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歲的阿偉（化名）是某廣告公司的客戶主任，他的手機永遠無法離開視線超過十分鐘。某日他在WhatsApp工作群組匯報項目進度，訊息顯示「已讀」後，過了三分鐘、十分鐘、半小時……沒有人回覆。他開始胡思亂想：「是否報告寫得太差？」「上司是否對我不滿？」「同事是否在背後說我的不是？」他不斷重讀自己發出的訊息，甚至逐字檢查標點符號，試圖找出「得罪人」的證據。當晚他失眠至凌晨，腦海不斷回想過往幾日工作細節，但怎也想不起問題。翌日，他回到辦公室，才知道上司當時正在駕車，其他同事正忙於處理各自的緊急項目，所以沒人回應。讓阿偉崩潰的「已讀」，只是同事來不及回覆，非集體忽視。

因為「已讀不回」引發的焦慮在朋友與戀人關係中更常見。二十三歲的阿敏（化名）曾因為男朋友在WhatsApp顯示「已讀」後兩小時未回覆，便認定對方「不在乎自己」，甚至懷疑感情現危機。她不斷查看對方有沒有上線及更新動態，逐分鐘加深一層焦慮。及後男朋友解釋當時在會議中，無法回覆，她仍半信半疑。

已讀不回與秒回壓力焦慮的成因與影響

有人因對方不回覆而陷入猜測，有人則因必須一見訊息馬上回應感到吃力，這種「即時回覆壓力」是數碼時代特有的心理現象。即時通訊工具原本設計目的是提升溝通效率，卻無形中創造了一種「隨時待命」的隱形契約。當訊息顯示「已讀」，大腦會預期即時回饋，若未獲回應，杏仁核便會啟動威脅反應，引發焦慮；發送者更會將沉默解讀為「對方選擇不回應」，進而觸發社交拒絕的恐懼。無論是下屬對上司的權力關係，還是朋友戀人間的平等互動，任何延遲回覆都可能被解讀為不滿、忽視或懲罰。更甚者，不少公司文化隱形鼓勵「秒回」，將回覆速度與工作態度和專業程度掛鉤，進一步加劇員工的心理負擔。

即時通訊工具模糊了工作與休息的界線，讓人產生「永遠在線」的錯覺。傳統辦公室文化，下班離開公司便等於工作結束；有了即時通訊工具，即使下班或休假，工作訊息可隨時入侵私人時間。工作與休息的界線模糊，導致大腦無法真正放鬆，長期處於低度警戒狀態，最終引發慢性焦慮與睡眠障礙。

個人如何應對：找回訊息主導權

應對「即時回覆壓力」，首要策略是訂立界線。例如下班後關閉工作訊息通知，或將工作用的通訊軟件與私人的分開，又或設定固定時段檢查電郵而非隨時刷新，保留私人時間放鬆休息。另一方面，可分批次回應訊息，例如每日固定三個時段集中回覆，其餘時間專注於工作。這不僅能減少焦慮，亦能提升工作效率。對於朋友與戀人，可事先溝通，讓對方知道忙碌中非故意忽略，有助減少誤會。

其次，可以練習認知重構。當訊息未見即時回覆，刻意提醒自己：「對方可能在開會、駕車、睡覺或處理急事，延遲回覆非故意忽視，與自己無關。」同時，若因強逼自己「秒回」而感到壓力，可嘗試刻意將回覆時間延長，從五分鐘延至三十分鐘，再延至兩小時，讓自己逐步適應「不必秒回」。漸漸發現，世界不會因為你遲回覆而崩塌，關係也不會因此破裂。

在數碼時代，即時通訊已是生活常態，但我們無須成為訊息的奴隸。真正專業與成熟不在於秒回，而在於設定界線、管理焦慮，為自己保留喘息空間。下次又擔心了，告訴自己：「對方只是忙碌，不是拒絕。」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二十五歲的阿明(化名)某夜突然感到胸口悶痛，他在搜尋器輸入「胸悶 原因」，搜尋結果首頁出現了「心臟病發作前兆」、「主動脈剝離」等字眼。阿明越看越害怕，開始檢查自己是否有其他症狀：呼吸急促、冒汗、左臂麻痹——全部「符合」。他當晚趕到急症室檢查，心電圖與心肌酵素檢查全部正常。醫生告訴他，身體沒有問題，不適可能是焦慮所致。阿明無法釋懷，懷疑醫生診斷有誤、檢查出錯。他每天花兩小時搜尋身體出現過的各種不適，從頭痛到腹瀉，每個症狀都被他對應到某種絕症。他自此愁眉不展，體重也因長期焦慮下降，工作表現一落千丈。

這種因過度搜尋健康資訊而加劇焦慮的惡性循環，被稱為「網路疑病症」(Cyberchondria)。這病症雖非正式的精神科診斷，卻是數碼時代日漸普遍的困擾。有焦慮傾向的人在互聯網上搜尋症狀後，會誤判自己罹患重病；搜尋時間越長，焦慮程度越高。此外，更加令人擔憂是這種行為模式形成惡性循環：焦慮驅使搜尋，搜尋加劇焦慮，焦慮再驅使更多搜尋，最終陷入無法自拔的恐懼漩渦。

為何在互聯網上搜尋資訊如此容易引發健康焦慮？首要原因是演算法的本質。搜尋引擎的設計是增加用戶點擊與停留時間，而「絕症」、「致命」、「立即就醫」等字眼最能夠引發恐懼與好奇，因此往往被置於搜尋結果頂部。當用戶輸入「頭痛」，最先出現的未必是常見的緊張性頭痛，而是「腦瘤早期症狀」；輸入「腹瀉」，首頁可能是「大腸癌警號」。這種「恐懼優先」的演算法邏輯，無形中放大了一般身體不適的嚴重性。

其次，醫學診斷需要綜合病歷、家族病史與各種檢查，但是網路搜尋只基於單一症狀或最壞情境去提供資訊。有些用戶無法分辨「可能原因」與「最可能原因」的差異，就有可能將罕見絕症誤判為自身狀況。更甚者，有些網站為吸引注意，增加流量，刻意使用誇張標題，例如「這十個症狀可能是癌症前兆，你中了幾個？」進一步加劇讀者的災難思維。

焦慮症患者的大腦杏仁核過度活躍，會把中性身體訊號解讀為威脅，同時難以容忍不確定性。搜尋引擎則提供了「掌控錯覺」——彷彿只要找到答案，就能消除恐懼。這種掌控感是虛假的，因為網路永遠能提供更多甚至更嚴重的可能性，結果讓患者陷入無止境的懷疑。

破解網路疑病症要多管齊下，首要原則是設定搜尋界線：若身體不適持續超過兩週，應直接求醫而非自行搜尋；若已檢查並且結果正常，就練習「容忍不確定性」，接受身體偶有不適未必代表有重病。當反覆想在網上搜尋症狀，建議先等待數小時甚至一日，屆時焦慮往往已自然減輕，搜尋衝動亦會消退。若焦慮情況嚴重，可能要接受認知行為治療或藥物治療，情況才有顯著改善。

其次，學習辨識可靠資訊來源。政府衞生部門、大型醫療機構官網與學術組織發布的健康資訊通常較可信。一個簡單的原則——互聯網可用來了解疾病常識與預防知識，但絕不能用來自我診斷，正式診斷必須交給專業人士。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健康知識普及本是好事，但當資訊變成焦慮的源頭，我們就要設定界線。身體不適時常發生，未必代表有絕症；檢查結果正常是好消息，應該相信醫學而非演算法。下次當你想在搜尋器輸入症狀詢問時，不妨先問自己：「我是在尋求答案，還是在加劇焦慮？」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2026耆年健康醫學講座，點擊連結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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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糾紛出現，從心有不甘到表達不滿；從萌生憤怒到據理力爭；從尋求公道到付諸訴訟等等；其實一切的爭議都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許可以歸咎於當事人在事情的起始沒有適當地關注，造就星火燎原；最終演變成關係破損，無法挽回的局面。無論在家裡、職場、教會、學校、任何地方，若然察覺有「火種」，我們都必須把握時機，趁還未燒起來，提前把火種撲滅。

「調解」精神在於正向溝通；調解員的角色是雙方溝通緩衝的無形第三者，並且能維持保密、公平和中立的作用。調解其實是一個工具，運用得宜的話，透過溝通的會議平台和調解員從中的引導，讓雙方可以正向溝通，盡量化解矛盾，把分岐拉近，或是求同存異，或是化整為零；期望找出雙方共同接受的方案，讓彼此的關係得以修復。

然而，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願意隨時隨地作和平之子的意識，就不必等待召開正式調解會議時才把雙方的矛盾按照程序來疏解。一顆願意復修關係的心是調解成功不可或缺的關鍵元素，雙方若然能釋出善意，必定能事半功倍。

我們要明白，願意原諒和寬恕的話，最大受益者其實是自己；能放下憤怒和執著才可以釋懷。之前吃了虧，受了委屈，這一切都已成事實，不能逆轉。若然我們繼續糾纏不休，對雙方的傷害只會不斷加深，關係更難癒合；因此，我們必須走出陰霾。包容和饒恕才是釋放自己和對方的鑰匙。

調解協議方案中的補償，除了是經濟上或行動上的實質解決補償方案，更加是彼此在姿態上的肯定，以之表明雙方同意事情就此了結。雙方的關係才可以展開新的一頁，進到下一個階段。大家在「人生學堂」又上了一課吧！   

平和│認可調解員

# 「調解信箱」逢第五個星期二刊登。

阿寶（化名）的丈夫阿強（化名）現年45歲，過去一年因工作壓力出現廣泛性焦慮症徵狀：每日擔憂公司倒閉、子女學業問題、家人健康，夜不能眠，肌肉緊繃，又易怒，難以專注。阿寶嘗試安慰：「不用過分擔憂，慢慢來。」阿強回應：「你不明白，我真是很害怕！」阿寶發現自己也漸漸開始緊張，擔心阿強的精神狀況，同時為要「說對的話」而煩惱。

這種情況相當普遍。當人患上焦慮症，家人往往成為第一線支援，卻容易陷入「想幫忙但幫錯忙」的困境。本文希望幫助同行者知道如何陪伴患者又同時照顧自己，讓關愛不再成為額外負擔。

第一原則：聆聽，但不要急於解決

很多人認為焦慮是「想太多」，第一反應給建議：「不要想太多」、「放鬆一點」、「多做運動」。雖然出於好意，卻讓患者覺得「你不理解我的痛苦」，加深孤立感。有效的方式是「靜心聆聽」，例如阿強說：「我擔心公司裁員」，先重述確認：「你覺得公司前景不穩，會影響家庭嗎？」同時使用開放式問題：「對你來說，最痛苦的狀況是甚麼？」而非「為甚麼你總想著這些？」後者聽似責備，前者則讓他感到「被聽見」、「被理解」。同理表達也很重要：「我看得出你很辛苦，我陪你一起面對。」避免說：「我知道你害怕，但其實沒事。」因為否定了他的情緒。

第二原則：鼓勵求助，而非代替承擔

家人出於好意「包辦一切」：替患者請假及代打電話約醫生，甚至幫他決定辭職。短期雖然減輕患者負擔，長期卻強化依賴，削弱患者獨立面對生活的能力。較為理想的做法是共同參與，例如問他：「我陪你一起打電話約醫生，好嗎？」讓患者主導，你作支援。若醫生建議服藥，可溫和鼓勵按時服用；勿催促「快點好返」，畢竟復元需時。

第三原則：辨識「安撫」與「縱容」的界線

過度安撫只會強化逃避，例如阿強每次怕開會都請病假，而家人說「休息一下好」。短期雖然能舒緩焦慮，長遠卻讓他更害怕面對現狀。不妨嘗試設定界線並鼓勵他：「我知道你很怕開會，我支持你今天缺席；但休息過後，我陪你準備會議，下次試著參加十分鐘？」當然，患者未必即時接受。若遇拒絕，可以說：「我理解你現在很難受，等你準備好我再陪你」，表達我們願意給空間，但不會放棄。

第四原則：照顧自己

不少照顧者會出現失眠、易怒等情緒反應。在與患者同行時，也要記得關顧自己。每日保留個人時間充電，例如散步三十分鐘、閱讀或找朋友傾談。每個人的情緒都需要出口，可以加入照顧者支援小組或寫日記抒發情感。若發現自己變得焦慮，應及早求醫，並與其他照顧者輪流支援，避免獨自苦苦支撐。

愛是耐心與界線的平衡：

你不必成為專家，也不必擔當「救世主」的角色。你能夠做的事，就是成為他的「安全基地」——用心聆聽及溫和鼓勵，同時好好照顧自己。陪伴不需要完美，只需要真誠存在。從今天起，靜靜坐在他身旁，輕輕說一句：「我在這裡。」有時候，這樣已足夠。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青少年：DSE壓力下的煎熬

晴晴（化名）是16歲中五學生，某天清晨五時三十分自動醒來，第一個念頭是：「昨日模擬數學考試僅得八十一分，DSE僅餘四百七十八日，時間緊迫，必須更努力。」她複習化學，擔憂：「化學太難！若不合格便無法入讀大學，父母會如何看我？」早餐時晴晴忍著胃痛，勉強吃兩片多士，盤算：「補習費每月三千二百元，若讀不到理想大學，豈不浪費父母血汗錢？」午膳不敢吃飽，生怕下午英文堂渴睡難專心。晚上十時，她完成作業，想著：「明日物理校本評核，表現欠佳直接影響DSE。」她溫書至凌晨一時才睡覺，仍為明日表現焦慮難眠。

晴晴的肌肉終日緊繃，常頭暈胃痛，卻認為這是努力讀書的正常代價。學生時期的學業壓力被放大成生存威脅，擔憂從分數延伸至人生意義；而他們的身體症狀遭忽視，有些家長誤解為子女不想努力讀書的藉口。

成人：職場母親的多重責任

32歲的阿玲（化名）早晨七時起床準備送女兒上學，女兒行動慢吞吞。雖然女兒趕得及上學，她卻遲到；匆忙趕到公司，卻擔心：「主管會否覺得我今天的表現不好？上個月我的營業額比其他同事少，再跌就危險！」午飯時邊吃邊想：「下午工作未完，放工買菜後還要做家務——熨衫、洗碗、檢查功課等等，可能又要做到凌晨一點。」直至孩子睡覺後，家務完成後，阿玲才停下，一天就在連環憂慮中結束。明明筋疲力盡，她躺床上仍在想：「萬一明天會議中說錯話，我會否失去工作？」入睡時間一拖再拖，凌晨二時仍輾轉難眠。

阿玲的故事展現職場母親的焦慮特徵：一日行程如走鋼絲，工作育兒家務壓力交織，每個決定牽動連串後果；擔憂至睡眠嚴重不足，令症狀惡化變成惡性循環。

長者：退休後的身體警報

梁婆婆（化名）今年68歲，退休後依然每日清晨六時醒來，第一件事是量血壓。她用一本小簿記錄血壓脈搏，心想：「昨日心跳八十，今日一百，是否心律不正？有心臟病？」職場上，她是一名可靠主管，現在主力管理身體。她常感肌肉緊繃、心跳加速、胸悶、手腳麻痹，懷疑患各種疾病，四處求診。一日，她晨運後心跳稍快，致電大女兒：「我頭暈心跳快，快點來看我。」誰知大女兒說：「我工作中不能來，你不舒服就去急症室。」梁婆婆心想：「兒子已很久沒有探我，女兒也不理我，怎麼辦？我會否死在家中無人知？」 

退休後角色改變，孤獨更會把身體訊號放大。長者焦慮多從身體不適偽裝呈現，看似「老人病」，實則是持續憂慮而不自知。

各年齡層的治療啟示

無論年齡，認知行為治療和血清素類別藥物均為治療廣泛性焦慮症的基石，實際策略因應生命階段而異。

兒童和青少年的學業壓力多為元兇，學校和家長合作才能事半功倍。若家長停止對孩子說：「考得好先有出路」；學校於課業和測考外加靜觀練習，讓學生明白「0.5分的進步都值得鼓掌」；有助孩子重建自信，學會與焦慮共存。

職場成年人面臨多重角色衝突，治療重點在定立界線，把焦點放回自己身上。重構「做某事不夠好即人生失敗」的思維；學習說「不」，拒絕過勞；運用正念練習與適量運動，重建個人空間。

對長者來說，社區連結最為關鍵；長者中心活動能提供新身份、歸屬感與健康資訊，有望取代「被子女遺棄」的災難思維。另外，每日到公園散步有助建立新生活節奏，結識鄰里，減輕孤獨感。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緊張接班人」

麗華(化名)媽媽每天送女兒上學後，會再三打電話到學校確認女兒安全到校；做菜的時候，總會擔心「如果菜洗得不乾淨，家人食壞肚子，要送院怎麼辦？」計劃旅行，她必定列出「航班延誤、酒店滿房、食物中毒」的應急方案。她經常說：「多做準備，就少一宗事故。」

麗華長大後，幾乎複製了母親的模式。大學寫論文，她焦慮到失眠，每晚反覆檢查參考文獻，擔心「引用錯誤會被指抄襲，學業前途盡毀」。開始工作後，她為倉促的交件期限胃痛難耐。生了孩子後，她出門前要列出「最壞情況清單」，為小孩準備多項用品以備不時之需。母女倆似乎被同一張「擔心之網」困著。

家族焦慮風險加倍：若直系親屬患有廣泛性焦慮障礙，個人患病風險會增加2至4倍；而家族與雙生子研究發現，遺傳因素約佔30–40%，其餘主要來自家庭環境與學習模式的交互作用。意思是遺傳傾向就像「緊張種子」，需要特定環境澆灌，才會真正發芽成焦慮症 。

跨代傳遞：教養模式的力量

行為示範效應：麗華從小就活在「凡事要預備到最壞」的家庭氣氛中。當年母親每天送她上學後，要打幾通電話到學校確認她「安全到校」；她考試前一晚，母親總是來回踱步，嘴裡唸著：「如果考得不好，將來能有好工作嗎？」這些畫面多年來深深烙印在麗華心裡。女兒在這種氛圍中長大，很自然學會把世界想像成充滿陷阱的地方，「要永遠先想最壞」才覺得安全。

情緒感染：麗華媽媽不想嚇怕孩子，會努力隱藏情緒，但不知女兒非常敏感。只要看到媽媽的眼神微微一緊、說話速度加快、聲線略為提高，便立刻繃緊身體，心想：「一定出事了。」久而久之，麗華對別人的不安特別敏感，老師稍為嚴肅一點，她便自動解讀為「我做錯事」。這種從面部表情和語調中學來的「威脅雷達」，正是焦慮在親子之間潛移默化的傳遞方式。

家庭溝通模式：在日常溝通，麗華一家晚飯話題多圍繞「如果」。如果經濟轉差怎麼辦？如果裁員輪到自己怎麼辦？如果孩子考不上好學校怎麼辦？討論很少停在「現在可以做甚麼？」而是停留在不斷預演災難。女兒長期在這種「災難預演」的對話裡，自然地以為做一個「好孩子」就是要不斷預測風險，不斷提前擔心。相反，若一個家庭的對話更著重「有甚麼方法可以嘗試？」「出事時可以向誰求助？」孩子就會學到「事情未必完美，但總有辦法」。

過度保護：麗華媽媽對女兒照顧得非常周到，功課她會逐行檢查；出門必定替女兒收拾好所有可能用得著的物品；幫女兒決定參加哪一個活動或興趣班。這種出於愛的過度保護，在無形中剝奪了女兒面對不確定、自己作決定和承擔結果的機會。長遠來看，女兒對自己的判斷缺乏信心，一遇到選擇就容易焦慮，習慣第一時間尋找大人的答案，而不是嘗試思考或承擔風險。

如何打破跨代焦慮循環？受影響的父母需要先停下來，照一照自己的情緒鏡子。當意識到「我緊張時嘮叨的話，是從小聽自己的父母說話學來，如今又傳給孩子。」這一刻的覺醒讓他們有機會轉變。同時，日常溝通也可由災難預演，改為多問：「今天有甚麼小事值得感恩？」或分享「我今天遇到難題，我這樣解決了」。家裡氣氛便會悄然轉變，焦慮傳承有望中斷。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

阿明（化名）的一天：阿明今年35歲，是會計師，每早醒來第一個念頭是「昨日可有漏數？萬一審計發現錯誤，我要負全責！」回到公司，他第一時間打開報表再核對，明明已確認過三、四次，心裡仍不踏實。下午開會，主管只輕輕提到「要準時交貨」，阿明立即翻譯成「是否暗示我效率不夠高？公司裁員會否選我？如果被裁，沒有收入如何供樓養家？」念頭一個接一個，越想越難集中，眉頭越皺越緊。下班回家，他又開始另一輪內心辯論：「如果小孩未完成功課就睡了，應該叫醒他們嗎？不叫醒，明天無法交功課；叫醒又擔心第二天精神不濟，老師會要求見家長嗎？」到家了，他的肩頸依然繃緊，全身疲累，但晚上卻遲遲未能入睡；睡著了，半夜醒來，腦中仍不停重播「如果……點算？」阿明不是工作狂，只是長期活在無法「關機」的擔心模式裡。在這種狀態中，任何小小的失誤都被大腦預演成毀滅性的後果，他便在無窮無盡的憂慮中度日，從未真正安心過。在醫學上，這情況稱為「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甚麼是廣泛性焦慮症？廣泛性焦慮症並非偶爾緊張或壓力大，而是持續好幾個月，對日常生活多方面（工作、健康、家庭、金錢等）產生過度及難以控制的擔心。患者往往清楚自己的擔心比別人誇張，但停不了。生理上，他們常伴隨肌肉緊繃、易怒、疲勞、注意力難集中、睡眠障礙，甚至頭痛、胃痛等身體不適。流行病學研究發現，香港大約有4.2%的成年人患有廣泛性焦慮症，女性患者是男性的兩倍。尤其在經濟環境惡化、工作不穩、學業壓力等情況下，這「慢性擔心症」的求診人數都上升。與恐慌症的突發性恐懼不同，廣泛性焦慮症更像「背景音樂」，一直播放著低頻又無休止的警報。

為甚麼會患上廣泛性焦慮症？大腦中的杏仁核負責快速辨識危險，前額葉則負責理性評估風險。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區域會協同運作：杏仁核發出警報，前額葉檢查「威脅等級」後決定是否採取行動。但當前額葉的「剎車功能」減弱，杏仁核變得過度敏感，就會導致威脅偵測系統持續過度活躍，任何小事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神經傳導物質失衡扮演關鍵角色：血清素（Serotonin）功能異常、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升高，以及抑制性神經傳導物質（GABA）不足，都令大腦難以進入放鬆狀態。長期高警覺狀態會耗盡腎上腺素儲備，形成疲勞與焦慮惡性循環。

為何想法停不了？擔心看似是理性思考的一部分，實則是自動化的反應。主管只是簡單提醒，阿明腦中就立即浮現災難場景：失業、家庭經濟崩潰。這是「災難化思維」（Catastrophizing），是廣泛性焦慮症的核心特徵。患者常見其他認知偏差，例如假設知道他人負面評價，覺得應該做更好，這些自動思維像高速公路上的慣性駕駛，難以即時煞停。行為上，他們常見反覆檢查、尋求他人保證、害怕出錯拖延等安全行為。這些行為短期能紓緩焦慮，令人感到暫時安全，但長遠卻強化大腦的錯誤信念：「只有持續擔心和檢查，才能避免災難。」

如何幫助「緊張大師」阿明？

1. 寫擔心日記：記錄觸發時間、腦內念頭、身體感覺、實際結果，就會發現多數擔心會出現的事從未發生。

2. 設擔心時間：每日固定15分鐘專心擔心，其他時間告訴自己「延後到擔心時間再處理」。

3. 檢視並改變思維：問自己「最壞情況發生機率有幾多？有何證據支持？然後由「會點算？」轉為「如果發生，我可以點做？」

4. 專業介入：持續影響生活時，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可以穩定情緒，再配合認知行為治療（CBT）改變思維模式。

小因醫生(精神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