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我拜讀台灣心理諮商師周慕姿的著作，以《情緒勒索》一書為首，一連看了幾本，尤對《過度努力》特別深刻。作者在書中分享，由於原生家庭的成長歷程、父母所給的教養，決定性地塑造了孩子們的自我形象、追求價值和愛的途徑，進而影響成年後建立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作者解釋，在成長中未能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有可能表現出過分討好、完美主義、情緒封閉或自我中心的行為。我細讀這作品之時，也不時想起作為教牧、傳道者，也在工作事奉上很多時「過度努力」，造成我們在牧養職事上遇上種種困難、乏力、耗盡，甚至間接引起各樣的身體或情緒疾病。

早年在網上社交平台看過一些形容教牧傳道工作內容的圖片，對其中一幅以冰山表達的圖特別深刻。圖中的海平面露出冰山一角，象徵教牧站台或公開場合的工作，例如講道、教主日學、崇拜主禮、帶領祈禱會或團契等，在週末見到傳道人忙得團團轉。不過在海平面之下，有大部分弟兄姊妹未必看見的事奉，例如上述聚會的預備工夫、撰寫講章及牧函、關心會友並約談，甚至設計聚會宣傳海報、書寫事奉報告和預備各個會議的行政工作。早前《不務正業的傳道人》一文提到，銳意進入不熟悉的牧養群體的傳道，更要花上不少時間學習該群體的語言文化，並和他們（例如青少年人）生活同行。

提到以上林林總總可見和不可見的事奉工作，我並不是趁機吐苦水。我相信有不少教牧同工跟我一樣，明白並樂意履行以上一切的工作。只是一星期時間固定了，教會中每個星期的聚會恆常運轉，在有限的時間中作成上述那麽多事情，除了不斷提升每項工作的效率之外，就只有延長工作時間。無怪乎很多委身的教牧同工沒有固定下班時間，甚或連休息日也用來預備講章；又或受堂會的章程所限，即使超時工作也未必獲得補假。這導致很多傳道者牧會之時，不得不犧牲個人休息、娛樂、運動時間；長此下去，更要取捨自己的家庭、社交和健康。(待續)

黃立基牧師

作為一個天生身體殘障的年輕女性，在多國籍環境中成長，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半唐番」，難以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群體。我渴望被接納，但在日常生活裡，卻讓我感到被人誤解，彷彿在我能坦然做自己之前，必須先證明「我有能力」。我由單親母親撫養長大，母親來自中國一個較貧困的地區。雖然她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有時候未必完全理解殘障如何影響我的精神健康。這些時刻讓我覺得自己不夠好，慢慢滋養出不安與自我懷疑。

不久之後，我被確診患上「思覺失調」。這段旅程要追溯到十年前——我剛退役，不再是「殘奧」運動員。我選擇到海外求學。我以為自己能應付轉型，卻沒有意識到離開那項塑造我身份的運動後，會帶來沉重的情感衝擊。

起初，我把注意力放在未來，隨著過渡期展開，我逐漸陷入黑暗。我開始覺得自己在「所有方面」不夠好，失去了運動員身份帶來的寄託與動力。思覺失調的症狀逐漸顯現，我甚至出現令人害怕的念頭，懷疑家人會傷害我。在澳洲學習最後幾個月裡，我的情緒波動加劇，一切變得不穩定。

第一次住院後，我與一位輔導員進行了一次真誠談話。我告訴她，退役讓我覺得失去了一切；在一個把「成功」視為唯一身份的世界裡，我感到自己不被理解。當我快要哭出來的時候，她沒有急於「修復」我的感受，而是問我：「在日常生活中，你扮演哪些角色？你的性格與優勢是甚麼？」

我回答：「我是女兒、姊姊、孫女，也是朋友。我善良、關心他人、體貼身邊的人。」

輔導員提醒我，精神疾病只是我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若我們能把注意力放在完整的自己——角色、價值觀、關係裡，就能重新掌握生命的主動權。我們不必被疾病吞沒，可以與疾病共存，同時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發掘意義，成為一盞照亮他人的「明燈」。

回想那次談話，我深深體會到：精神疾病並不是一個人完整的故事。每天，我們都在家庭、友誼、社群中扮演不同角色。「復元」意味著學習如何帶著正能量活出這些角色，並賦予它們正面意義。這樣，我們就不會只用症狀來定義自己。

S.F. LEE / 香港心理衞生會

當一個人（或一群人）能在同一時間內，對另一個人的情緒自然地產生非常相似的感受，可算是「情緒共鳴」(Emotional resonance)的心理表現。參考人工智能Grok的分析，這是「同理心」(Empathy)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情緒感應（而不是理性了解）方面。這種因他人情緒而產生近似反應的情況，在日常生活中並不罕見，例如：

一、看一部電影、聽一首歌、讀一篇文章的時候，突然被角色的處境及情感強烈觸動，因而禁不住哭泣。

二、看到親友受打擊而憂傷難過，自己也跟著心痛起來，甚至出現憂鬱的感受。

三、聽到對方的經歷，瞬間聯想到自己過往類似的體驗，不安的情緒立刻被勾起。

除了有相同經歷的人容易產生情緒共鳴，這種心態在每一個人身上也存在。不過，若本身性格屬於敏感及情緒化，較為容易出現。因為神經科學發現，每個人的大腦都有一個「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系統，當看見或感覺到別人表達出來的情緒，自己管控情緒的部分也會出現生理變化，好像鏡面反映照鏡的人的外貌及表情一樣（註）。

在心理輔導及醫治方面，產生恰到好處的情緒共鳴有助治療師體會受助者的心情，方便建立良好的治療關係，讓心理支持與安慰更有效。假若治療師出現過度情緒共鳴，往往會減少認知上的同理心。雖然治療師的情緒共鳴會令受助者十分感動，但卻無助於理解受助者的真正問題，容易忽略或誤判相關成因。除此以外，過度投入的話，更會被受助者的能量拖著走，造成精神消耗；也很容易超越雙方身份的「界線」(Boundary)，甚至對求助者加諸不必要的壓力，反而嚴重影響治療的成效。

聖經也鼓勵情緒共鳴、互相關懐的人際關係，新約羅馬書第十二章15節這樣說：「要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註：「鏡像神經元」系統是神經科學的重要發現，在1992年被公開。這系統最常見於靈長類（包括人類）動物及鳥類身上，成長期藉模仿他人來學習語言及行為，這系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類的大腦中，鏡像神經元系統主要處於「額下皮層」(Inferior frontal cortex)及「頂上葉」(Superior parietal lobe)部分。

經文：「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我就得醫治；求你拯救我，我就得拯救；因為你是我所讚美的。」耶利米書17:14，《聖經新譯本》

誰的生命更有價值？

文：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不少電影情節中，醫生都面對著一種兩難的情況，就是一個懷孕差不多足月的母親需要接受緊急救援，因此會導致胎兒死亡。患病的母親哭著懇求醫生拯救胎兒，甚至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醫生必須作出一個重要的道德決定：「究竟誰生？誰死？誰活下來？拯救母親還是胎兒？」在一般情況下，醫生會盡量搶救兩人，但在必須抉擇之時，大多搶救母親而放棄嬰兒。原因是母親日後可再生兒育女，而沒有親生母親的嬰兒，成長將會是悲慘的。

上述的道德困難不限於特殊懷孕產子方面，在目前大部分缺乏醫療資源的地方，也會出現類似的兩難情況。例如：非常緊絀的醫學人手和資源應優先供給哪個部門？哪類疾病？哪位病人？舉例來說，政府只有一筆款項(例如三百萬)給與智障人士的傷殘服務，可以幫助十位嚴重智障人士，因為他們有多重機能障礙。另一方面，同樣的金額可以幫助一百位輕度智障的病人。究竟應如何運用這筆款項，撥給病況較嚴重的少數人或是病況較輕微的多數人？抑或兩者各得一半而導致雙方受惠人士都感到不滿？

又例如一位年輕的無業青年和一位快將退休的老師，同時患上一樣的疾病(例如嚴重心臟衰竭)。他們都到了需要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的階段，但適合的捐心者只有一位。究竟這心臟應該供給誰呢？有人認為應該給與年青人，因他有較長的年日生活；也有人認為老師在社會的貢獻較多，應該優先考慮；更有人認為應以先到先得的排序方法處理這事。這種兩難的決定，有時也會受到膚色種族、階級身份、社會貢獻、政治背景等等因素影響。對醫生來說，假若其中一位病人是殺害自己家屬的兇手或是勾引配偶的第三者，會否仍然無差別、理性地看待並醫治呢？

聖經多處講述，在上主眼中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其中羅馬書第二章11節這樣說：「因為神並不偏待人。」此外，使徒保羅亦指出在基督裡無分種族、身份和性別，上主一視同仁。「你們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並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作奴僕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體了。」(加拉太書3:28)。

書籍簡介：

《趣味醫學倫理》分成五部分，分別是第一部分醫學倫理的基本問題、第二部分醫學倫理的歷史發展、第三部分傳統醫學倫理議題、第四部分當代醫學倫理議題、第五部分醫療人員的倫理抉擇，書中所探討的醫學倫理議題頗為廣泛，內容也實際到地。

人生中，只要觸及到生老病死等問題，便離不開醫學倫理的思辨。作者是香港資深精神科專科醫生，憑藉其深厚的醫學造詣與關心人的醫者情懷，將古今中外的醫學典籍精要重新探究，借古鑑今，呼籲醫務人員即使時代變遷更替，醫學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人工智能(AI)普及化，高尚的道德倫理操守和準則仍然是醫者必須關注的重心。對於社會大眾，作者向他們表述了在醫學倫理當中，他們需要的知識。

書中探討了現實生活中的醫療困境，從「為何慈愛的神容許痛苦的病」的信仰反思到討論「知情同意的真義」與「安樂死的抉擇」；再探究社會資源有限之下「誰的生命更有價值」；「代孕或代母」又引申出甚麼醫學倫理爭議；「人工智能醫務人員」、「醫療機械人」又帶來甚麼影響等等，都是毫不陌生的議題；望幫助讀者理解醫學的責任、界限和實際的應用，又引導大眾反思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的平衡。

本書並非提供標準答案，只是用淺白平實的筆觸，以臨床故事與歷史案例，具體地引領讀者思考醫學的本質與生命的尊嚴；擴展視野，綜觀醫學倫理中的仁愛與公義。作者希望提升大眾（特別是醫務界的同事和同學）對這方面的興趣和認識。

專業推介：

醫學倫理看似抽象，實則與每一位醫者的判斷、每一次臨床抉擇息息相關。麥醫生此番再執筆，以生動而平實的筆觸，將醫學倫理的觀念寓於故事與案例之中，深入淺出，發人深省。尤其在科技迅速發展、人工智能日益應用於醫療之際，倫理思辨更顯重要；本書所呈現的歷史脈絡與現實反思，正有助讀者從更廣闊的視野理解醫學的責任與界限。提醒我們：醫學所面對的，從來不只是疾病與技術，更是活生生的人，以及人之尊嚴與福祉。我深信，本書既能啟發同道與學生深思醫者之責，亦能引領公眾更全面理解醫學、科技與人文之關係。

劉澤星教授

香港大學副校長（健康）、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書籍資料：

作　　者：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出版日期：2026年10月初版

頁　　數：全書188頁

售　　價：HK$ 98

訂購請WhatsApp：6996 1159或親臨新蒲崗天道書樓、基督教書展天道攤位(H1)購買。

大部分人聽見親友出現婚變，都會感覺到非常驚訝。因為事前完全察覺不到那對夫婦的感情有何不妥的跡象。很多時候，連婚變的人也沒有發現自己的婚姻爆發危機。實際上，事前的確有跡可尋。好像馬路上的交通燈（很多時也稱為「紅綠燈」）早已出現黃燈，甚至已顯示紅燈，只不過沒有留意罷了！參考婚姻輔導員的經驗，很多婚姻早期已明顯有變色的徵狀，包括以下幾項：

一、性愛親密度減低：這是最明顯的跡象，雙方的親密程度減低了，尤其是性愛關係中感受不到恩愛之情。

二、相聚時間減少：夫妻中有一人甚至兩人經常早出晚歸，卻不是因為工作需要，而是藉各種借口外出。

三、態度突然轉變：彼此相處，態度逐漸惡劣，漸見小事化大；但偶爾卻有不在乎的寬容，凡事沒有所謂。

四、願意花費打扮：某一方忽然間注重自己的外貌衣著，甚至打扮新潮，好像返老還童，充滿精力。

五、不斷留意手機：煞有介事全天候注意手機，理由卻非常含糊，又不像沉迷打機或追蹤股票行情等常見原因。

六、溝通出現問題：除了意見不同，彼此說話冷淡，而且越來越少對話，甚至無言以對。

七、其他可尋索跡象：無故亂發脾氣、凡事不信任、借口離家外出、要求經濟獨立，突然開展新嗜好等等。

這些跡象的共同點就是整個人外在好像與以前不同、內在則沒有了愛情。若能及早發現這些跡象，加以留意及補救，也許可以把婚姻挽救回來。可惜，很多時當事人察覺到了，但為時已晚（特別是女性一旦變心便很難回轉過來），覆水難收了。

舊約聖經何西亞書記述以色列先知何西亞的婚姻問題。他的妻子離家出走，過著不道德的生活，象徵以色列人拜偶像離棄上主。上主卻吩咐先知去把出軌的妻子贖回來，讓她再蒙眷愛（第二章14至15節），也象徵上主對人的寬恕及愛惜（第三章4至5節）。

麥基恩博士 /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溝通動態，指一個人利用個人情緒（例如生氣、威脅、嬌嗲做作、內疚感、恐懼感、自殺念頭等）去迫使另一個人不得不順應自己的意思作出某種反應或行為。例如一位女子以「共築愛巢」為由要求男友購買住宅共住不遂，便表現出「要生要死」的行動，以之強迫男方就範。這種行為與尊重、溝通、讓對方自主決定的態度有天淵之別。情緒勒索又有哪些心理因素呢？

參考維基百科的分析指出，情緒勒索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1947年Fritz Redl，是有關老師在難教學生的班房中的處理方法(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ans of Women Vol.11-12,p.10)。另外，在1971年早期，德國女作家Esther Vilar也用這名詞來描寫一些母親管教家中多位子女的方法，以「撤回母愛」來要挾子女服從；不過書中也提及這些母親會把麻煩及討厭的子女問題交給丈夫處理（The Manipulated Man）。

根據美國臨床社工Susan Forward在其1997年的著作《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一書中的意見，「情緒勒索」的核心元素有下列三方面（又稱之為FOG手段）：

一、利用恐懼 (Fear)：例如「如果你不這樣做，我將會那樣懲罰你！」

二、利用義務 (Obligation)：例如「你如果不這樣做，怎可以算是我的好女兒？」

三、利用內疚 (Guilt)：例如「假如你不這樣做，將會令你的父親蒙羞。」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使用這種「情緒勒索」的人，往往承擔四種角色：

一、扮演懲罰者 (Punisher)：對於不服從的子女，將會直接或間接遭到懲罰（例如不准外出）。

二、自我懲罰者 (Self-punisher)：面對不服從的子女，父母將會懲罰自己；例如不能飲食或不睡覺。

三、成為受害者 (Sufferer)：面對不服從的子女，有父母會把自己變為受害的人；例如搬進老人院，然後孤單地死亡。

四、作為逗弄者 (Tantalizer)：最初會提供一些獎勵或好處誘導對方服從，成功後，會把要求提升，至終成為過分要求；例如初時表示子女成績合格，便可以去迪士尼樂園遊玩，其後卻要求他們成績優良，甚至要考到全班第一名，才可以出發遊玩。

聖經原則上不贊成以語言傷害他人，包括情緒勒索，相反教導人彼此說勸慰、鼓勵的好話，原因是「有人說話不慎，好像利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能醫治人。」（箴言12：18）

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親情可貴之處在於無私付出，不求回報。它就像一雙溫暖的手，永遠接納和支持你。當你看到小孩子在公園嬉戲，會否想起昔日，父母也曾緊握你的小手，教你走路，帶你去認識這大千世界，探索這浩瀚宇宙呢？

我出生於嚴冬，媽媽在懷孕初期曾出現「作小產」的危險。為了保護我，她整個炎夏都躺在床上休養，連洗澡也不能，只能用濕布擦拭身體。沒有她的堅持，我或許無法來到這個五光十色的世界，感受人情，聆聽鳥語蟲鳴。

幼稚園時期某一幕至今仍歷歷在目：有一個下雨天，二姐姐撐著雨傘，穿著「水鞋」來接我放學。我又記得有一次爸媽吵架，爸爸把媽媽的腿打傷，以致媽媽走路時一拐一拐，但她仍然堅持送我上學。她一向非常看重我們的學業，每次考試，她都不眠不休陪伴我們溫習。這份母愛，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中四暑假，我因病入院，父母亦在那時候離異；家中經濟重擔落在大姐姐身上。剛剛大學畢業的她，放棄繼續升學的機會，毅然出來賺錢養家。其實她完全可以選擇追求自己的理想，但她最終選擇與我們共同進退。她這份犧牲，讓我明白「家人」的真正意義。

數年後，大姐姐得償所願，取得獎學金到外國升學。她選擇了冷門的芬蘭與挪威，因為在當地獲得的獎學金比較多。她把用剩的錢匯回家，補貼家用。在這倆極地小國，她獨自面對漫長而嚴峻的冬天，換作是我，恐怕早已支持不住。大姐姐的堅毅，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近年，媽媽患上了柏金遜症，需要定期複診。三姐姐每次都專程請假，乘的士接送並陪伴媽媽，還不厭其煩帶上輪椅，以備不時之需；而我則負責陪媽媽做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和言語治療。雖然過程辛苦，但我們深知「血濃於水」，親人永遠是最強的後盾。

回望這些年，家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與陪伴，讓我在困境中能找到力量。媽媽的堅持、姐姐的犧牲與支持，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禮物。親情不僅是生活的依靠，更是心靈的慰藉。它提醒我：無論遇到多少挑戰，只要有家人在身邊，就能勇敢面對，繼續走下去。

親情的力量讓我在復元的路上不再孤單。它教會我珍惜、感恩，也讓我相信：只要心中有愛，人生就永遠有希望。

萬里望/香港心理衞生會

「失樂」(Anhedonia)又稱「快感缺失」，指一個人對本來能夠為自己帶來快樂的活動失去興趣，沒有獲得「快感」(Hedonia)（註）。參考維基百科的分析，引起這種心態有很多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幾項：

一、身體疾病：例如腦炎，讓身體產生強烈發炎或免疫反應，很容易產生「失樂」。

二、藥物影響：某些精神障礙藥物（例如血清素）或長期服食抗生素令腸道細菌群消失，因而減少腦傳遞物質的製造及吸收，導致「失樂」。

三、荷爾蒙失調：隨著年齡增長，特別是進入更年期後，荷爾蒙會減少（女性的雌激素、男性的睪丸素），會對過去的愛好失去興趣。

四、生活不健康：慢性飲食不良及睡眠不規則，會破壞生理中及情緒調控機制，因而容易失去快樂。

五、心因性因素：經歷嚴重社會、經濟、婚姻、子女等帶來的壓力，在心煩意亂下沒法享受各種興趣。

由此可見，「失樂」有很強的生理因素，現時大多認為是大腦的「獎勵系統」(Reward system)功能失調，涉及重要腦傳遞物質「多巴胺」(Dopamine)。這也許可以解釋患上「柏金遜症」的人也會因缺少「多巴胺」而感覺「失樂」。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診斷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指出，「失樂」被視為憂鬱症、物質有關精神障礙、思覺失調（陰性病徵）、創傷後壓力綜合症，以及人格障礙的一個病徵。

聖經比較著重「喜樂」(Joy)多於「快感」，因為前者可以在任何環境認知中感受到。在新約聖經腓立比書，使徒保羅雖然身在牢獄的痛苦之中，仍然多次提及「喜樂」，例如：「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還要活下去，並且要繼續和你們大家在一起，使你們在信心上有長進，有喜樂」（第一章25節）、「即使把我澆奠在你們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喜樂，並且和你們大家一同喜樂。照樣，你們也要喜樂，並且要和我一同喜樂」（第二章17至18節）、「最後，我的弟兄們，你們要靠著主喜樂」（第三章1節）、「你們要靠著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第四章4節）。

麥基恩醫生 / 精神科專科醫生

註：在性醫學方面，也有一種「性快感缺失」(Sexual anhedonia)的問題，就是一個人對平常有反應的性刺激，幾乎沒有（甚至完全失去）快感，但其他性生理功能卻近乎正常，甚至有性高潮。因此，有人稱這情況為「快感分離性高潮障礙」(Pleasure dissociative orgasmic dis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