對未來的考試壓力和生涯規劃，展現了一籌莫展心態，出現失眠和焦慮情绪。」

世界衞生組織估計普世人口因精神疾患佔整體病患負擔18%，而10-24歲人士中整體病患負擔佔48%。一般相信上述數字被大幅低估。在1990年至2010年之間，精神疾患及藥物誤用的殘障指標上升達38%之多。全球有80%精神病患者居住在中低收入的國家。這些駭人數字背後有四方面的成因：一、精神疾患有高發病率；二、大部分疾患都在成年時期前出現，當中50%在14歲或之前經已出現；三、精神疾患對身心社群都有廣泛負面影響；四、相關的治療及預防服務甚為短缺。2010年有全球評估因精神疾患原故帶來的社會經濟損失多達25萬億美元，並預計2030年有關經濟損失將會倍增至60萬億美元。

香港大力倡議改革基層健康服務的同時，有需要正視基層精神健康的龐大需求。在治療精神疾患，預防精神病患和推廣精神健康等方面按照分配社會資源的公義原則，加強發展基層精神健康服務。廣泛推行有實證𥕛礎的基層精神健康介入服務，改善人口精神健康素質，減低相關經濟損失。一般基層精神健康介入服務包括三個層面：針對預防精神疾患，推廣精神健康和促進個人心理抗逆力。每個層面可再細化為三級，就是減低社會風險因素，增强社會保護環境，向面對短期甚至長期精神健康挑戰的不同受衆提供適切支援。小明是面對短期精神健康挑戰的典型例子，能够為他提供適切基層精神健康預防服務，讓他成功過渡不同的成長危機，幫助預防精神病患出現。

要預防精神疾患，第一級預防工作可就減低不同風險因素著手，例如改善社會不均現象，保護幼兒及青少年的成長，更有效控制吸煙、酗酒、藥物誤用、不良飲食甚至網癮等高危行為，以及加强個別疾患（如焦慮、抑鬱、認知障礙、自傷行為）的預防工作；對不同風險群組組建早期介入服務，屬第二級預防，例如為自閉症、多動活躍症和行為偏差兒童加強家庭教養，對思覺失調的早期介入服務，和向特大災難事故倖存者提供適時到位的身心支援；第三級預防包括全方位加强康復服務和按復元元素設計的介入服務，幫助患有長期精神疾病人士，減免復發和緩解因著精神疾病帶來的困境。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32歲的大明（化名）年青時曾因為誤用冰毒而出現精神錯亂的現象，經過精神科住院治療後痊癒。今年他終於成功完成海外大學課程，尋找工作時要在申請工作表格上填寫藥物誤用和精神健康病史，面對很大的思想矛盾。」

藥物誤用及成癮是美國《精神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V)中的疾患，有關藥物包括嗎啡、咖啡因、大麻、迷幻藥、有機吸入劑、海洛英、鎭靜劑、安眠藥、興奮劑及煙草等。病態賭博則被視為一種成癮行為症候。一般成癮症候都牽涉自制力障礙、社交功能失衡，高風險使用和可能產生成癮生理反應等。2014年美國統計數字顯示，成年人藥物誤用情況嚴重，當中酒精、煙草和軟性藥物，例如大麻、可卡因及安非他命（冰毒）佔多數。青少年人使用違禁藥物數字比例最高，達到27%之多。成癮人士死亡率比正常人口有2至21倍增加，當中非自然死亡率（如自殺、他殺及意外）也比一般死亡率高。再者，藥物誤用及成癮導致巨大社會經濟損失，2015年美國統計數字指出，每年相關經濟損失高達70萬億美元，主要是因為犯罪行為而執法及其司法程序、工作缺勤、醫療衞生等支出，以此計算出來。

大明年青時誤用俗稱「冰毒」的安非他命，引致出現思覺失調徵狀。經歷一段時間藥物治療和接受成癮康復服務，成功斷癮；更可以重投學習並完成大學課程。生活重回正軌時，他卻遇上應否申報其藥物誤用及精神科治療的病史的心理障礙，面臨受到社會標籤的風險。標籤效應是對一些特定個人處境或情況的負面價值投射，它可以影響個人及其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有很多不同精神病患和內科疾病患者都會面對相同的標籤問題。對藥物成癮人士的負面觀感和提供治療時，標籤效應在立法規管過程中、司法制度中的審判及接觸臨床治療的各個層面都可能存在道德風險，可能出現偏差。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公平公正的原則有很大挑戰。

藥物誤用及成癮的治療和復康是一個漫長而困難的歷程，能夠克勝社會標籤效應，往往能帶來及早求助接受診治的效果，是在沒有歧視的環境中痊癒的好處。為藥物誤用及成癮問題消除標籤，有需要分析有關成因，其中往往牽涉對藥物誤用及成癮錯誤理解和判斷。如相信藥物誤用是純自願行為，是個人責任問題；大部分誤用的藥物是違法使用；誤用藥物人士帶有傳染病，是無家者，甚至是罪犯和娼妓；他們與藥駕、家暴、無業、失學和偷竊拉上關係；再者，濫藥行為是負面形象，使人恐懼、厭惡和拒絕。大衆有需要多掌握藥物誤用的醫學資訊，並參與相應舉措，加強對藥物誤用及成癮人士的接納，增加讓他們融入社會的機會。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38歲的大明(化名)是中度學習障礙人士，年青時出現強迫症徵狀，服用抗抑鬱藥物後好轉了。某年，他在家中意外跌倒，導致視網膜脫落；隨後失明，進入院舍居住。6個月前，他被診斷患上認知障礙症，需依賴院舍全天候照顧。唯及後經精神科醫生詳細評估，重啟抗抑鬱藥物治療後，行為及精神狀況漸趨穩定。」

因不同先天和後天因素影響而出現的學習障礙人士，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有一般學習障礙的人佔人口大概1-3%，他/她們大都要面對不同成長歷程帶來的種種困難，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和適應社會的重大挑戰。尤其是一系列未被察覺的健康需要、不理想的健康指標，甚或比平常人口更短的存活率。他/她們對比平常人口，有兩至三倍機會患上精神病患。雖然香港過去支援學習障礙人士的社會服務有長遠的發展計劃，當中包括融合政策、社區住宿及照顧服務，特殊教育及職業訓練。唯同期相關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總量擴展參差，故大部分健康指標未能出現明顯的相應改善；更時有偶發照顧者未能適應畢業同學家居照顧的事故個案。

大明是典型有精神病患共病的學習障礙人士，也經歷不同身體病患，並在中年出現認知障礙症。與香港大部分為學習𥕞礙而設的住宿服務一樣，都要開始面對年長舍友因病(如認知障礙症)帶來的額外服務需要。按照聯合國公布的《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5條，殘疾人包括學習障礙人士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中國香港與不同國家和地區都要推行不同措施，打破學習障礙人士接受健康與康復服務的屏障，如建立便捷轉介渠道；加強精神科學習障礙服務；在精神健康政策與服務制定過程中加入學習障礙人士的聲音；促進精神科與康復服務的合作；提昇服務團隊對挑戰行為專業處理；增加專職同工和照顧者識別精神疾患的知識等。

就不同程度學習障礙人士的自決能力和最佳利益進行詳細專業評估，有需要時，可引用相關香港法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中第IVB部的監護令、第IVC部的醫療及牙科治療、第III部31條的覊留觀察安排，保障為學習𥕞礙人士診斷和醫療服務的提供，長遠提升身心健康。香港與其他地區國家也應恆常檢視健康與康復資源投放，按照社會資源分配的公義準則，持續加強相關服務。在香港可考慮加强醫院管理局為學習障礙人士整體醫療服務，並加快完成《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各項措施，讓香港相關服務更貼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造福學習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86歲的陳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移居香港，過去三個月出現情緒低落情況，除了感覺到抑鬱之外，胃口和體重都下降。剛巧三個月前是陳老太離世一周年。他的兒女察覺到他的記憶開始衰退，開始和他討論移居院舍照顧。」

人口老化是世界性現象，澳大利亞估計超過65歲的人口將由2015年15%以上升至2055年27%，而85歲的人口同期將會由2%上升至5%；中國內地估算至2050年三分之一人口將超過60歲；香港新近公布現時超過65歲人口佔130萬人。聯合國估計至2050年，香港超過65歲老齡人口將達40.6%，成為全世界人口老化地區的首位。

香港與其他地區和國家同樣要面對伴隨人口老化帶來，包括精神健康的種種挑戰。讓大部分老齡人口以正向思維積極地融入社會是當務之急，也要為因年齡原因出現的健康問題未雨綢繆。認知障礙症、譫妄症、抑鬱症都是隨年齡增長而患病率上升的精神病患。陳伯面對配偶離世和因照顧需要而可能𨍭變居住環境，出現抑鬱情緒，加上出現初期認知障礙症徵狀，都是步入老齡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在香港通過轉介老齡精神科多專業團隊評估、診斷和照顧，可為陳伯提供有效治療，改善徵狀。按不同法定程序作適當預設指示，如及早安排平安書、持久授權書，和將作法律諮詢的預設醫療指示，預防可能出現的道德困境。

相對有家庭成員支持的陳伯，很多長者今天是獨居和孤獨地生活。遇到不同老齡精神健康問題，加上自我照顧能力隨年齡增長而下降，有機會出現包括強迫性儲物，忽略個人衞生及居住環境髒亂的「第歐根尼綜合症」（Diogenes Syndrome)，影響鄰居及家居安全。幫助獨居長者往往要平衡尊重其自決能力，和考慮長者甚至鄰居的最佳利益，繼而設計合宜的介入方案，讓長者免受精神健康問題影響。前者需要動員相關服務長者的社區資源作適切支援，後者則牽涉適當運用法定程序，如監護令及其他相關香港法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保障長者精神健康和居住環境安全。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在遊戲治療中，一個出現焦躁和退縮行為的七歲女孩在遊戲裡表達不少親暱動作，並且害怕回家面對媽媽的新男朋友。」

在香港，負責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不同專職的同工都有守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傷害的天職。保障他/她們離開自傷/自毁行為，並且避免一切疏於照顧及被虐的風險。兒童受虐的情況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是受到重視的社會問題。根據美國十多年前的個案統計，每年每十萬個兒童就有大概十名受虐，而有超過四十萬兒童當時需要在庇護居所居住。現時美國和澳洲已為所有虐兒行為確立法定舉報機制，新西蘭政府更會定期關注全國兒童成長指標，促進兒童及青少年全人健康成長。香港特區政府公布2021年有1,367名兒童受虐個案，比起2020年有差不多五成升幅；其中超過四成是身體受虐，超過三成是性侵個案。個案中不乏致死案例，也出現院舍兒童身體受虐的罕見情節。香港社會需要在諮詢期內討論政府倡議的三級舉報制度，照顧兒童的醫生、護士、心理學家、社工和教師有在合理時間內舉報虐兒的法定責任，違者可能要面對刑責。期望虐兒個案可以進一步減少，讓在香港成長的兒童免受傷害。

上述個案中的遊戲治療師面對女孩的行為表徵，面臨舉報與否的倫理困境。舉報行動明顯挑戰治療關係中的保密原則，也會嚴重破壞已建立的互信治療關係。治療師決定舉報的時間性必須基於臨床專業判斷，孩子是否一個受虐個案。每個專職專業都有需要界定自身對體罰、責駡或親暱行為的定義，幫助前線同工識別可能受虐的個案；按照每個孩子獨特的處境及相關法例要求，作獨立判斷。

此外，專職同工也應考慮採用能夠保持治療關係的舉報安排。一般考慮，包括幫助孩子或父母舉報；孩子或父母在場時舉報；舉報前或後知會孩子及/或父母；對施虐父母不作通知等。作安排決定時，必須事前充份評估孩子和父母的心理狀態，也對父母可能出現的反應作詳細考量。與此同時，與保護兒童服務單位緊密合作，作即時支援和可能的庇護安排；儘可能與孩子和他/她的家庭維持良好的治療合作關係。為孩子安排寄養服務後，作出舉報的同工盡上法定義務之同時，也有需要疏理自身的感受。受虐兒童日後置身在寄養系統内的社交發展要面對很多困難，如果能夠繼續跟進受虐孩子和家庭，對於舉報的同工是一個正面的教育過程；能夠幫助確認自身為孩子最佳的利益而作出建設性的努力。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一位四歲男孩被家庭醫生診斷有自閉症頻譜症狀，獲轉介前往兒童精神科診治。唯公營兒童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輪候需時兩年多，有機會錯失接受相關評估和訓練的黃金期。」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是較早開發精神科中的專科，幫助初生至18歲的兒童和青少年。大部分神經發展阻礙，如自閉症都可以從頭一至兩歲被識別，而多動活躍症多在就學初期被發現；青少年時期出現的精神病患更是常見。美國國家精神健康局2016年的數據顯示，大概兩成靑少年人受到精神疾患困擾，一年發病率為13%。2023年5月香港大學發布香港政府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硏究基金委託的硏究，在2019年9月至2022年7月進行以流行病學方式進行全港青少年精神健康調查，分析3,340名參與硏究的15至24歲青少年人的數據，發現16.6%受訪者過去一年曾出現精神疾病，其中抑鬱症佔大多數，但超過七成患者未有接受任何形式的服務。此外，19.4%青少年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出現自殺念頭，而1.5%曾經企圖自殺。

就最新本地數據顯示，香港與已經發展經濟體都不約而同地面對嚴峻的兒童、青少年精神健康挑戰。有效精準地投放資源應對兒童及青少年人的精神健康需要，可以及時提供到位的支援，有效的診治及幫助適切地康復；也與家庭照顧者結伴，在成長路上前行。上述男孩的父母要面對冗長的輪候服務時間，也要獨力處理限制孩子社交發展的症狀。如何能在輪候時間提供支援，在可能的情況下縮短輪候服務的時間？這是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醫學資源分配與投放的倫理考慮。加上今天有更多願意發聲的服務使用者，和傳媒不時對未有接受服務者的報道，都影響精神健康服務資源的投放。

在不同國家與地區，社會資源分配有三層考慮：第一層是考慮社會整體需要，如何合理地分配資源給教育、醫療、福利、房屋、貿易等範疇。第二層則是在不同政策範疇的內部分配，例如醫院服務、社區支援及發展專科等作優先決定。第三層是如何仔細分配至個別病人、家庭及照顧者群組。公平和合理的資源分配要考慮精神健康服務整體公平性，也要平衡個別病者精神健康需要，清晰界定治療的客觀療效和主觀訴求。資源分配應以公義原則作判斷，有三個常見的道德標準，可以為孩子面對的困境創造出路。一、自由主義：倡議提供機會讓醫療服務自由發展，「能者自付」為原則之下，孩子可接受私人醫療，解決治療黃金期的問題，但有一定公平性的問題。二、實利主義：信奉透過治療效益分析「去蕪存菁」，減省不必要開支。成本效益成為資源投放首要的考慮。孩子可能受益於資源再配，輪候時間減少；但有轉移資源的風險。三、平等主義：主張「有教無類」和「風險攤分」，讓有需要的病者平等地接受同等水平的健康服務，透過稅款收入增加攤分社會成本上升的風險。孩子同樣可能接受透過增加收入而改善的健康服務，但要考慮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現實。

每位精神健康服務專職同工是受到精神疾患困擾人士的同行者，無論病者是在使用或未有使用服務，理應為他們爭取最佳支援而努力；建構關愛社會，讓精神健康可以全民共享。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陳女士是一位年長獨身的長期抑鬱症患者，對不同的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相當敏感。她的精神科醫生使用說服力，誇讚一種新藥的抗抑鬱功能，並輕輕帶過藥物的潛在副作用。陳女士服用新藥後有理想療效，並對醫生的介紹心存感激。」

精神科藥物硏究始於二十世紀中期，期間發現了提神劑和有效治療精神病的精神科藥物。此等藥物都能影響服用者思想、情緒及行為，其中可分為藥用及非藥用兩大種類。藥用的一般包括抗精神病、抗抑鬱和抗焦慮藥物，非藥用的一般包括常被濫用的藥物，如海洛英、大麻、安非他命和可卡因等。

對於有自決能力的病者，使用藥用精神科藥物，按不同國家和地區規定，他/她們都有接受或拒絕，經解說後同意，甚至選擇藥物和決定在特定病情下服用的權利。對一些間竭性損失自決能力的病者來說，醫者尊重上述有關藥物治療的權利時，都間中會遇上道德困境和挑戰。此外精神病患的診斷在不斷發展，昔日的精神健康問題，今天透過精神科藥理學硏究中找到了實證，使用藥物可達致理想療效。故部分有類似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也趨之若鷔，向醫者要求藥物處方改善精神狀況，同樣也會構成不同道德困境和挑戰。在病者缺乏自決能力時，而精神科藥物治療是唯一可療癒病情並恢復其自決能力的方案，醫者更需要小心評估病者情况，儘可能讓病者參與決定過程；也要檢視藥物治療決定是否以考慮病者最佳利益為先或已淪為社會控制手段。此外，醫者需要掌握並熟習藥物療效資訊，也要清楚了解藥物最新副作用的科學數據，為病者作最佳選擇。

病者與醫者的關係，常常牽涉醫者對病者提供包括藥物治療的種種治療方案。基於考慮病者最佳利益的前提下，醫者都傾向心存善意地行使家長式權威，介紹藥物治療的好處，對病者可能有困難接受的副作用資訊作簡單表述，期望增加病者接納有效治療的機會。處方精神科包括藥物治療的介入方案，有需要減少病者因缺乏知識和病態想像帶來的恐懼，也要考慮增加合作和尊重自決。往往必須為病者提供有關藥物充足及詳細的資料、其作用及可能出現的副作用，並小心評估病者自決能力及自願性，達致共同參與治療決定的效果，保障藥物治療的依從性和成功機率。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陳醫生經常碰見一個在治療中的病人，在診所附近的咖啡室閒坐。她總會爭取機會與他交談，在社交場合中探究他多方面的個人生活。」

在精神醫學的領域，心理治療對幫助受著精神困擾的病者/受助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理想的治療環境中，病者/受助者會接受精準的心理評估，有完成適當訓練的治療者，加上合宜的治療空間。結合以上三方面基本元素，心理治療是可以發揮很好的治療效果。心理治療一般都是透過談話，按序了解和分析病者/受助者的思維、感受和行為，使用治療者和病者/受助者相互建立的互動關係，掌握並理順病者/受助者的精神困擾，達致治療功效。常用於心理治療的理論學說包括源自精神分析術的精神動力學、行為心理學、認知心理學，以及採納不同學說的輔導學。近年，心理治療的科學硏究為不同的治療方法，包括認知行為治療提供不少實證數據，為使用相對抽象概念的心理治療發揮正面推動作用。

陳醫生遇見的情況是常見的，是一般醫患關係包括心理治療中，治療者專業角色界限的衝擊。唯相關困境如果獲得適當處理，可以幫助促進治療關係，爭取更佳治療效果。相比其他醫學專科和助人專業，精神科醫生及心理治療師更有需要把持好治療者專業角色的界限。心理治療旨在幫助受到精神困擾的弱勢群體，過程中往往牽涉相當私人的個人空間，並必須建立富有同理心的信任關係。在治療過程中有需要小心設定和維持治療者的角色，保守治療能夠在安全的心理空間中進行。

專業角色界限的衝擊除了在非治療時間的接觸外，也包括沒有合適理由而更改治療時間，在治療中要求透露無關的個人資料及身體接觸等。有足夠專業訓練的治療者，往往能夠把握機會，轉化角色界限的衝擊為進深治療的機會。此外，違反角色界限的行為包括：與第三者談論病者/受助者、治療者突發地中斷治療、在自身情緒影響下過度自我表白、對病者/受助者表達負面情緒、作金錢荷索，以至不當的身體接觸等。這些違反專業角色界限操守的行為，在不同國家及地區，都會先由當地合適的專業團體作調查，探究專業失德的可能性。情節嚴重者，可按當地不同民事及刑事法例審斷相關的專業疏忽及犯罪責任，確保心理治療的專業水平，保障病者/受助者的最佳利益。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