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2018年起在堂會擔任牧職，除了成為一位「教牧新鮮人」要面對眾多適應外，旋即在事奉工作上面臨許多既新穎且艱難的挑戰，例如：社會運動下如何與弟兄姊妹同行、疫情之下如何運用網絡舉辦聚會、移民潮下如何安排事奉崗位的出缺與牧養，甚或面對自己服侍的堂會的堂址變遷，通通都叫我這位初出茅廬的傳道者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那種種連前輩牧者都未曾面臨過的牧會困局，叫人求助無門、心力交瘁！不過，令我倒下去的最後一根稻草，卻不是這一切來自外在的期望與壓力，而是源自自己內心的完美要求和無休止的內耗。

面對過去那三年疫情，教會在線上與線下的聚會運作，本來就已經需要極高的應變能力和靈活性；對於習慣了需要高度計劃性與結構感的我而言，置身其中實在難免要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份重壓並非來自教會領袖的關心或查詢，更多是源於自己對自己的期望。隨著年輕人的生活日程漸趨忙碌，他們出席教會聚會開始不穩定。雖然堂會並沒有人拿著KPI來督促我，但我卻每週在數字遊戲中過活，如坐上過山車。面對著每週的患得患失，加上弟兄姊妹的生命總有高低起伏、喜怒哀樂，我開始陷入不斷的自我懷疑與反省：究竟還有甚麼是我仍未做得夠好、未到位？又或者，有甚麼是我做得太多、應該學會收手？

不記得從甚麼時候開始，我罹患了「週六恐懼症」(Saturday Phobia)。在每個需要迎接青少年聚會的週六前一晚，我的睡眠特別差——不是在半夜驚醒，就是清晨過早醒來，無法再入睡。我渴望看見教會中的年輕人，卻又無比恐懼，不知道那個週六將會遇上何等突發狀況。當時的我甚至不敢向任何人提起這份壓力和身體的真實反應。因為我總告訴自己：「身為教牧、傳道者，本來就應該為主燃燒生命。如果連這一點點耗損都熬不過，實在太不像樣。」我苛待自己到了一個地步，哪怕只是對自己好一點——吃一頓美食、去一趟「宅度假」(Staycation)，內心都會泛起強烈的罪疚感；更遑論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些日常了。深怕讓別人覺得作為傳道人的我生活揮霍奢華。

就在那段日子，也就是疫情結束前幾個月，我終於第一次確診新冠肺炎。除了足足一星期關在睡房自我隔離外，服侍的堂會也因為我帶菌的原故，連其他同工都染病，不得不暫停一次主日崇拜。有差不多48小時，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在半夢半醒間，自責與內疚縈繞著我整個人。我甚至開始認真地思考，自己是否還適合繼續擔任傳道人，也想過是否應該請辭？感謝主！我沒有衝動亂作決定。正是在那一週於病榻中經歷了徹底耗盡(Burnout)，讓我決心病癒後，必定要尋找到一條出路。（待續）

黃立基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