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元之路:「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愉快的成長:我生長於小康之家,一直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成長。長大後,我投入了自己熱愛的工作,並找到了一位善良、老實且穩重的伴侶。我們建立了幸福的家庭,過著我期望的生活,令我感到相當滿足快樂。

疾病的困擾:女兒出世後,我原以為憑藉自己悉心栽培,她會健康快樂地成長。隨著她逐漸長大,教養與健康方面的問題接連出現,讓我感到無計可施。丈夫經常在外工作,我們相處和溝通的時間變少,我逐漸對他缺乏信任,常常疑神疑鬼。面對女兒與丈夫的種種,我充滿極度的擔憂,最終情緒失控,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

當我感到自己在人生谷底,基督徒朋友邀請我去教會。雖然有虔誠的教徒關心我,我的心情依然沉重,負面的思想在腦海中不斷盤旋。此時,我寧願選擇「死」,也不願意忍受情緒病的折磨,自殺的念頭驅使我飲下消毒藥水。

生命的轉變:2008年12月3日,我被送入醫院觀察,當晚確診為肺炎,需要住院。那時,我無論身心靈都非常脆弱,喉嚨受損失聲。不過,我的內心卻漸漸平靜下來,聽見慈愛的天父對我的訓誨:「其實每天能夠說話和進食,並不是理所當然,這全是神的恩典;生命是何等珍貴,你為何輕視呢?」我頓時閉上眼睛。隨之,床邊傳來溫柔的聲音,原來是三位教會姐妹來探望我,我內心感受到一種被愛的震撼。當晚是2008年12月5日,我決志信主,承認自己的罪,相信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祂以寶血洗淨我的罪,成為我的救贖主,讓我的生命獲得永生。

主助跨病苦:信主之後,我平安出院;直到2010年前,我的精神狀況似乎穩定下來。隨後卻逐漸出現一些不適,情緒開始高漲,極度亢奮,自信心過度膨脹,自認有特殊的能力或使命,並開始衝動行為、高風險投資。結果被家人察覺,最終我再次入院,被診斷為「躁鬱症」。我已經不記得在醫院住了多久,只知道情緒穩定下來後,醫生才允許我出院。出院後,我按時複診,醫生安排社區護理人員探望我。隨著時間推移,我的病情漸漸穩定。雖然我仍有病,但我深感神一直與我同在,「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馬太福音12:20上)。

復元路同行:有一天,我收到一本名為《活在人群中》的刊物,裡面介紹了香港有不同的機構幫助有各種需求的社會人士。其中一所關注精神復元人士的機構名為「基督教愛協團契」(簡稱「愛協」)。我參加了「愛協」的分區小組聚會,在那裡我結識了許多同路人,彼此守望和關懷,攜手在復元的道路上前行。

至今,我信主已近17年。信主後,我仍一直在與病魔抗爭。但是神從未離開過我,正如經上所說:「走在你前面的是耶和華,他會與你同在;他不會丟下你,也不會離棄你」(申命記31:8)。神對我的愛深厚,我也應當將這份愛分享給身邊的人。因此,我學會了關照身邊的同路人,期望透過探訪,關懷「愛協」的組員,讓彼此在復元的旅程中不再孤單。「我們不倚靠自己,只倚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哥林多後書1:9)這何其美妙!感謝主的厚恩!

思思(基督教愛協團契)

談天說道 之 「齊撐『老友記』」──關注長者心靈健康

「直到你們年老,我還是那一位;直到你們髮白,我仍然扛著你們走。我造了你們,還會抱著你們;我會扛著你們走,解救你們。」(以賽亞書46:4《環球聖經譯本》)

文: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預防長者自殺

當社會聚焦青少年自殺問題,往往忽略一個現實──最常見自殺成功的年齡層是長者。參考人工智能Grok綜合1996至2021年多國的數據顯示,65歲以上的人自殺率為每10萬人中約有16人(相比整體人口自殺率之11人多),而男性女性之比例更是29.24:6.47。至於香港,60歲以上長者自殺人數(在2022至2024年間)每年約470多人,佔整體自殺人數41-44%。這高比率是由於他們(特別是男性)比較低調,不動聲色地了結生命。因此,自殺念頭及計劃沒有被照顧者或家人察覺。另一重要原因是長者多有身體疾病,包括慢性疾病、情緒障礙(特別是憂鬱症及躁鬱症);還要承受社會各樣壓力,包括收入驟降、孤單或喪偶等風險因素。

因此,預防長者自殺是社會的重要公共政策。在措施方面,基本上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識別風險:前線的醫務及社會工作人員若能針對具有上述風險因素的人士,提供生命教育和及時的自殺評估,並提供可負擔的疾病醫療服務,從而減少身心殘障。

二、危機管理:對於有自殺傾向或行為的長者,提供電話熱線及快速精神科專家診斷(包括家庭或院舍治療);嚴重時,轉介至醫院作安全看管及快速深切藥物或腦電盪治療。

三、康復治療:除了處方精神科藥物外,心理治療及解決問題訓練也相當重要。在康復期間,應該保持聯繫,提供外展探訪,評估家居環境情況及提升安全措施(例如鎖好窗戶及保管藥物)。另外,家人及其他照顧者的教育(包括能及早察覺自殺傾向)及支援(包括求助渠道)也相當重要,並且要按需要考慮各項社會服務。

由此可見,社會若能有不同層面及多項專業的預防自殺措施,不少自殺個案可以預防。Grok確實指出,在過去多年(1996至2021年)全球的自殺率有下降趨勢。

舊約聖經列王紀上第十九章記載先知以利亞在逃避王后耶洗別追殺,走投無路到了曠野,便坐在一棵羅藤樹下求死。他說:「耶和華啊,現在已經夠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並不比我的列祖好。」(第4節)上主卻差派了一位天使來服侍他,讓他睡覺又吩咐他起來吃喝;然後才吩咐他起程去完成使命。由此可見,上主不贊成自殺行為,反而會以某種形式給予救助。

憂鬱症與自殺

自殺的原因不少,比較常見是當事人正感受著憂鬱帶來的困擾。因為在這種情緒之中,認知上會產生「無助、無望、無用」的「三無」感覺,更會把負面消極思想(及對痛楚的感受)過度放大,甚至認為自殺是唯一的出路。參考《今日心理學》期刊的編輯撰寫有關「憂鬱與自殺」的專題文章,按美國「衞生及公共服務部」的數據顯示,到門診求醫的憂鬱病人中有2%至終會自殺,而有自殺念頭或企圖自殺的憂鬱病人更有6%會因自殺而死。反過來統計,自殺而死的人中,約有60%患有可以治療的情緒障礙。因此,若要預防這方面的自殺事件,應該先明白以下兩方面重要事項:

一、認識憂鬱病徵:除了情緒低落及有絕望感覺之外,大部分患憂鬱症的人也會出現其他病徵,包括失去興趣,飲食失調,睡眠失調,精神不振,思想動作緩慢,感到內疚或有羞愧感覺。若能及早發現這些身心病徵,加以適當的醫治,自殺行為可以避免。

二、評估自殺風險:一般來說,憂鬱症患者的自殺行為往往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生。當事人先由失去興趣開始,繼而感覺人生沒有意義,有生不如死的想法,然後才考慮自己結束生命,再選擇自殺方法,其後作準備工夫(例如寫下遺囑、交帶身後事、購買自殺用品、登上屋頂視察等等),最後才進行自殺行為。因此,周邊的人若有留意患者的行動,可以及時察覺憂鬱症自殺念頭由萌生至實行的過程,可從中加以干預。假若病人曾經遭遇嚴重的身體或心理創傷,憂鬱時出現驚慌感覺,有濫藥行為或孤單一人生活,是增強自殺風險的因素。

很多人擔憂查問憂鬱病者可有自殺念頭,會引導對方更加認真考慮自殺。事實並不是這樣。反而,「關心病患者有沒有自殺風險會令當事人感覺有人關懷自己,會容易把絕望的煩惱說出來,因而感到釋懷」。此外,與病患者對話,更可以評估自殺的風險及嚴重程度。一般來說,當一個人決定了自殺的方式或作好了一些自殺前的準備,已經是非常危險了,應當立即有所行動加以阻止,必要時需要強制留醫以策安全。

長遠之計,除了預防憂鬱症復發外,也可以加上一種「安全計劃」(safety plan)。依上述《今日心理學》的專題文章指出,這是治療師與病患者在康復期間一齊討論及編寫下來的計劃書。其內容是先把自殺危機的警告信號列明,好讓患者知道自己的風險程度;然後列出一些自殺念頭出現時的應對方法,以及如何讓自己保護生命安全,包括聯絡朋友或撥打居住地區防止自殺的求救電話。

聖經也有不少人物自殺而死,當中不乏出現憂鬱心態的人,例如舊約撒母耳記下第十七章21至23節的亞希多弗。他因自己的策略不被主人採納而失望地返回家鄉,安排好了家事,就上吊死了。此外,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3至5節的加略人猶大更因出賣耶穌而內疚,把祭司長賄賂他的銀子「丟進聖所,然後離開,出去吊死了。雖然有這些例子,但是神創造生命,也希望人愛惜自己的生命。

「青」心視界 之 從精神科看青少年情緒需要與信仰資源

近年,青少年被精神健康困擾愈見普遍。在診症室,常見的求診原因包括抑鬱、焦慮、失眠、自傷行為、自尊低落、家庭衝突,甚至自殺意念。這些症狀固然與生理、心理及社會因素互相交織,但臨床上,我經常聽見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是我不夠好?」、「我真是值得被愛?」、「活著有甚麼意思?」

我想起中學生「阿玲」(化名),她的成績不差,老師的評語是「乖、肯學肯做」,父母說:「沒有問題」。但是,她在診室坐下第一句話便說:「我覺得自己好空。」問下去才知道,她幾乎每天都在努力追趕別人的期望:功課、活動、社交形象……一停下來就會有強烈的自責感。夜深時分,她會反覆思想:「如果我不是有用的人,還有人要我嗎?」偶爾她會自傷,使情緒「暫停」;她不是想自殺,而是想讓痛苦短暫地停下。這樣的事件並不罕見。

從發展心理學角度看,青少年期是自我概念、形象與身份認同迅速整合的階段。若在早年依附經驗中缺乏穩定的愛與接納,或在成長過程中反覆經歷否定、忽略、情感疏離、過高要求,便容易逐漸形成一系列負面核心信念,例如:「我不值得被愛」、「我永遠不夠好」、「別人終會離開我」。這些信念會在往後的人際關係、學業壓力與情緒反應中不斷被強化,成為抑鬱、焦慮及自我傷害的土壤。因此,有些青年人表面上抱怨「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覺得生活很無聊」,其實背後是無力感、羞恥感與存在焦慮;有些人外在看似成功,內在卻長期在自我責備。

現代精神醫學提供多種有效的治療方法,包括藥物治療、各類心理治療、家庭治療及跨專業協作等,對改善症狀、調整思維模式、降低風險十分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專業基礎。同時,我們對青少年復元的理解不應只停留症狀層面,也要包括重建價值感、連結感與人生方向。除了運用種種的心理治療方法外,對一些有信仰背景的青年而言,信仰可成為復元過程中的資源。

以基督信仰為例,它提供一種不以表現來衡量的價值根基。聖經說:「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一愛子賜給他們」(約3:16上),對於長期承受低自尊與羞恥感困擾的青年,這信息可能帶來新的視角:人的價值不必完全建立於成就、外貌或他人的肯定,而是建立於被愛與被接納的身分。

信仰亦回應人深層的依附需要。在不安、被遺棄感或關係破裂中,聖經描繪一位細緻地看顧人的神:「連你們的每一根頭髮都被數過了。」(太10:30)「被看見」的經驗對某些曾受傷的青年具有修復與安定的力量。

另外,許多年輕患者在失敗、復發或跌倒後最難承受通常不是「做不到」,而是「我是否因此就一無是處」。福音所指的恩典是容許人在軟弱中仍有盼望:「我的恩典足夠你用,因為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美。」(林後12:9)

在充滿不確定的年代,信仰也可提供面對迷惘的方向框架:「你要全心仰賴耶和華……他就會使你的路徑平坦。」(箴3:5–6)神不會消除風浪,卻能幫助人於風浪中不致完全失去方向。

精神科治療與信仰並非互相取代,而是在不同維度互相配合去處理症狀,調整心態,管理風險;更加能夠回應患者對人生價值、身分、盼望與意義的疑惑。對照顧者而言,我們可以嘗試不急於糾正青年人的情緒或對他們講一套道理,應先以穩定的關係承載他們的痛,協助他們需要時及早求助,並在復元路上陪伴他們重新建立「我值得被愛」的價值根基。

沈君豪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傳仁醫療中心)

教牧人生:Take Your Time

在16型人格(MBTI)中的J(判斷型),我獲得超過90%得分。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個約會朋友也安排行程時間表的人;所以我的強項是凡事做好滴水不漏的計劃,並且會為計劃做好數個應變方案,也會在事工或活動計劃中安排好負責的人手、所需的物資和精準的時間分配等。我可以做到這一切,也該歸功於讀神學前做過幾年「社工」(社會工作者);當時的日常工作就是撰寫活動計劃書和規劃小組聚會。

不過,「J型人」同樣會因為這種性情而要面對不少限制;就是每當計劃趕不上變化,或出現突發情況衝擊超前的部署,或者因為不同持份者的異見而需要調整本來的藍圖,總會讓我感到焦慮不安、驚惶失措。這些表現見於我每週帶領的青少年團契週會,也見於對每個生命的牧養工作。

在我入職服侍堂會初期,總有一種無人要求但卻隱藏著的無形壓力——期望自己為堂會制訂不同的長、中、短期計劃。我承認自己雖然很喜歡且擅長制訂計劃,但卻因為要實踐計劃而承擔了無比的壓力,所以我當時心中暗暗向神祈禱:「最好我不用撰寫這些教會十年或五年計劃。」事實上,我自從牧會至今近8年的歲月裡,我未需要為堂會制訂這些長、中、短期計劃。因為我們所走過的路全部都在計劃以外,不論是我們堂會,甚或全香港教會。

我自2018年底入職,沒多久就經歷全港性社會運動,無論在堂會中如何宣講,如何牧養,如何禱告,都沒有資深牧者可以分享過往經驗,我們都是見步行步。自2020年起,世紀疫症席捲全球,無論是變化無常的疫情或防疫措施,抑或教會開放聚會與否,都迫使我們作為牧者的拼命在狹縫間學習網上聚會、線上牧養、線下探訪,且嘗試做各式各樣的社關工作。這些年,我們不只見步行步,簡直只能「行步見步」;然後,「移民潮」悄悄在2021年開始。香港教會的人口被帶走了平均25%,大多數人是在教會事奉和奉獻上,一直支持教會的中流砥柱。全港教會面對「人財兩失」的嚴峻環境,誰還敢在這個時候提出計劃?

自2022年起,我所服侍的堂會面對的挑戰開啟了另一頁新篇章。我們沿用40年的樓上教會堂址被發展商收購,我們需要在短時間內遷出該堂址,且要在第五波疫情期間四出尋找可供租賃的商舖為臨時聚會點。我們曾在車房地舖聚會,作為南區教會也曾租用九龍的商廈作崇拜場地。之後,我們又曾暫用一個位處商場的舖位,作為臨時堂址。直至2025年底,我們才結束飄流旅程,重新在南區本區購置新堂址;再次安頓下來,又再思考我們的「教會計劃」。

事實上,神自己的教會從來犯不著由我們去「計劃」。在過去幾年,我所經歷的牧職歲月,教會所走的每一步都不是我這個喜歡計劃的超前部署者計劃出來的,全都是神在祂最好的時間親自成就自己的工作,是由聖靈親自帶領祂的教會。當我回顧這些年走過的路,我忽然可以從這「J型人」的焦慮中被解放出來。我依然相信,神用得著擁有計劃和部署恩賜的我;我更相信,在神認為最好的時間配合祂用得著我的計劃,成就了祂在我們身上最好的工作。“So God, please take Your time!”

黃立基牧師

復元之路:我的復元路恩典滿滿

感謝主!從小到大,我一直在基督教學校就讀,耳濡目染之下,接觸了許多關於福音的教導與主耶穌的故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是「五餅二魚」的神蹟,這是聖經中唯一同時記載於四部福音書的事件。耶穌使用一名孩童的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餵飽了五千人(未計算婦女與兒童),讓我深深感受到主的奇妙與大能。

1988年9月24日,我在同學的邀請下參加了一次佈道會,並在課室中決志信主。1990年,我開始投入義工服務;然而因學業壓力,出現精神不適,經醫生診斷,確診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當時的我感到迷茫與無助。感謝主保守和醫護人員的輔助,我的狀況漸漸穩定下來。

升讀中五的階段,因為壓力而需要退學。1992年,我開始進入社會就業,先後在快餐店、文具店工作,也曾在幼稚園擔任助教。不過,工作不長久。在1996年失業的日子裡,醫務社工鼓勵我參加義工訓練課程。自此之後,我積極裝備自己,參與了各種進修課程,包括繪畫、攝影、羽毛球、花藝、時裝設計、裁剪、編織、普通話、英語、烹飪、手工藝、太極、儀容及禮儀技巧、園藝治療小組等多元課程,並且一直在四至五間機構參與義工服務。感謝主,時光荏苒,我以義工的身份服務了三十年。

2000年我加入「基督教愛協團契」(簡稱「愛協」)成為組員,「愛協」給我很多服侍的機會,讓我可以在不同崗位上學習服侍,建立我的自信。過去的我不善辭令,也害怕站在人前;在聖靈的引導下,我的性格與表達能力漸漸得到改善,慢慢能夠與更多人分享耶穌在我生命裡施行的奇妙作為,甚至可以在二十多次活動中擔任司儀。更重要是,因有耶穌的同在和保守,加上小組組員與我同行,已有超過十三年沒有病發而要入住葵涌醫院。這些依靠神的歷程讓我的生命步入了穩定與持續更新的階段。

一路走來,我又深切體會若沒有家人、朋友、同學、鄰居、教會的弟兄姊妹及醫護人員的支持與鼓勵,我難以走到今天的地步,可以擁有豐盛的生命。我尤其感激父母對我的養育之恩,在他們晚年患病之時,我有機會親自照顧他們,實在是一份珍貴的恩典。雖然他們已經離開世界,但我仍會努力好好生活,以回報他們的教導與愛護。

在信仰的旅程中,神不僅給了我力量,還讓我學會以正面的心態面對精神病的挑戰;透過不斷祈禱和信靠神,我獲得了更多勇氣去面對困難與挑戰。未來,我將繼續在教會及「愛協」中事奉,盼望能作美好的見證,榮耀主的名。

最後我願與每一位同行者互相勉勵,盼望我們都能在身心靈上健康強壯,與主同行,每天經歷神所賜豐富的恩典。

綻晴

基督教愛協團契

談天說道 之 名字的重量:一位青年社區幹事的生命重建

「他賜氣力給疲乏的人,給無力的人加添力量。」(以賽亞書40:29,《環球聖經譯本》)

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在屯門一個平凡不過的週四清晨,陽光穿透舊式堂會的磨砂玻璃,照在幾張摺疊凳子上。三位長者早已守在門口,引頸以待。對一般人而言,這不過是日常街坊聚會的開端,但對於站在門內、正深呼吸準備推門而出的Cimmy來說,這是一場跨越了三年真空期的生命冒險。

「早晨呀,張婆婆、陳婆婆、李婆婆。」當 Cimmy 準確無誤地喚出她們的名字時,空氣中凝滯的遲疑瞬間消散。一位長者原本略帶落寞的臉龐,像被火光點亮般驚喜地回望:「哎呀,你竟然記得我?」這份「被記住」的喜悅,在 Cimmy 靈魂深處激起了巨大的迴響。因為在不久前,她也是那個渴求被世界記住,卻又恐懼被世界看見的人。

消失的三年與訊息的重量

2021 年,Cimmy 從大學畢業。那是一個充滿口罩與隔閡的時期。疫情封鎖了城市,也似乎封鎖了她與職場、與社會連結的出口。應徵補習老師未果,一次次的沉默回應,讓她逐漸退縮回狹小的私人空間。在接下來長達三年的待業期裡,她成了社會語境中所謂的「隱青」,但這個標籤太過沉重且簡略,無法描述她內心的那種無法言說心靈狀態:極度無力,彷彿世界是一部與她無關的巨型機器,而她只是齒輪縫隙中被遺忘的微塵。

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盧牧師在Cimmy就讀的中學服事。當他知道Cimmy的情況後,就想起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下稱「教關」)的YUM青年社區幹事同行計劃(YCO),讓Cimmy可以到教會實習,建立工作與生命的滿足感。盧牧師分享:「我心裡十分渴望能有資源去幫助Cimmy脫離困境,使這僅有父女組成的家庭能重新找到希望與出路。這份牽掛既是重擔,也是推動力。」

初期,Cimmy 連發送一條簡單的 WhatsApp 訊息給同工或長輩,都要經過漫長的反覆斟酌。她盯著屏幕,細細檢查每一個用字、每一處標點,甚至擔心一個語氣助詞會否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這不是單純的謹慎,而是一個極度體貼卻因缺乏自信而變得敏感脆弱的靈魂,正在試圖修補自己與世界斷裂的聯繫。

「我總是迴避苦難,看都不看一眼,彷彿這樣就可以徹底和它一刀兩斷。」她曾這樣誠實地剖析。當時的她,看著社區中那些破碎與衰老,內心充滿了恐懼與抗拒,甚至在觀察長者說話之時,會陷入一種哲學式的自我折磨:「為甚麼人要說話?為甚麼他流利地說出的話語會讓我感到痛苦?」那時的她,生命力正處於極低的水平。

從幕後影印機到幕前的領唱

「YCO計劃」是一場由「職涯導師」與「牧者」共同織就的轉化行動。初期,Cimmy 被安排在教會處理一些瑣碎的文書工作。她第一次學習操作辦公室的影印機、過膠機,這些微小而具備實感的勞作讓她乾涸的生活開始有了新的掌控感。職涯導師 Agnes的出現則給了她一面清澈的鏡子,讓她看見自己的強項:細心、注重細節,且擁有一顆細膩的「社交洞察心」。

漸漸地,挑戰開始升級。她被要求聯絡社區餐廳,安排派發飯券。這對於曾經連訊息都不敢發送的她來說,無異於一場攀登。她必須走出教會,面對陌生的老闆,與對方溝通細節及飯券的設計。當她發現餐廳老闆展現出友善的一面時,她心中那道防線崩塌了─—原來世界並非如她想像中那般冷漠。

最顯著的轉變發生在教會的長者聚會。Cimmy 從最初躲在角落的協助者,逐漸走到了「幕前」。她開始帶領詩歌,主持活動。雖然她依舊保持著內向者的謙遜,但那份「勇於展現才能」的姿態,標誌著她對自我身份的重塑:她不再是被缺點定義的人,而是被上帝恩典重新塑造的器皿。

Cimmy(右)帶領長者唱詩歌。

自我復和走向家庭復和

Cimmy 的成長不只發生在教會辦公室,更發生在那個只有她與父親的家中。過往,兩父女的關係如同兩隻受傷的刺蝟,因為太過靠近而互相傷害,卻又因孤獨而互相牽掛。隨著她在「 YCO 計劃」中獲得的自信與平安,她開始學會以更柔和的姿態面對家庭。這種「關係脫貧」,是「教關」事工中最核心、也最難被量化的成果。

「我發現非常需要一種力量支持我前行,而不是把所有寄託放在自己身上。我比以往更明白基督教的信念,並且懷抱希望,相信永恆的愛會存在。」這份從內心長出的平安,讓她的服侍報告「關係建立」評分從起初的 2 分,奇蹟般躍升至計劃結束時的 9 分。

這種轉變的深度體現在她對「意義」的追求上。當她努力記住每一個長者的面孔,當她能為那名雙腳飽受痛楚折磨、陷入絕望的老伯送上真實的禱告的時候,她發現自己正在賦予他人意義,同時也被他人賦予了意義。這份意義的厚度在於我們作為人類,都是被上帝「記念」的。因為「被記念」,我們相信無論在順境或逆境,上帝都會看顧我們,並且按祂的信實,賜福我們。

在社區中「織網」

Cimmy 的故事是一個生命如何在細微處重新與社會、與上帝、與自己連結的紀實。盧牧師感嘆,雖然教會在奉獻與資源上面對巨大挑戰,但看見一個青年的生命印記在社區中留下,這本身就是一場信心之旅。生命成長需要一個「同行網絡」。在這個網絡中,牧者是靈性的遮蓋,職涯導師是職場的明燈,而青年則成為了轉化社區的橋樑。當 Cimmy 站在屯門的街道上,她不再是那個迴避苦難的旁觀者,而是一個能記住鄰舍名字,又能勇敢對抗生活磨難的「社區幹事」。這份轉向正是「教關」「轉化社區、轉化生命」異象的最佳見證。當一個生命被「看見」之後,她便擁有了看見他人的力量。

關於「YCO計劃」──YCO是由「教關」推動的青年發展項目。計劃結合「教關」的網絡資源、專業職涯導師與本地堂會的牧養,為青年提供為期3至6個月的實習職位;透過「師友同行」模式,參與者在服務社區、關懷貧窮的過程中,重建自信、規劃職涯,並在實踐中體現信仰的社會責任。

「青」心視界 之 有一種愛,叫作「別推開這扇門」

「砰!」一聲巨響,房門被重重摔上;隨之而來,是反鎖房門聲與那句憤怒的吶喊:「出去!我需要空間!」作為父母,在那一刻感到既無奈又傷心;同時也難免充滿憂慮:擔心孩子在那扇緊鎖的門背後會否做出傷害自己的危險行為,或是在網絡世界中誤交損友!

從心理學視角看去,這扇關上的門其實是「青少年正在進行關於自我認同(Identity)與心理主權的深刻探索」。

青春期是劇烈的轉型期。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son,1968)指出,青少年正處於「自我認同對角色混亂」的衝突中。他們嘗試從原生家庭的情感依附中抽離,重新整合為獨立個體。

眼睜睜看著孩子去「試錯」非常不容易。可是,若果家長硬要扮演「全權管理員」進行侵入式監控,往往會激發強烈抗拒,導致孩子產生更多隱瞞。與其成為阻礙探索的圍牆,家長不妨考慮轉型當「專業顧問」,目標是將家庭營造成「安全基地」(Secure Base)。這意味著接納孩子探索的需要,減少控制,轉化為安全、接納的守護者。

轉型為「顧問」,首先要建立尊重自主的溝通模式。家長應優先給《關係存摺簿》進帳。心理學家哥特曼(Gottman,1994)提出5:1互動比例,建議每發生一次負面互動,至少要有五次正向連結(例如欣賞、體諒或共處的笑聲)來維持關係「存款」。同時,強調「協作式規則設定」(Collaborative Rule-Setting),邀請青少年參與決策(Smetana,2006)。當孩子感到自己是「合作者」而非受試者,對規範的認同感會提升,進而降低權力鬥爭。

其次,當「專業顧問」的精髓在於高品質陪伴;透過「平行活動」(Parallel Activities)(Grolnick,2003),家長與孩子在同一空間各自活動,而互不過分干擾,營造「在一起但各自獨立」的狀態。這樣傳遞了溫暖的訊號:父母始終在後方守候,卻不會強行闖入心理領地。

最後,優秀顧問會主動學習「客戶」語言。家長應主動了解青少年的數碼文化與社交語言(Steinberg,2014),例如迷因或網絡文化。這種放下權威,作為「學習者」的姿態,能讓孩子感到被驗證,使家長成為他們面臨壓力之時首選的諮詢對象。

尊重隱私並非放棄管教,而是基於信任的守護。當我們從「管控」轉向「同行」,那道反鎖的房門便不再是隔膜,而是讓孩子建立新模式信任的契機。經營好關係的《存摺簿》,成為孩子可信任的「顧問」,用尊重與空間,換取未來與孩子一輩子的心靈連結。

崔偉邦先生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臨床心理學家)

參考文獻:

  1.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W. W. Norton & Company.
  2. Gottman, J. M. (1994). Why marriages succeed or fail. Simon & Schuster.
  3. Grolnick, W. S. (2003). The psychology of parental control: How kids achieve autonom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4. Smetana, J. G. (2006). Adolescents, famil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ley-Blackwell.
  5. Steinberg, L. (2014). Age of opportunity: Lessons from the new science of adolescence. Eamon Dola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時事特稿:擒賊先擒王

中國有「擒賊先擒王」(英譯:‘take out the head of the snake’)的策略手段,有點像西洋棋(國際象棋)的戰局,決勝點是把對方的「皇帝」(the King)吃掉。參考人工智能深度求索的意見,這著名策略的原旨確實是先抓著敵方的首領(或是最關鍵的核心人物),應該可以使敵軍因缺乏指揮主將而自動全軍崩潰(所謂「蛇無頭不行」),無須再花力去把其他軍兵逐一擊破。不過,參考人工智能Poe,這策略必須肯定以下幾方面,才會成功:

一、認清誰是真正的「王」,是否只是某一個人或一小撮的人;

二、能否集中力量成功「擒」住這個「王」;

三、能否藉著「擒王」而瓦解整隊敵軍,不會遭到對方反撲;

四、要認真計算「擒王」的代價,會否過高而令自己承受不起;

五、假若「擒王」不成功,有沒有後著或下台階。

上述策略正好在2026年美國主動的戰爭中出現。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派遣特種部隊深夜偷進委內瑞拉首都,擒拿了總統米杜羅(Nicolas Maduro)去美國受審。看似成功威脅到當地政府及控制其石油資源。可能特朗普認為這「擒賊先擒王」策略確實有效,因而在以色列的慫恿下,再以類似手段藉著空軍突襲伊朗首府,把其宗教精神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及多位高級軍事領袖一併炸死。特朗普本以為這再接再厲的「斬首行動」(decapitation strike)會把伊朗政權改變,甚至可以操縱全世界的石油貿易。但戰事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局面,伊朗方面頑強抵抗,使美軍折兵損將及進退兩難。除了有點無了期戰鬥下去趨勢,更引起美國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嚴重損毁人民對總統的支持及美國的國際聲譽。

實際上,「擒賊先擒王」的政策不單可應用於戰場上,更可用於商業的策略及管理手段。例如企業要守住最具影響力的大客戶,或要爭取管理階層中最高權力者對計劃的支持。成功的實例有美國企業沃爾瑪(Walmart),最初只集中於區域市佔第一的地方開店,然後以區域連線方式擴展到全國其他地方。另一例子乃是美國網上跨境支付及金融服務企業PayPal,初期並非針對一般消費者而是先鎖定eBay平台上交易量大的超級賣家,但吸引了其他大小賣家跟隨,成功及快速地建立了轉賬收費交收網絡。

舊約聖經記載的戰爭往往也是以擊殺或擒拿敵方的王而取勝,正如約書亞記第十章42節描述:「約書亞在這一次戰役中擊敗了這些王和佔領了他們的地,……」。但耶穌在新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31至32節卻強調在作戰前要先計算代價:「一個王去和別的王打仗,哪有不先坐下想想,能否用一萬兵去抵抗那領兩萬來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該趁對方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談判和平的條件。」

麥基恩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復元之路:不幸的童年

我是獨生女,1歲前爸爸已離世;6歲前住在親友家中;之後與媽媽單獨同住。中小學讀天主教學校,媽媽對我管教甚嚴並要求高。我不順從她或達不到她的要求便遭痛打、奚落和不同的體罰……9歲曾有自殺念頭,但沒有勇氣實行,惟有一直啞忍下去。小五曾因背書不成被逐出家門,媽媽將我所有衣物課本全拋出屋外……有一次返學後,不敢回家。

病患的開始

2001年被診斷產後誘發的抑鬱症,需要吃三環抗抑鬱劑。三年後的暑假,因未能成功與同事協調請假(同媽媽覆診)而不開心;隨後的週末與4歲女兒探望媽媽,媽媽卻誣蔑我曾用她的修甲用具。我受委屈轉而質問女兒,媽媽即抱住我女兒譴責我。當下感到「不被愛、生無可戀」,出現自殺衝動,驚動警方送院;隨後須接受心理治療。

神聽禱告

數年後,我被邀請出席朋友媽媽在教會的洗禮儀式;唱詩歌《快樂日》之時,我深受感動並不自覺地流淚。2009年我與女兒一起返教會;2010年接受洗禮,同年處理女兒小五呈分試,出現焦慮情緒。神引領我進行治療,清除我內心的苦毒。

2011年暑假,患輕微腦退化的媽媽剛入住護老院,而我就跌傷,手腕嚴重骨折。休假四個月後復工,卻遭上司施壓;我寫信給人事部求助,反而令壓力大增。2012年情緒紊亂導致失眠、驚恐情緒氾濫,腦部思考、判斷、書寫和組織功能癱瘓。在醫生持續評估下,用盡我累積三十年的病假治病。一年半後收到公司解僱信,我嚎哭兩小時。丈夫鼓勵我上訴,惟我感到無能為力。絕望之際,向神禱告求助。感謝神賜我智慧和能力,並帶領整個上訴過程。2014年上訴得值,取回傷殘退休金。

信仰中轉化

2015年介紹我返教會的姊妹建議我停止之前的治療轉為跳「讚美操」。感恩跳讚美操過程越跳越開心。2016年神引領我參加戲劇人生工作坊和動作治療。從潛意識中認識自己的情緒反應模式,以及看到自己內在有9歲的小孩瑟縮一角哭泣,身體被黑布遮蓋著。後來得以重見光明的小孩心靈很輭弱,未能適應外界的生活;但是,感恩能與她重新建立關係。感謝主耶穌的同在,使我逐漸剛強壯膽。同年參加Bible Study Fellowship (研經團契)。第一年研讀新約聖經《約翰福音》,對主耶穌有更深的認識。2017年,媽媽主懷安息。

生命的成長

2018年我通過驗證成為讚美操領操員。神又引領我學習福音粵曲,跟義工團隊探訪護老院傳福音。2019年我完成「享受主愛」心靈塑造課程。向神求問指引:「我可以在哪處服侍去延續祢的愛呢?」未幾,神讓我認識「基督教愛協團契」,在機構的互助小組中服侍精神復元人士,在神的愛裡,彼此建立成長。

靠耶穌得勝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5節:「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當我時刻操練與主耶穌連結,祂便賜我力量從抑鬱的漩渦中躍出。

哥林多後書第五章17節上:「人如果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感謝天父的塑造,我經歷「拆毀、拔出、栽種、建立」四個階段的心靈潔淨重建過程,讓破碎的身、心、靈得以重整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願榮耀全歸於天父!

火鳳凰
基督教愛協團契

談天說道 之 為何我「不乖」?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約翰福音21:16,《環球聖經譯本》)

文:鄭雪凌博士│牧職神學院神學及實用神學科講師

對很多父母來說,自己的孩子最緊要「乖」。乖就是孩子對大人的要求言聽計從,甚至不經思考便將他人的想法全盤接受。孩子選擇乖,可能為了討父母、長輩的歡喜,為了適應環境、息事寧人而壓抑自我。

在成長的過程中,人乖也可能想考試能拿高分。他們相信只要準確估計到老師出的考題,然後乖乖地在考卷上寫上標準答案,就必定可以拿到高分。在這種制度之下,犯錯的人會顯得笨拙。「乖孩子」也可能受以考試為中心的教育制度影響,不經意成為了「考試寶寶」,將人生單純地看為試題和標準答案。腦袋裡不停地思想,不是考試內容的重要或對人生的用處,而是思考老師會怎樣出題?結果,拿到高分的人都是那些懂得考試和記憶力好的人。在考試制度的長期訓練之下,大部分孩子都學乖了,因為記得標準答案,乖乖填滿試卷就是高分的保證。可是,當孩子成長後出來工作之時,面對社會,乖乖的他們卻有可能隨時變成不懂適應變化的「高分低能」。「高分」是指人的學業成績優異,但這人的實際生活自理、人際交往、實踐創新及情緒控制等綜合能力卻非常薄弱。

走出追求標準答案的思維

向大家介紹一本書,一本叫人「不要乖」的書。作者侯文詠原本是台灣大學畢業的醫生,改行寫作。他的著作《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有這一段:「在這個今日的標準答案很快被明日淘汰的巨變時代中,只有不乖,才能確保你永不過時……」他強調,人應該嘗試走出「標準答案」的思想方式,跳脫盲從,才能在變動時代保有競爭力。

活在後現代主義的年代,人老早不相信有標準答案。當你將一個「標準答案」放出來,大家可能立即用手機AI搜尋一下,隨時出現多幾個更全面的答案。在這個變化迅速的年代,當你被指「不乖」,其實你只是不盲從。在行動之前,為自己製造一個考慮的空間;考慮過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實行,有可能成功,也有機會失敗。但人生不是只有考試,考試錯了只是失分,還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從錯誤中學習。

成長需要空間

孩子可以從錯誤中學習,家長先要認識成長時期需要的「愛」。《心靈地圖》的作者M. Scott Peck對愛有以下定義:「我將愛定義為:一種為了滋養自己或他人的靈性成長,而願意延伸自我的意志。」孕育一個人成長,需要透過延伸自我的意志,也需要旁人給予的空間,這個空間就是愛。這個空間存在於指令與行動中間,給人一點思考的時間,讓他可以構思自己的想法;這個空間是一個可以自己決定如何做的機會,也是一個給人犯錯的機會;這空間也可以是人犯錯之後,給予他改過的機會,不是只有責罵,而是有反思的機會。不乖,只是時間來到,要為自己製造一個思考的空間,讓自己可以決定和承擔該決定帶來的後果。如果成功了,自己可以獲得成功感;萬一失敗了,也要承擔挫敗感。

不少家長很害怕孩子犯錯或面對挫敗,於是用盡全力保護孩子。孩子到幼稚園上學,家長送他們到學校是正常事。假若孩子已是一位大學畢業生,初入職場,家長因為怕他遲到,怕他犯錯,所以護送他,直到辦公室樓下,這是「家長式」的愛。對孩子真是一種幫助嗎?若要給他成長的空間,就應該由他自己面對第一天上班的焦慮,無論準時或遲到,他都自己承擔。

挫敗後需要被接納

面對孩子的失誤,家長要如何處理?「你小心啲就唔會錯」、「你睇多兩次就唔會錯」、「你記實啲就唔會錯」、「你咁都會錯?」或許,我們都曾經聽過,或者講過類似的說話。成長需要有機會犯錯,我們要視錯誤為學習的必經階段,要面對挫敗而不氣餒。

有位初入職的老師第二天授課,不小心對一位學生說出了一句不應該的說話,他自知有問題。當天下午,他就收到家長的電話投訴;他向家長道歉,隔天也向學生道歉。幾年之後,這位家長仍在家長會中公開重提這件事,校長與其他同事非常尷尬。但是,家長會結束後,資深的同事並沒有責怪那位老師,還安慰他:「已經道歉和作好善後工作,不要重覆犯錯就好。」這就是接納。人無法逃避所有失敗。因此,在失敗之後,需要被人接納,並且有人給予空間成長。

聖經中的使徒彼得也曾經失敗。耶穌被捕之後,門徒四散,彼得卻遠遠地跟隨著他,想看看他如何面對。彼得先後被三個不同的路人認出是與耶穌一夥,他三次都不承認自己認識耶穌。彼得不認主的原因,一般認為他因耶穌被捕而感到害怕與驚慌,更有可能因耶穌不認同他用武力對抗,使他感到迷失和挫敗。雞叫的一刻,他醒悟過來,明白他現在所經歷的事,主耶穌早就知道。他知道自己錯了,走出去大大痛哭。(馬太福音26:75)最終,復活的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與彼得重遇。在這一刻,彼得終於明白耶穌的方式了。當耶穌三次問他:「你愛我嗎?」彼得經驗了一次重新被耶穌接納和肯定。他不再誇下海口說:「就算所有的人都背棄你,我也永不背棄你。」(馬太福音26:33)這次回應耶穌的提問,他謙卑地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約翰福音21:16)面對彼得的失敗,耶穌沒有責備,只是向彼得重新提出邀請,請彼得以這份接納去餵養他的羊。(約翰福音21:15-17)

今天,我們期望孩子是一個怎樣的孩子?是乖(言聽計從),還是不乖(不盲從,需要有自己考慮空間)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