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經進入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時代。新型冠狀病毒株繼續變異和流行，更會聯同不同類型的流感病毒侵襲市民。今天，那些不願回首的隔離檢疫、居家工作或上報政策已不復再。當我們回望那困擾我們三年多的世紀疫症，無論是對經濟環境的重創和轉型，或是停止教會聚會的防疫政策，以及採用「即棄聖餐套裝」和舉辦「網上領餐」，又或其導致一定數量信眾已由實體聚會轉移到網上參與等。面對現時香港教會呈現的「新生態」，我們蹣跚學步，仍在適應中。

自三年前防疫政策逐步取消後，香港教會都紛紛以「復常」為慶祝和感恩的口號；堂會領袖紛紛重新推展因數年疫情停辦的大小型教會聚會。大家都雄心壯志，希望為教會追回之前停辦的活動，冀盼將教會推回疫情之前的正軌。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早幾年移民潮帶走了香港教會20%人口，各間堂會面對著「人財兩失」的現實。教會中弟兄姊妹青黃不接，事奉人手嚴重不足，崇拜及團契聚會人數驟減，堂會經濟狀況不佳，年青一代也轉往網上聚會或離開堂會。在如斯新生態下，堂會如何期望將教會聚會「復常」呢？

我在疫情初期聽過一位牧者分享：疫情侵襲，從另一方面看，幫助了香港的教會。因為防疫政策的安排，宗教聚會場所甚至要關閉，教會領袖必須判斷哪些聚會或事工不可以停止，又有甚麼活動可以暫停或取消。結果我們看到那幾年時間，即使是在最嚴峻的第五波疫情，主日崇拜和祈禱會是一眾教會沒有放低過的首選聚會；其次就是主日學和小組團契等網上聚會。所有實體見面，要除下口罩進食的大型聚會、愛筵、佈道會和旅行都忍痛取消了。疫情讓我們反思，在教會眾多聚會和事工中，有甚麼不可省略？有甚麼是錦上添花？有甚麼可有可無呢？

這位牧者認為，許多教會和機構往往將事工「永續化」，有時會看自己或特定項目看得太重要。疫情，堂會暫停不少事工，正正是很好的時機，讓教會領袖反思甚麼是可以放下、停止的事工；特別是那些為維持堂會傳統、「為繼續而繼續」的事工。有些事工只在特定歷史時刻（如疫情或社會變局）發揮功能，完成後其精神留下已足夠。正如疫情時候，以派發口罩和檢測棒為社會關懷行動。完成任務，可以功成身退。事實上，現在教會有很多被認為是「美好」的聚會或佈道活動，當認真審視和辨識，在後疫情年代的香港氛圍是否需要將其優化、更新、改革，甚至減少、結束呢？

現在有不少堂會面對聚會人數銳減，堂址變遷或經濟困難。以同樣的觀念來看，在禱告神帶領和會友充分溝通後，如能得出共識，與其他堂會合併，繼續發展聖工，其實比勉強維持下去還要健康；也是合乎聖經的教會觀：「正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部分，而且全身部分雖然很多，身體還是一個；基督也是這樣。」（林前12:12）只要過程中實踐美好的價值，其存在本身就已經歷著神的同在，結束個別堂會或機構並不代表大公教會失敗。

黃立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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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聖經新譯本》〈詩篇147﹕3〉

文﹕陳小碧
(婚姻、個人、遊戲治療師 / 婚姻及兒童啟導中心)
編輯﹕謝芳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累計報告，自2019年12月31起，患上新冠病毒而病逝的人士，共錄得 9378 宗，其中單單在第五波疫情死亡個案累計9165宗。這九千多人並非單一個數字，而是有九千個家庭，並和逝者的密切關係的人士進入了哀傷當中。

失去帶來的痛苦

九千分一(1/9000)好像很少，但若是發生在自己親愛的人身上，這哀傷何其巨大，維持的時間不能計量，程度也不能描繪。死亡是我們已知之事，為何帶來這般劇痛？相信主要是因為和逝者離別，帶來許多失去的感覺。

首先，我們失去了和逝者的接觸，再看不到逝者的笑臉或哀愁、聽不到逝者的聲音、觸不著逝者的身體。再者失去和死者的關係，昔日由累積而來的默契，對方和自己的相知、相惜、相愛。同時更因失去了和逝者一起締造的計劃而失去了將來。在芸芸失去中，最痛苦的而又不容易察覺的，是失去了自我的認同。哀傷者往往曾經為逝者做過很多恆常的事，或許每逢經過指定小店，為對方買一份小點心；或許每天為對方做一頓晚餐、或許每次吃水果，為對方削皮等等，隨著逝者的離去，哀傷者會突然陷在迷網和失落中，懷疑自己的價值，甚至懷疑人生的價值。

情緒引發的思想狀況

無論我們自己正在處於哀傷中，還是想幫助哀傷的親朋走出這段陰霾，總覺得無從入手。根據Elisabeth Kübler-Ross的研究，自身接近死亡或喪親的人，經常會出現憤怒、否認、議價、沮喪和接受的情緒，由於情緒是外顯的，容易被旁人關注。引發這種情緒的，可能是思想上出現的狀況，因為看不到，較難覺察﹕

其一，是經常記憶一些美好的事物，例如和逝者互動時產生的微妙的共鳴感，以及和對方挽著手去買一瓶醬油等等，簡單而溫馨。

其二，想到有一些未了的事，憧憬和逝者一起做的，例如待孩子長大，可以一起無拘無束去旅行，或以充裕的時間打理小盆栽等等，憧憬幻滅，倍感神傷。 

其三，追溯一些沒有做好的事，例如沒有安排逝者接種疫苗及覺得不應該送對方入醫院等等，充滿著內疚和遺憾。

最後，是不斷設想，例如逝者正處於孤苦中、或在寒冷中、或在飢餓中、或在恐懼中等等，造成很多的自責。

近年，已有很多學者或心理學家提醒，要讓哀傷的人自由抒發，避免對他們說：「不要想太多」、「不要不開心」、「不要難過」等等，否則會變為更多更大的壓抑，但面對這種無言，大家還可以做甚麼？

整理遺物中得安慰

Alan D. Wolfelt倡議陪伴是最有效讓哀傷者感到安穩的方式。他提過陪伴是幽谷伴行，而非帶路或追隨；陪伴是發現沉默的奧妙，而非用言語填滿每一個痛苦的片刻。陪伴哀傷者，靜靜地整理逝者的遺物，是一道莊重而深情的歷程。在整理的過程中，會轉移了哀傷者的思緒，會讓哀傷者和逝者重新連結。

淑儀的媽媽在3月離世，淑儀無法接受這事實，整個人陷於極度的哀痛中。喪禮結束後，她不敢整理媽媽的遺物，認為會觸景傷情。後來，在輔導員鼓勵下，懷著思念的心情，慢慢地翻開媽媽的遺物。當數碼照片未流行時，淑儀的媽媽保留著大量照片，有一些顯示著媽媽個人的成長歷程。看著看著，淑儀驚覺自己兒時的樣子和媽媽兒時的樣子十分相似的，心中頓然感到一份親切和聯繫；有一些照片顯示出媽媽和淑儀的關係，當看到媽媽抱擁著自己的一張張合照，讓淑儀再次感覺到與媽媽的親密。淑儀更發現媽媽會收藏自己的照片，例如畢業照、生日會照等等，再一次感受到媽媽對自己的珍愛。繼而從一些物品中，喚起了一些昔日的回憶。淑儀看到一隻自己送給媽媽作母親節禮物的機械式手錶，淑儀搖動數次後，看到手錶再次起動，秒針一秒一秒地跳動，彷彿重現生命的起動，也讓淑儀想像媽媽會如何期待她現在的生命。

輔導員建議淑儀，用較慢的速度，把媽媽的衣服摺疊。淑儀把媽媽的衣服，逐一撫平，把領子翻好，衣袖摺向中間，再把衣服前後對摺。淑儀表示這個動作，再次表現出她對母親的尊敬和重視。從淑儀為媽媽整理遺物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觸景未必傷情，反之，觸景會再次肯定哀傷者與逝者之間的感情，不再單單停留在遺憾和失落中，卻是一種深度的安慰。我們的前人，一代一代都會過去，這是神創造的規則，但神曾經應許：「天地都過去，但我的話決不會廢去。」〈路加福音21﹕33〉

農曆新年前夕，新冠病毒疫情趨升。政府為了避免病毒傳染，罕有地提早於3月份放「暑假」；請待在家裡、請照顧自己、請不要四處活動、請減少群體聚集……。特區政府又於4月11日宣布：在學校的復活節假期後復課，並按照疫情最新的發展趨勢，分階段、有秩序地恢復半天面授課堂。

隨著疫情舒緩及受控，漫長的停課日子結束，莘莘學子要收拾心情，重返校園。對學童來說，「復課」可能是新挑戰。久違了校園生活，學生重新上學時，有可能產生擔憂、恐懼等負面情緒，進而表現懶散、磨蹭，甚至有發脾氣，注意力不集中等行為表現，不利於學生的身心健康和成長。為此，孩子需要一段時間去接受和適應。作為父母，應如何協助孩子重新投入學習？可從以下幾方面來減輕孩子對「復課」的心理負擔：

第一，用陽光、積極的態度去鼓勵學生們，支持他們重投校園學習，為新夢想努力。家長宜多說一些鼓勵的話語，讓孩子感受到關愛和溫暖；告訴孩子：回到校園可以見到同學、老師，並可以學習到新知識。家長要幫助孩子培養「學習是開心事」的心態和想法。

第二，調節作息時間。停課期間，孩子的作息時間少不免被打亂，家長應盡快調整子女在家的作息時間，糾正不良的生活習慣，例如：每日提早30分鐘睡覺、督促孩子們按時起床等；調節生理時鐘，讓身心及早適應早睡早起。同時，與孩子一同收拾書包，和孩子重溫上學發生的事情，有助適應復課後的生活節奏。

第三，家長可以刻意在家庭生活中營造讀書氛圍。減少孩子看電視、上網、玩電子遊戲的時間，陪伴他們看圖書，培養閱讀習慣。此外，家長和孩子共同商議合理的時間表，定時複習課本內容、瀏覽網上學習資源及完成習作，又設定運動時間，減輕身心負擔。

第四，與孩子制定計劃。從長時間停課的「無序」到復課後的「有序」，過渡的關鍵是詳盡的學習計劃，讓孩子有章可循，有努力奮發的目標。家長宜多與孩子討論，既可讓他們找到奮鬥方向，養成有計劃做事的習慣，又能建立他們的自信心，消除假期後的失落感。

第五，營造友伴同行的環境。家長跟孩子一起準備上學所需物品，讓孩子體會家長無微不至的關懷及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不忘關懷身邊的人，家長可讓孩子與相熟的同學聯絡，彼此鼓勵，互相照顧，舒緩緊張的心情，幫助他們的社交發展，更容易重新投入校園生活。

復課第一周，家長宜多些和孩子聊天，了解子女的上學情況和校園生活，關心子女的情緒，讓孩子表達感受，給予支持和鼓勵。正如聖經所說：「你們作兒女的，凡事要聽從父母，因為這在主裡是可喜悅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歌羅西書第三章20至21節）家長透過與子女的日常相處，建立親密、互信的親子關係，正是最有效協助孩子面對新轉變的良方。

黃智華校長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