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DSE壓力下的煎熬

晴晴（化名）是16歲中五學生，某天清晨五時三十分自動醒來，第一個念頭是：「昨日模擬數學考試僅得八十一分，DSE僅餘四百七十八日，時間緊迫，必須更努力。」她複習化學，擔憂：「化學太難！若不合格便無法入讀大學，父母會如何看我？」早餐時晴晴忍著胃痛，勉強吃兩片多士，盤算：「補習費每月三千二百元，若讀不到理想大學，豈不浪費父母血汗錢？」午膳不敢吃飽，生怕下午英文堂渴睡難專心。晚上十時，她完成作業，想著：「明日物理校本評核，表現欠佳直接影響DSE。」她溫書至凌晨一時才睡覺，仍為明日表現焦慮難眠。

晴晴的肌肉終日緊繃，常頭暈胃痛，卻認為這是努力讀書的正常代價。學生時期的學業壓力被放大成生存威脅，擔憂從分數延伸至人生意義；而他們的身體症狀遭忽視，有些家長誤解為子女不想努力讀書的藉口。

成人：職場母親的多重責任

32歲的阿玲（化名）早晨七時起床準備送女兒上學，女兒行動慢吞吞。雖然女兒趕得及上學，她卻遲到；匆忙趕到公司，卻擔心：「主管會否覺得我今天的表現不好？上個月我的營業額比其他同事少，再跌就危險！」午飯時邊吃邊想：「下午工作未完，放工買菜後還要做家務——熨衫、洗碗、檢查功課等等，可能又要做到凌晨一點。」直至孩子睡覺後，家務完成後，阿玲才停下，一天就在連環憂慮中結束。明明筋疲力盡，她躺床上仍在想：「萬一明天會議中說錯話，我會否失去工作？」入睡時間一拖再拖，凌晨二時仍輾轉難眠。

阿玲的故事展現職場母親的焦慮特徵：一日行程如走鋼絲，工作育兒家務壓力交織，每個決定牽動連串後果；擔憂至睡眠嚴重不足，令症狀惡化變成惡性循環。

長者：退休後的身體警報

梁婆婆（化名）今年68歲，退休後依然每日清晨六時醒來，第一件事是量血壓。她用一本小簿記錄血壓脈搏，心想：「昨日心跳八十，今日一百，是否心律不正？有心臟病？」職場上，她是一名可靠主管，現在主力管理身體。她常感肌肉緊繃、心跳加速、胸悶、手腳麻痹，懷疑患各種疾病，四處求診。一日，她晨運後心跳稍快，致電大女兒：「我頭暈心跳快，快點來看我。」誰知大女兒說：「我工作中不能來，你不舒服就去急症室。」梁婆婆心想：「兒子已很久沒有探我，女兒也不理我，怎麼辦？我會否死在家中無人知？」 

退休後角色改變，孤獨更會把身體訊號放大。長者焦慮多從身體不適偽裝呈現，看似「老人病」，實則是持續憂慮而不自知。

各年齡層的治療啟示

無論年齡，認知行為治療和血清素類別藥物均為治療廣泛性焦慮症的基石，實際策略因應生命階段而異。

兒童和青少年的學業壓力多為元兇，學校和家長合作才能事半功倍。若家長停止對孩子說：「考得好先有出路」；學校於課業和測考外加靜觀練習，讓學生明白「0.5分的進步都值得鼓掌」；有助孩子重建自信，學會與焦慮共存。

職場成年人面臨多重角色衝突，治療重點在定立界線，把焦點放回自己身上。重構「做某事不夠好即人生失敗」的思維；學習說「不」，拒絕過勞；運用正念練習與適量運動，重建個人空間。

對長者來說，社區連結最為關鍵；長者中心活動能提供新身份、歸屬感與健康資訊，有望取代「被子女遺棄」的災難思維。另外，每日到公園散步有助建立新生活節奏，結識鄰里，減輕孤獨感。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阿明（化名）的一天：阿明今年35歲，是會計師，每早醒來第一個念頭是「昨日可有漏數？萬一審計發現錯誤，我要負全責！」回到公司，他第一時間打開報表再核對，明明已確認過三、四次，心裡仍不踏實。下午開會，主管只輕輕提到「要準時交貨」，阿明立即翻譯成「是否暗示我效率不夠高？公司裁員會否選我？如果被裁，沒有收入如何供樓養家？」念頭一個接一個，越想越難集中，眉頭越皺越緊。下班回家，他又開始另一輪內心辯論：「如果小孩未完成功課就睡了，應該叫醒他們嗎？不叫醒，明天無法交功課；叫醒又擔心第二天精神不濟，老師會要求見家長嗎？」到家了，他的肩頸依然繃緊，全身疲累，但晚上卻遲遲未能入睡；睡著了，半夜醒來，腦中仍不停重播「如果……點算？」阿明不是工作狂，只是長期活在無法「關機」的擔心模式裡。在這種狀態中，任何小小的失誤都被大腦預演成毀滅性的後果，他便在無窮無盡的憂慮中度日，從未真正安心過。在醫學上，這情況稱為「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甚麼是廣泛性焦慮症？廣泛性焦慮症並非偶爾緊張或壓力大，而是持續好幾個月，對日常生活多方面（工作、健康、家庭、金錢等）產生過度及難以控制的擔心。患者往往清楚自己的擔心比別人誇張，但停不了。生理上，他們常伴隨肌肉緊繃、易怒、疲勞、注意力難集中、睡眠障礙，甚至頭痛、胃痛等身體不適。流行病學研究發現，香港大約有4.2%的成年人患有廣泛性焦慮症，女性患者是男性的兩倍。尤其在經濟環境惡化、工作不穩、學業壓力等情況下，這「慢性擔心症」的求診人數都上升。與恐慌症的突發性恐懼不同，廣泛性焦慮症更像「背景音樂」，一直播放著低頻又無休止的警報。

為甚麼會患上廣泛性焦慮症？大腦中的杏仁核負責快速辨識危險，前額葉則負責理性評估風險。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區域會協同運作：杏仁核發出警報，前額葉檢查「威脅等級」後決定是否採取行動。但當前額葉的「剎車功能」減弱，杏仁核變得過度敏感，就會導致威脅偵測系統持續過度活躍，任何小事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神經傳導物質失衡扮演關鍵角色：血清素（Serotonin）功能異常、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升高，以及抑制性神經傳導物質（GABA）不足，都令大腦難以進入放鬆狀態。長期高警覺狀態會耗盡腎上腺素儲備，形成疲勞與焦慮惡性循環。

為何想法停不了？擔心看似是理性思考的一部分，實則是自動化的反應。主管只是簡單提醒，阿明腦中就立即浮現災難場景：失業、家庭經濟崩潰。這是「災難化思維」（Catastrophizing），是廣泛性焦慮症的核心特徵。患者常見其他認知偏差，例如假設知道他人負面評價，覺得應該做更好，這些自動思維像高速公路上的慣性駕駛，難以即時煞停。行為上，他們常見反覆檢查、尋求他人保證、害怕出錯拖延等安全行為。這些行為短期能紓緩焦慮，令人感到暫時安全，但長遠卻強化大腦的錯誤信念：「只有持續擔心和檢查，才能避免災難。」

如何幫助「緊張大師」阿明？

1. 寫擔心日記：記錄觸發時間、腦內念頭、身體感覺、實際結果，就會發現多數擔心會出現的事從未發生。

2. 設擔心時間：每日固定15分鐘專心擔心，其他時間告訴自己「延後到擔心時間再處理」。

3. 檢視並改變思維：問自己「最壞情況發生機率有幾多？有何證據支持？然後由「會點算？」轉為「如果發生，我可以點做？」

4. 專業介入：持續影響生活時，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可以穩定情緒，再配合認知行為治療（CBT）改變思維模式。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阿傑（化名）自小性格文靜內向，甚少主動在課堂發言，很害怕成為眾人的焦點。即使老師要求，他也只是輕聲低頭回答問題。

讀大學後，他就讀的學系時常要匯報及進行小組討論。開學初期，阿傑已感到不勝負荷；每逢匯報的前一晚，他必定輾轉反側，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甚至出現腹痛及作嘔等不適。他腦海反覆浮現種種畫面，例如：同學竊笑、老師失望、自己說話結巴出錯等等，難以專注準備匯報的內容。在小組討論中，阿傑不敢直視別人的眼睛，只以點頭、簡短附和作回應；就連和同學一同吃飯，對他來說都有困難。他擔心自己的笨拙表現會被同學嘲笑，往往緊張到面紅、冒汗和心跳加速。他多數婉拒與人共膳，找不到理由拒絕的邀請，他就匆匆忙忙把飯吃完，然後急急忙忙離場。

如是者經過了幾個月，他漸漸連只是想起將要去上課就已經感到壓力大得讓他喘不過氣來，肚痛難耐，頻頻上廁所；往往要費很大力氣，他才能離開家門去上課。結果，他一星期勉強只能出席一日課堂。

阿傑內心充滿愧疚與自責，覺得自己辜負了家人的栽培。他難得考上大學，卻因出席率問題導致好幾個科目不及格，要重讀。幸好家人很理解他的情況，沒有誤會他懶散，以為他不願上課而找藉口。在家人多番鼓勵下，他最終前來精神科門診求診。

何謂社交焦慮症？

患有社交焦慮症（又稱「社交恐懼症」）的病人在可能被他人注視或評價的社交情境中，會出現過度和持續的恐懼與不安，並因此產生明顯的逃避行為。他們可能會出現面紅、出汗、心跳加速、手震、腸胃不適等身體反應。病人會持續擔心自己說錯話或表現笨拙，因而被他人嘲笑或批判，所以刻意避開有關場合，或在忍受身體不適的情況下勉強出席活動。當這情況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並明顯地影響學業、工作或人際關係，就應找專業人士作正式評估和診斷，以便及早介入和治療，減少病人在學習上和人生發展的長遠影響。

治療方法：

一、認知行為治療──通過會談協助病人檢視其負面自動思維，例如「說話只要有一次結巴，全部人都會嘲笑我」。治療過程中，會討論這些想法是否符合事實，並嘗試以較平衡的角度去理解該情境。同時也會讓病人理解，每一次逃避雖然帶來短暫舒緩，但卻同時加強「自己做不到」、「一站上台就會出醜」的信念，形成惡性循環。治療師會安排循序漸進的練習，由較容易接受的情境開始，令病人逐漸體驗到「可以容許焦慮存在，承受得起焦慮，以及擔心的災難性後果不一定會發生」，從而打破逃避和恐懼互相強化的惡性循環。

二、藥物治療──若情況嚴重或單靠心理治療成效有限，醫生可能會建議使用藥物；較常用的藥物是血清素(SSRI)或血清素及去甲腎上腺素再抑制劑(SNRI)。在個別需要高度表現的短暫情境，例如一次性的公開演說，短期使用有助減慢心跳或手震的藥物會有幫助。

譚兆茵醫生

精神科醫生

不少地方的古老傳說(特別在那些崇拜月亮的文化)中，在月圓（即「滿月」）之夜，人類會變得古怪，半人半狼的「狼人」會在這時候變身成為狼，並且有超自然的感官及力量。其實以「月亮」作為形容詞的英文翻譯是“Lunar”，而英文“Lunatic”又可以翻譯為「精神錯亂者」。在臨床醫學中，確實有一些人在月圓之時來求診，因為出現一些身體及精神不適。身體方面，主要包括胃脹、鼻竇壓力、視力不清、動作笨拙，甚至有人有缺水現象。至於精神健康方面，在這期間會出現情緒波動，感覺焦慮及煩惱，而且睡眠質量也十分不穩定。這些情況通常在月圓前兩三天開始出現，而在月圓後兩三天逐漸消失。參考人工智能Grok的描述，18世紀著名英國法理學家William Blackstone在其法律文獻中，曾經寫過有些人會在月亮圓缺周期不同階段出現思考能力增強或減弱的狀況，尤其是在滿月時期失去理智，出現間歇性精神失常。上述情況，有些時候被稱為「滿月綜合症」(Full moon syndrome)或「月亮效應」(Lunar/Transylvania effect)。

多個世紀，曾經有不少哲學家及醫學家對這綜合症成因作出推測。例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月亮會影響人體的「濕氣」，因而引起瘋癲症狀。此外，也有人對此歸咎於月亮對地球的磁場引力之變化。不過目前醫學上對這綜合症的真實存在與否，仍然存在疑問，甚至認為純粹是巧合；然而，心理學則解釋這可以是一種「錯覺相關」(Illusory correlation)現象，是潛意識把兩樣不相關的事物（月圓與情緒）連在一起的迷信或心理反應。精神醫學上有分析，認為有可能是月圓、月缺之時，出現光暗程度上的差別，影響到調控睡眠及情緒的大腦傳遞物質（特別是「褪黑素」Melatonin及「血清素」Serotonin）的分泌。此外，S. Radhakrishnan等人查閱207位印度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主要是思覺失調病人）過去五年的病歷，發覺他們的病徵發作，需要約束及入院治療，這幾方面確實與月圓月缺的時段有關。反而他們的社會人口的數據（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等）、住院的時間、照顧者對病情轉差的信念及觀察，則毫無關連（S. Radhakrishnan, et al. 2023. Global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s and Research,1(2),161-167）。

對於「滿月」的重要性，舊約聖經詩篇第八十一篇3節有以下介紹：「要在新月和滿月——在我們的節期吹響號角！」這𥚃的「新月」指月缺，「滿月」則是月圓。

麥基恩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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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脫無形枷鎖：深入理解與戰勝物質誘發焦慮症(SIAD)

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焦慮」已成為常客；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真正的焦慮症絕非普通的壓力或暫時性擔憂，它是一種足以吞噬個體正常功能的嚴重疾病。在眾多焦慮症中，有一種類型常被忽視，卻廣泛存在——物質誘發焦慮症(Substance-Induced Anxiety Disorder, SIAD)。它揭示了精神健康與物質使用之間複雜而危險的關係。

一、何為物質誘發焦慮症？

「物質」通常指會影響心理狀態或行為的各種化學物質。物質誘發焦慮症(SIAD)是一種由特定物質的直接生理效應所引發的顯著焦慮障礙。根據權威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指出，其核心診斷標準在於：焦慮症狀必須與某種物質的intoxication（中毒）、withdrawal（戒斷）或在戒斷後短期內（通常一個月內）有明確的因果關係。

這意味著SIAD並非簡單的「喝酒後難受」或「咖啡喝多了心慌」。它是一種臨床診斷，是物質擾亂了大腦中負責情緒調節的神經遞質（如GABA、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平衡後所引發的病理性反應。當個體停止使用該物質後，大腦無法迅速恢復平衡，從而陷入巨大的生理和心理混亂之中，焦慮便成為最突出的表現。

二、哪些物質會點燃焦慮的引線？

幾乎所有精神活性物質都可能成為SIAD的元兇，它們合法與否，並不能決定其危害的程度。

1. 酒精：雙重打擊的典範——酒精是最常見的「社交潤滑劑」，但也是SIAD的主要推手。其在中毒初期雖有抑制效果，但會干擾深度睡眠，導致次日醒來後的「Hangover Anxiety」（宿醉焦慮），表現為心悸、悔恨與莫名的恐懼。更嚴重是酒精戒斷，從輕微的緊張手抖到嚴重的戒斷性譫妄，伴隨極度焦慮、幻覺和生命危險。

2. 興奮劑：焦慮的加速器——古柯鹼、安非他命及高劑量的咖啡因會強力刺激中樞神經系統，導致心率飆升、血壓升高和精神亢奮。這種過度的喚醒狀態與焦慮症的生理表現無異，常常引發嚴重的恐慌發作和偏執妄想。

3. 大麻與致幻劑：扭曲現實的扳手——現代高THC（四氫大麻酚）含量的大麻極易誘發急性焦慮、驚恐和現實解體感。致幻劑（如LSD）則可能導致徹底失控，引發極度恐懼的「Bad Trip」（糟糕之旅），其心理陰影可能持續很久。

4. 處方藥的暗面——某些哮喘藥、類固醇，甚至突然停用苯二氮䓬類抗焦慮藥（如安定），都會引發反跳性焦慮，其強度甚至超過治療前的水平。

下回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對這個挑戰。

包始源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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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恐懼症的成因、具體症狀表現以及科學實證的治療方法，對於患者的康復和家屬對病症的理解至關重要。

恐懼症發作並非基於單一原因，是由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出來的結果：

1. 創傷經歷：童年或成長過程中經歷過與特定物體或情境相關的創傷事件（例如被狗咬傷、被困電梯、經歷墜落意外等），可能直接誘發恐懼症。

2. 學習與模仿：目睹家人或親近的人對某事物表現出極度恐懼，或反覆聽聞相關的可怕經歷（如空難故事），也可能通過觀察學習而習得恐懼反應。

3. 遺傳與體質因素：家族中有人有焦慮症或恐懼症病史，個人罹患風險可能較高。部分人天生具有較高的「行為抑制」氣質或神經敏感度，更容易發展出焦慮相關障礙。

4. 壓力與心理因素：長期累積的生活壓力、遭遇重大人生變故（如親人過世、失業、離婚）或持續的精神壓力，可能成為誘發或加劇恐懼症的催化劑。

5. 大腦與神經生理因素：大腦中負責處理恐懼和情緒的區域（特別是杏仁核）可能過度活躍或功能異常。神經傳導物質（如血清素、GABA）系統失衡，也被認為與焦慮和恐懼反應的調節失常有關。

恐懼症的典型症狀

當恐懼症患者面對或預期面對其恐懼源之時，會出現強烈的生理、心理及行為反應。

生理症狀：心跳加速、心悸、胸悶；呼吸急促、窒息感、過度換氣；大量出汗、顫抖或發抖；頭暈、眩暈、感覺快要昏倒；噁心、胃部不適、腹瀉；手腳發麻或刺痛感；忽冷忽熱、潮紅或發冷。

心理症狀：強烈的恐慌感、瀕死感；害怕失控、發瘋或做出尷尬行為；現實感喪失、覺得環境不真實或覺得自己脫離身體；思緒混亂、難以集中注意力；明知恐懼過度且不合理，但無法控制。

行為症狀：一、主動迴避：盡一切可能避免接觸恐懼情境或物體。二、功能損害：因恐懼和迴避行為嚴重干擾工作、學業、社交活動或日常生活運作。三、尋求安全行為：在無法完全避免時，可能伴隨他人、攜帶特定物品或不斷檢查環境以求安心。

由以上症狀的描述，我們可以明白恐懼症對患者來說，是極之困擾和痛苦的病症；而恐懼引起的迴避行為更能引致嚴重的後果，對工作、學習、社交各方面都造成傷害。例如廣場恐懼症的患者，可以多年困在家中不敢外出，因為患者比較多女性，所以也有稱為「困在家中的家庭主婦」(Housebound Housewife Syndrome)這個講法。幽禁恐懼症的患者害怕進入狹小密封的空間，所以會避免搭港鐵、長途巴士，甚或害怕使用電梯(升降機)，在四處都是高樓大廈的香港，生活會遇上很多不便和困難。飛行恐懼的患者害怕乘坐飛機，所以不能從事需要出差的工作，也很難和家人朋友旅行，以致和別人的關係變差。

談家樂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樂活長者活動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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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症與廣場恐懼症的關係

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指出，廣場恐懼症是一種對於下列兩種或以上的情境產生顯著恐懼或焦慮的狀況，會引發患者感到難以逃離，無法獲得協助或羞辱，丟臉或無助的感覺；情境如：1）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火車、飛機、船、地鐵）；2）在開放的空間（如停車場、市場、橋樑）；3）在封閉的場所（如商場、戲院、商店）； 4）排隊或在人群中；5）單獨在家或在外。患者有持續至少 6 個月以上的恐懼、焦慮或逃避行為。在上述的虛擬個案中，案主之一林太太（化名）在兩種或以上的情境之中，出現恐慌及逃避行為，故此被診斷為恐慌症伴隨廣場恐懼症。

恐慌症（或稱驚恐症）與其他焦慮有甚麼不同之處？

許多人都有焦慮的經驗，例如面試前的緊張或考試壓力。然而，恐慌症與其他焦慮不同，它是突發、強烈而不可預測的病症。患者往往無法預測發作時間（對比社交焦慮或恐懼貓狗），導致對下一次發作會更強烈及災難化恐懼，進一步產生「為焦慮而焦慮」，形成惡性循環及逃避行為，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鑑別診斷

其他的焦慮症有時也會出現類似恐慌症發作的情況，但一般來說，其恐慌的嚴重程度、發作密度及患者對其災難化之想法，與恐慌症不同。另外，醫生也會仔細考慮有沒有其他身體性的狀況或疾病造成類似恐慌發作的表現，例如甲狀腺亢奮、腎上腺嗜鉻細胞瘤、低血糖或因為藥物濫用（興奮劑）而引致類似恐慌發作的症狀。如患者在恐慌發作時，伴隨腸胃不適，甚至有突如其來的便意，又或者擔心小便失禁的情況，醫生也會小心檢查患者的腸胃道及泌尿系統。

恐慌症的成因有多方面。若家族中有人患焦慮障礙或情緒疾病，其他成員患上恐慌症的機率較高。另外，大腦中神經傳導物質（如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失衡，也可能導致過度的情緒反應。心理方面，容易產生負面情緒、對焦慮感覺敏感、過度關注身體反應的人，可能會增加患病風險。生活壓力或創傷經驗也會引致病發。

恐慌症是一種能夠有效治療的疾病。治療方法：

一、「認知行為治療」(CBT)是目前有效的心理治療方式之一。它的治療目標是透過心理教育使患者認識恐慌症成因與常見症狀，減少災難性解釋症狀，從而在認知層面改變以往不合理的思維模式（如「我快要死了」）。另外，患者也會有肌肉緊張及過度呼吸的情況，因過度呼吸會引致更多恐慌癥狀，所以建議患者進行呼吸練習及鬆弛練習。此外，要逆轉患者的逃避行為。患者需要循序漸進地學習重新面對使他們恐懼及不安的情境（暴露練習），使患者慢慢習慣恐懼會隨時間而自然下降，而不逃走也不會有災難性的結果，隨著成功次數增加，慢慢增強患者對應的信心。

二、藥物可幫助穩定情緒，減少發作頻率與強度。常見的藥物包括：1）抗憂鬱劑：如血清素類抗憂鬱藥或傳統的三環抗憂鬱藥，作用是平衡腦內的神經傳導物質。2）鎮靜劑：如苯二氮平類，雖然可以快速地減輕焦慮的感覺，但停藥後容易引致症狀反彈及有上癮的風險，所以使用時要十分小心（在英國並不建議使用），且絕不適宜長期使用。3）β-阻斷劑：雖然可減緩心悸等生理反應，但也有其副作用，例如可以誘發哮喘發作，所以必需由醫生判斷是否適用。

恐慌症雖然令人恐懼，但並非無法克服；透過正確的診斷與治療，再加上親友的支持與自我照顧，大多數患者皆能回復正常生活。

方日旭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樂杖行」──有益身心、方便易學的運動，鼓勵你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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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的反應或者「識得驚」都是人類生存本能，幫助我們及早意識到危險，能在短時間內作出需要的反應：戰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一般人直覺以為焦慮、緊張和驚慌等感覺是純心理的事情，但從醫學角度來看，焦慮同時有一個清晰的「病理生理學」(Pathophysiology) 基礎。

我們的腦部之中有幾個結構和焦慮反應有關係。杏仁核(Amygdala)協助處理面前恐慌和威脅，如果杏仁核過分活躍就會推高焦慮的感覺；腦前額皮層(Prefrontal Cortex)負責對環境的轉變作理性分析和決策，如果它的活動減少就影響我們如何協調對恐慌的反應；海馬體(Hippocampus)參與記憶，包括處理演繹面前的威脅是真實還是想像，這個程序如果失準便會形成反應過度。另一方面，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統領我們全身對壓力和威脅的反應，透過下視丘對腦垂體(Pituitary Gland)和腎上腺發出指令，自主神經系統的介入作出對我們生存的最佳反應。如果HPA Axis長期過度活躍，算為主神經系統失調，便會引起不必要的焦慮感覺。多種腦裡面運行的神經傳導物質，包括γ-胺基丁酸(GABA)、血清素(Serotonin)、多巴胺(Dopamine)和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參與焦慮感覺的產生。許多抗焦慮藥物的設計正是要平衡這些傳導物質，舒緩過度緊張的症狀。

焦慮症是一種持續性、過度的擔憂或恐懼，通常與不成比例的威脅感有關。從認知病理學的角度來看，焦慮症涉及一系列認知扭曲和功能失調，導致對環境威脅過度敏感，並影響情緒、行為和生理反應。典型的例子包括「選擇性注意偏差」(Selective attention bias)使患者更容易發現威脅，即使威脅並不存在或被誇大；「認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s)是預期最糟的情況會發生(Catastrophizing)、從一個負面事件中得出普遍性結論(Overgeneralization)等等。焦慮症患者常採取迴避行為(Avoidance behaviors)來減輕焦慮，但這種行為會阻礙患者面對與解決恐懼，反而強化焦慮，跌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困局中。

因此，處理過度焦慮要由多方面、多角度去理解和介入。在這個專欄往後的文章，我們會藉著分享不同的臨床個案例子，讓大家更深入認識不同與壓力和焦慮有關的精神健康問題，達到知己知彼的目的，進而化解和戰勝這些困難。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梁福祺牧師在上星期文章中提到鐵堅伯伯，他經歷了從剛烈固執到柔和開放的心靈轉變。這樣實在的過程讓我們不禁思考：長者是否真是如同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難以改變？從生物學和醫學角度來看，鐵堅伯伯的經歷真實揭示了「老友記」仍然具備改變的潛能；只要在適當的環境和支持下，他們的心理和行為都可以發生顯著的變化。

傳統觀念認為，隨著年齡增長，人的大腦逐漸失去學習和改變的能力。然而，現代神經科學的研究已經推翻了這種觀點。實際上，長者的大腦仍然具有「神經可塑性」，大腦仍然能夠根據新的經驗進行調整和變化。這意味著長者並非無法接受新知識或改變其行為，關鍵在於外界是否提供了足夠的刺激和支持來激發這種潛能。

鐵堅伯伯的故事正是這一理論的實例。在他中風後，住進了長者院舍。起初他仍然保持著剛烈的性格，與別人頻繁發生衝突；然而，在傳道人的持續關懷和指導下，他的心態發生了明顯的轉變，變得更加柔和、開放。這一過程可以理解為他的神經可塑性被喚醒，大腦根據新的情感刺激進行了調整，從而促進了他性格的變化。

情感支持對於長者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響。當長者感受到來自他人，特別是家人或朋友的關懷時，大腦會釋放出更多多巴胺和血清素。這些神經遞質有助於提升情緒，減少焦慮，並且促進大腦健康。

從故事中，我們看到長者依然具備改變的能力。這並非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有著生物學的基礎：大腦的神經可塑性與情感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都為長者的行為改變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與其採取「放任」的態度，我們應該更加關注長者的內心需求；通過持續的關懷和支持，幫助他們在晚年找到新的生活意義。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李先生是一位70歲已婚長者，半年前，他因為抑鬱情緒而開始服用血清素。服用血清素之後，他的情緒有大大改善。最近一次複診，李先生離開前欲言又止，我便邀請他再次坐下，繼續談談。

「是不是有甚麼問題？」我問。

「最近……我好像對性沒有興趣了，不過我這個年紀應該沒有太大問題……」李先生說。

我點點頭以示理解他，我說：「您的感受是正常的，血清素類的藥物有時會影響性慾，這是藥物的副作用之一。但請您放心，我們可以找到改善的方法。」

李先生聽後，似乎感到安慰。他問：「真的嗎？有甚麼事可以做嗎？」

我回答他：「當然！首先，我們可以考慮調整您的藥物劑量，或者更換其他類型的抗抑鬱藥物；這些藥物可能對性功能的影響較小。同時，兩夫妻要保持良好溝通。您要跟您的太太分享這些感受，她的理解和支持對您有很大幫助。」

很多時，大家都認為性只屬於青年人的事，長者的性需要會被忽略。然而，性生活對於長者而言，也可能是生活的重要一環。

我繼續說：「性並非僅限於年輕人，長者同樣有權享受性生活給人的滿足。這不僅是身體的需要，也是與伴侶的情感連結。您的感受是完全合理，我們會一起找到解決方法。」

李先生點頭，我建議：「除了藥物調整，您也可以嘗試一些非藥物治療，例如運動或放鬆練習，都有助於減輕抑鬱症狀。另外，這些非藥物治療也可以改善『三高』的情況；心血管風險減低，也可以令出現性功能障礙的機會減小。」

李先生感激地說：「謝謝醫生！我會考慮並嘗試這些方法。」

精神健康問題與性問題之間的關係複雜。抑鬱症、焦慮症等情緒疾病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性功能和性慾。某些藥物（例如血清素）可能導致性功能障礙，但這個問題並非沒有解決方法，只要小心選擇使用的藥物便可減低相關的風險。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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