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天說道 之 「看不見的傷口──關注輔導員的自我與治療關係」

「我靠著賜給我能力的那一位,一切都能夠應付。」腓立比書4:13,《環球聖經譯本》

文:林美娥博士│心理學博士、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臨床院士

我在輔導歷程中接觸不少心理助人者,在他們的臨床實務中,出現「膠著」甚至抗阻的狀態。無論助人者如何努力,也難以建立有效的治療關係,令他們感到困乏無力,直接影響輔導效能。我較為深刻的一位前來求助的輔導員,她對自己的助人生涯感到迷茫,失去信心和方向,甚至對自己的專業產生質疑。面談時,她憶述在輔導一位成長於重男輕女家庭、被虐打的女受助者的過程中,難以進入這位受助者的內心傷痛;輔導員不自覺地流露出負面態度,及後又有不斷自責、沮喪等複雜情緒。探索這位輔導員,原來她也曾經經歷類似的傷痛,但卻沒有好好處理這個深層困擾;她不期然產生抗拒、驚懼及迴避的狀態。

我發現不少輔導員早年成長創傷的經驗影響他們最深遠。有些輔導員在成長階段經歷父母不公平對待或長期被比較,又有人身心受虐、父母離異、嗜賭或者家庭關係惡劣等;他們感到被忽略、被拒絕、被離棄及被否定,成長於惶恐之中,因而造成自卑、自我否定及自我質疑,缺乏安全感。輔導員若未正視及妥善處理個人的傷痛,這些經驗便是「看不見的傷口」。這些傷口不自覺地隱藏著,卻直接動搖輔導員建立穩妥的治療關係;導致他們難以發揮助人者的角色,因而影響治療效能,甚至對受助者及輔導員的生命或會造成損害,影響深遠。

輔導員從治療關係中鏡照受傷的自我

治療關係就像一面鏡子,在輔導員與受助者兩個生命碰撞的過程中,映照出輔導員的內在面貌。了解個人生活經歷對治療關係的影響,始於自我反省。這種反思促使輔導員審視自身所經歷的創傷的影響及其癒合過程。當療癒他人之時,輔導員若能夠覺察這些創傷經驗如何影響自身對受助者的看法與態度,便能將自己的創傷經驗轉化為療癒關係中的養分,得以觸碰自己與他人最隱密的內在深處,讓輔導員更懂得苦痛的本質以及受助者的脆弱、孤單與需求。這樣,輔導員才能掌握適當的分寸去療癒自己與他人。這樣正凸顯了輔導員的受傷經驗對治療關係具有價值。

「聯合家族治療法」始創人薩提爾(Virginia Satir)主張,輔導員的自我被認為是主要的治療工具。輔導員可通過處理原生成長的影響,提升自尊、培養更佳的決策能力、增強責任感,並促進個人一致性。輔導員愈一致,與自我的聯繫就愈多。通過提高自己的意識,能夠在治療前做好準備並集中精力,這使輔導員在情感上與受助者的內心世界進行深入的聯繫,幫助受助者發現自我。若輔導員未能坦然面對生命中的脆弱及幽暗面,可能對臨床治療工作造成反移情、替代性創傷、倦怠或耗竭等負面影響。

治療關係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反移情是指輔導員把早年對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感覺、想法和情緒等表現,放進治療關係上,是一種不自覺的投射。反移情是勾起輔導員內在潛意識衝突的現象,引發出不當的強烈情緒是因過去「未竟之事」的影響,所以做出非理性的反應;或因自己的內在衝突被引發而喪失治療關係應有的客觀性,妨礙對受助者的判斷。相反,正向反移情在治療關係上可能成為建設性元素,藉著輔導員的反移情點出受助者重要的心理動力,能夠改變受助者過去不健康的應對模式。

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與耗竭(Burnout)

反移情會使輔導員的情緒忍受力與自我覺察能力降低,並且挑戰輔導員的信念,長期累積也可能造成替代性創傷。替代性創傷所指的是輔導員過度同理受助者,想像受助者受創的畫面及事情細節而造成的強烈情緒反應。替代性創傷對輔導員而言,可能不容易察覺;對個體影響的範圍較廣泛,包含自我、生活、專業和價值觀等層面。替代性創傷是一種助人者的職業危機,令輔導員不勝負荷,引發專業迷失及疲憊;它可能會使輔導員自身的信念瓦解,進而引發工作耗竭,甚至誘發身心病症。因此,替代性創傷可能會對輔導員的生活基礎產生毀滅性的影響,使其變得憤世嫉俗、孤僻、情緒低落、憤怒和絕望,又或感到失去意義,因而造成臨床判斷錯誤、治療僵化及易怒等。替代性創傷就像昆蟲侵蝕一棵看似健康的樹,令其內部結構不自覺地漸漸枯萎。

療癒自己與療癒他人

輔導員若未妥善處理個人生命的受傷經驗,當面對受助者的創傷間接刺痛輔導員原有類似的傷口,以致造成替代性創傷,無法引導受助者走出困局。作為心理助人者,需秉持一個信念——先照顧自己,才有能力照顧他人。輔導員須加強自我療癒,以致更有效地療癒他人;加強自我成長及自我反思,是輔導員比一般人更需要付上的專業道德責任。提升自我照顧的意識,是從認識自我、接納自我、確立自我及持續發展自我而來。正如薩提爾強烈倡導輔導員關注自我的發展,因個人未竟之事真是不利於治療效能。

基於輔導員身負重任,承載著眾多受助者的生命,本文渴望喚起輔導員關注自己生命中受傷的經驗,並探討如何經驗被療癒。特別在心理壓力沉重的香港社會,輔導員的生命直接影響受助者的生命,也關係到社會整體的心理健康質素。因此,輔導員的自我狀態實在不容漠視。

參考文獻

  1. Lum, W. (2002). The Use of Self of the Therapist.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4(1), 181–197.
  2. Rowan, J., & Jacobs, M. (2002). The Therapist’s Use of Self. Open Universty Press.
  3. Satir, V. (1983).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3rd ed.).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4. Woods, S. H. (2020). The Integrated Journey of a Wounded Healer. Reflections:Narratives of Professional Helping, 26(3), 94–101.

「青」心視界:「媽媽,我不是懶,我病了」——《青少年精神健康守護指南》 

診症室裡,最令人心痛不是哭聲,而是青少年垂著眼,用一種過分平靜的語氣說:「媽媽,我不是懶!」那雙眼睛沒有光。長輩急著評判「態度」,孩子卻無力解釋自己的「狀態」。以下故事的人名與場景更改了,但藏在裡面的嘆息,動不了。 

一、三個「懶」的真相:三個少年都被貼過「懶惰」的標籤,直到醫學還他們清白。

 (A) 阿明十六歲,是Band 1中學學生;中五前成績優異,中六開始遲到、欠交功課、測驗交白卷。母親指責他自暴自棄,他哭著說:「我想溫書,但起身時像被石頭壓住,望著書本一個小時,一個字都進不到腦子。」原來他情緒低落兩個月,有失眠,沒有動力。他不是不想溫習,是不能;抑鬱症已偷走他的專注力與記憶力。 

(B)阿怡十四歲,經常因肚痛請假,身體檢查正常;母親責備她裝病逃學。她說:「我常常很擔心、恐懼不安、心悸、呼吸急促、冒冷汗、頭暈、肌肉緊繃、腸胃不適、注意力差、腦中一片空白,常常預期最糟情況發生。」那是焦慮症,不是撒謊。

 (C)阿森十六歲,輟學,每天打機十五小時。他說:「打機時我才感到存在,其他時間我像一團雲。」評估後,他確診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ADHD)。因為專注力不足,容易分心、粗心大意,做事有頭無尾,經常遺失物品、過動、坐立不安、無法安靜坐好、衝動,打斷別人說話,難以耐心等候。這是腦部傳遞物質失調。 

 二、治療:別讓誤解耽誤黃金時間 

抑鬱症、焦慮症及ADHD都是「有得醫」的疾病。藥物能調節腦內失衡的神經傳遞物質,使病情趨於穩定,配合心理治療、學校調適與家庭支援,康復絕非遙不可及。現時藥物的副作用已較以往大幅減輕,服藥療程則因人而異,務必與醫生詳細商討個人化方案。家長最忌因害怕副作用而拒絕用藥,白白錯失治療良機。 

 三、自殺危機:辨識與行動 

危險訊號:一、提及「想死」、「我沒了也沒有分別」;二、社交媒體流露告別字句;三、轉贈心愛物品;四、情緒突由極度低落轉為異常平靜;五、成績急跌;六、絕望無助。

應對方法:一、直接問「有具體計劃嗎?」(研究證明不會誘發自殺);二、專注聆聽,不批判;三、收起藥物及利器,勿留患者獨處;四、情況緊急時送院或撥打999報警;五、非緊急則約專科評估;六、危機過後持續跟進。 

四、三道防線,承接青少年 

 家庭:當孩子表達疲累,家長應以「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取代「為何別人可以你不行?」的質疑。每週來一頓不談學業的晚餐,觀察睡眠與飲食突變。這是建立心理韌性的第一道防線。 

 學校:培訓教師識別情緒警號,為確診學生提供考試調適,設置安靜空間,訂立清晰的危機處理流程,讓校園成為安全網而非壓力鍋。 

 社區:青少年工作者應秉持「先聆聽,不急於給予答案」的原則,容許年輕人袒露軟弱,並熟諳社區轉介途徑,在關鍵時刻連結專業醫療資源或輔導機構,成為承接年輕人的重要安全網。 

阿明經治療後重返校園,母親說:「原來他的『懶』是病,我罵錯他了。」我告訴她:「你現在明白,已是送給他最大份的禮物。」聖經以賽亞書42章3節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但願我們這一代不再追問:「你為何不努力?」而是輕聲探問:「你經歷了甚麼?」從責備高處站到孩子身旁。青少年精神健康,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掙扎,而是整體社會的覺醒。

馬燕盈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馬燕盈醫務中心)

教牧人生:結束的勇氣

香港已經進入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時代。新型冠狀病毒株繼續變異和流行,更會聯同不同類型的流感病毒侵襲市民。今天,那些不願回首的隔離檢疫、居家工作或上報政策已不復再。當我們回望那困擾我們三年多的世紀疫症,無論是對經濟環境的重創和轉型,或是停止教會聚會的防疫政策,以及採用「即棄聖餐套裝」和舉辦「網上領餐」,又或其導致一定數量信眾已由實體聚會轉移到網上參與等。面對現時香港教會呈現的「新生態」,我們蹣跚學步,仍在適應中。

自三年前防疫政策逐步取消後,香港教會都紛紛以「復常」為慶祝和感恩的口號;堂會領袖紛紛重新推展因數年疫情停辦的大小型教會聚會。大家都雄心壯志,希望為教會追回之前停辦的活動,冀盼將教會推回疫情之前的正軌。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早幾年移民潮帶走了香港教會20%人口,各間堂會面對著「人財兩失」的現實。教會中弟兄姊妹青黃不接,事奉人手嚴重不足,崇拜及團契聚會人數驟減,堂會經濟狀況不佳,年青一代也轉往網上聚會或離開堂會。在如斯新生態下,堂會如何期望將教會聚會「復常」呢?

我在疫情初期聽過一位牧者分享:疫情侵襲,從另一方面看,幫助了香港的教會。因為防疫政策的安排,宗教聚會場所甚至要關閉,教會領袖必須判斷哪些聚會或事工不可以停止,又有甚麼活動可以暫停或取消。結果我們看到那幾年時間,即使是在最嚴峻的第五波疫情,主日崇拜和祈禱會是一眾教會沒有放低過的首選聚會;其次就是主日學和小組團契等網上聚會。所有實體見面,要除下口罩進食的大型聚會、愛筵、佈道會和旅行都忍痛取消了。疫情讓我們反思,在教會眾多聚會和事工中,有甚麼不可省略?有甚麼是錦上添花?有甚麼可有可無呢?

這位牧者認為,許多教會和機構往往將事工「永續化」,有時會看自己或特定項目看得太重要。疫情,堂會暫停不少事工,正正是很好的時機,讓教會領袖反思甚麼是可以放下、停止的事工;特別是那些為維持堂會傳統、「為繼續而繼續」的事工。有些事工只在特定歷史時刻(如疫情或社會變局)發揮功能,完成後其精神留下已足夠。正如疫情時候,以派發口罩和檢測棒為社會關懷行動。完成任務,可以功成身退。事實上,現在教會有很多被認為是「美好」的聚會或佈道活動,當認真審視和辨識,在後疫情年代的香港氛圍是否需要將其優化、更新、改革,甚至減少、結束呢?

現在有不少堂會面對聚會人數銳減,堂址變遷或經濟困難。以同樣的觀念來看,在禱告神帶領和會友充分溝通後,如能得出共識,與其他堂會合併,繼續發展聖工,其實比勉強維持下去還要健康;也是合乎聖經的教會觀:「正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部分,而且全身部分雖然很多,身體還是一個;基督也是這樣。」(林前12:12)只要過程中實踐美好的價值,其存在本身就已經歷著神的同在,結束個別堂會或機構並不代表大公教會失敗。

黃立基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