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有研究思覺失調的學者Brown & Rutter找到一些出人意外的結果：有些出院後回家與家人同住的病人，理應得到多些照顧和支援，但結果是，相比到院舍暫住或獨居的出院病人，在某些情況下復發和再入院的比率竟然較高！進一步的研究更指出，如果照顧者或家人有不健康的情緒表達(Expressed emotions)，例如說話包含敵意(Hostility)、充滿批評的評語(Critical comments)和過度的情感投入(Emotional over-involvement)，會不利於病人的康復。記得在某天，一位近40歲的男病人，媽媽帶他來覆診。甫入門，病人向我點一點頭，還未坐下，他的媽媽便用高聲和「肉緊」的指示病人：「仲唔同鄺醫生講早晨？」病人以無奈的眼神望了媽媽一眼，跟著就閉口不言，全程由媽媽代答代問。對應這個現象，除了心理教育，使照顧者明白和察覺到自己有不良情緒表達的問題，也得慢慢矯正他們對病人說話的字眼、內容和語氣。在有些特別困難的個案，暫時的減少親密接觸的措施，例如入住中途宿舍，參加日間醫院的活動，既可減少照顧者的負擔，也容許多一點個人空間，促進康復的進程。

思覺失調基本上是腦部疾病，由於腦部局部的神經傳遞物質(Neurotransmitters)運作失調而引發，所以針對性的藥物治療是最關鍵的。雖然其他的介入方法和治療也很重要，但藥物治療是基石(Bedrock of all treatments)。有人嘗試不使用藥物，在較嚴重的病例中是行不通的。話說回來，思覺失調症的照料是一個又闊又深的課題，不能在此短短交代。在概念上全面的照料包括「治療」(Treatment)、「復康」(Rehabilitation)和「復元」(Recovery) 三個層次。「治療」主要是透過適當的藥物，改正腦部內的失調，當患者的病徵，例如妄信和幻覺消除了，或者嚴重程度減輕後，患者才可能有足夠的精神能力接受輔導，學習更有效的方法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Better coping strategies)，又得改善「病識感」(Insight)，明白藥物治療的功效，更穩定的食藥。有些病人服用藥物仍未能百份百清除病徵，例如還有幻聽的騷擾，便要考慮「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psychosis)，減少患者受幻覺的影響，可以過接近正常的生活。

思覺失調的患者如有明顯的陰性病徵，便需要接受復康活動訓練，鍛鍊腦筋及意志力，重新建立已受損的生活能力，例如工作的習慣、與人相處的基本技巧。近年先進國家興起了「復元」這概念(Recovery practice)，信念是患者除了消除各種病徵和因病而產生的障礙，他們仍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復元」包括多個元素：個人化、整全性、有自由與選擇的權利、自己為復元負責、主動參與、建立朋輩支援、重視個人優勢（自己獨有的專長）、相互尊重和堅持抱有希望，雖然復元之路往往不平坦，但以上的信念和價值觀，能幫助病人真正的康復過來。

「出於信心的祈禱，可以使病人康復，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書5﹕15〉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根據2017年在Lancet發表的「系統綜述」(Systemic review)，思覺失調的患者，平均壽命比一般人短上14年半，這是一個不幸和使人不安的消息。專家們自然努力去尋找這個現象的成因。思覺失調的患者，最終可能有高達百份之十五的比例以自殺告終，這個和我們的臨床觀察吻合。當有人自殺離世，又發現當事人有尋求精神科治療記錄，死因庭便會要求主治醫生，撰寫醫療報告。當年我在醫管局工作，在回覆死因庭的查詢時，都會說明有相當一部分的個案曾患有思覺失調；而其他較常發現的病歷包括抑鬱症（尤其是較嚴重的兩極性情緒病），有濫藥歷史和人格異常。

但是，自殺的數目不足以解釋整個現象。專家們指出，思覺失調的患者在病發後的不良生活習慣(Unhealthy lifestyle)，例如吸煙（比一般人多三倍）、不健康飲食引起的肥胖問題和心臟病高血壓問題、缺乏活動和運動，都是重要原因之一。香港的精神科醫院多年前嘗試在院內禁煙，開始時遇上很大的阻力，但後來成為禁煙的先導，得到社會的認同，甚至成為其他地方的榜樣。不過，病人離院後多會繼續吸煙，推動他們健康飲食和多做運動殊不容易，有些基本上不認為這是問題，也有些是缺乏了所需的決心和動力，不幸這亦是他們病的一部分表徵。此外，有研究顯示思覺失調在遺傳上和「新陳代謝失調」(Metabolic disorder)有關，我曾有多個病人在很年輕而未有超重的時候，便檢驗出患有不輕的糖尿病。

對於身體健康的危險訊號，不少病人往往是「一笑置之」，沒有足夠的關注和動力去改正或及早尋求協助。我曾有一位病人，未足30歲已經嚴重超重和高血壓，我多次轉介他去見專科醫生，但他只是把轉介信放在家中一角便算了，我亦無可奈何，因為並沒有強制病人接受身體疾病治療的法律和權力。在當年的農曆除夕見過後，病人沒再來應診了，及後幾經轉折才從社工之處得知，獨居的他在當年的年初一於家猝死了。

思覺失調病人對自己身體健康常會「不太著緊」、「不主動」，往往會等到病情變得十分嚴重和明顯時，才會被發現。加上他們對身體不適的描述是含糊不清、不一致，醫生較容易「走漏眼」，或有時他們表達的病徵又好像是精神問題的一部分。深刻記得一個病人，由第一天認識他，便是不停地投訴有「宇宙紅色化學液體大戰」，而且這些液體可以由身體不同部分（包括肛門）出出入入。過了一段頗長的日子，看到他比以前虛弱，說話有點喘氣，我要盡力才說服他去接受一些簡單的驗血檢查，結果嚇了我一跳，原來他當時有嚴重貧血，要馬上入院接受輸血。我作自我檢討，他之前說的紅色液體，很可能由肛門流出，是嚴重痔瘡出血；加上他常常整天在戶外徘徊，皮膚曬得深色，所以我當時未能發現其有「蒼白」的情況。自此之後，我時常向同事及所教授的醫學生分享這個故事，互相提醒不要犯這個錯誤。

「我們又應該彼此關心，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希伯來書10﹕24〉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思覺失調是一個複雜和嚴重的精神健康障礙，徵狀多元化又可引起多種併發問題。以前曾有不正確的心理解釋，但都不能通過嚴謹的科學驗證。過去幾十年的研究和臨床觀察指出，思覺失調是一種腦部的疾病，雖然環境因素、際遇打擊、患者的心理質素等，可以影響何時病發、如何病發和病情的長遠進展，但「生理（腦部）失調」卻清楚是這病的起因。“Schizophrenia is a brain disease”多年前曾是英國皇家精神醫學院專業考試的熱門題目，考生需引用大量高質素的科研文獻，來推引證這個結論。不過時至今日，這個看法已經成為醫學的主流意見，再也不會成為考試題目。

這個「腦部疾病」的結論非常重要，引導我們如何理解和治療思覺失調。但這只是起點，因為現今的腦部檢驗方法，例如電腦掃描、磁力共振以至一些更先進的技術，仍未能精準地找到腦部出問題的地方和如何導致有關的徵狀。但肯定的是，患者的腦部的局部神經化學運作不協調，尤其是多巴胺(Dopamine)，藥物在相當程度上可以作出平衡，減少病徵。我自己會用以下一個描述，向普羅大眾作解釋：「如何有一天遇上全港大塞車，我們自然地會猜想是發生了多宗交通意外、大規模的修路工程或主要幹道出現爆水管或路障等事故。奇怪的是，以上的事情都沒有發生，最後知道只是控制多個路口的交通燈運作的電腦程式出了問題，不能有效和合比例地疏導各條道路的車流。」我相信大家都記得，當天文台忽然懸掛八號風球，所有人在同一時間要下班回家，雖然道路本來是暢通的，但因為太多人要搭車，所以引起的交通大混亂，使我們花幾小時才回到家中！

雖然許多因素，例如腦部在出生時受損、腦部發展有偏差、生活上的突發打擊、濫用藥物等等，都可以增加思覺失調的病發機會，但科究報告指出「遺傳」是當相重要的成因。一般人口中約有百份之一的人會患上思覺失調，但如果直系親屬中有這病，發病率便會推高到百份之五至十五；若果父母兩人都有病，兒女患病的機率可高至百份之三十到五十。另一方面，思覺失調又不是完全由遺傳決定的，一對同卵雙生的孖胎(Monozygotic twins)，雖然他們的遺傳因子是百份百相同，但兩個都患病的機率只是百份之五十，所以許多後天因素和環境壓力仍是重要的。思覺失調並不是以單一遺傳因子造成的，好像人的高矮，思覺失調的出現也是基於眾多的基因(Multi-gene inheritance)。由此可以推斷，我們當中有些人，雖然父母並沒有思覺失調的徵狀，仍然可能由上一代「隨機抽樣」地繼承了一些可能引致思覺失調的基因，但數量不多，不足以發病。保持身體（腦部）健康，建立良好的心理質素去處理壓力，更拒濫藥遠離毒品，便可減少發病的機會。

「…那自以為站得穩的，應當謹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書 10﹕12〉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作　　者：
鄺保強醫生、鍾維壽醫生、
盧德臨醫生、王曦中醫生

非賣品 (送完即止)

出版及發行：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

產品編號：TDW067

書籍介紹：

四位資深精神科醫學專家，每週於「談天說道」版面上，從醫學專業的層面，輔以臨床上的經驗，以專業而淺白易懂的文筆，為大眾提供有趣味的精神健康知識，探討的內容範圍包括甚廣，很多時與社會每天發生的事件環環關連，例如COVID-19疫情、自殺事件等。現將文章匯集成書，願上主藉著這些專業而「貼地」的文字，讓讀者們充實已有的精神醫學常識的同時，更能將之正確地「學以致用」，在精神健康領域上助己助人！(麥基恩醫生/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重閱這四位資深精神科專科的基督徒醫生撰寫的文章，代表了他們多年行醫的經驗與智慧。不要被專欄的標題「趣談」所「誤導」，相信作者們是期望以輕鬆的筆觸去撰寫每篇文章，深入淺出地將一些精神病之中的奇難雜症清楚解碼；更將一些普羅大眾誤解與偏見的心理學與病理學揭露出來。本書的可讀性來自它「趣味人生」寫作的手法，包括一些趣味的案例及文藝的觀賞，令讀者在複雜的精神醫學議題之中仍能笑看人生！另一特色乃在每篇文章都以聖經的慧言結束，令我們謹記人的盡頭乃神的開始！(李耀全牧師/博士/環球天道傳基協會國際總幹事(義務))

新書雖是由四位精神科專家所寫，但內容並非艱深和嚴肅的精神病知識和說教式的勸勉，單看文章的題目便足以引起讀者的興趣。四位作者皆以各自的行醫經驗、風趣的小故事或疫情下的城間熱話帶出精神健康的訊息，內容涵蓋精神問題的小知識和誤解、抗逆能力的要訣、有趣的心理學解讀和好人好事的窩心小故事；加上每篇文章之後皆附上聖經的金句，就如為心靈良藥加上藥引一樣，提升了文章的可讀性。(程志剛/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

四位作者都是基督徒的精神科專科醫生，他們無論在醫學的專業領域，或者在社福機構及教會的服侍之中，都有很多貢獻和美好的見證。文章中的故事，清楚看到他們有一顆「醫者父母心」，對病人的關愛帶著基督的精神。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坦承醫生在專業的層面上，對病人的了解和表達有時也存有限制和誤解。書中每篇文章篇幅不長，容易閱讀，並且附以相關的經文，看到上主的智慧和心意。在此我誠意向大家推介！(陳康博士/香港浸信教會主任牧師)

當年，在港大醫學院畢業後實習差不多滿一年，便被安排到醫務衞生署的總部見工，我在面試上表示自己希望能進入精神科專科接受進一步訓練，那個年代精神科是相當冷門的專科。聽見我的選擇，有一位很有「台型」的前輩醫生（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精神科總顧問盧懷海醫生），問我是否願意去青山醫院工作，我心想青山醫院是精神科的「少林寺」，在這處開始我的學習是好事，便馬上答應了。回到家中，媽媽問我七月份會到那一間醫院工作，我回答說是青山醫院，她即時反問：「冇得揀㗎？」(別無選擇嗎？)我說是我自己揀的，媽媽就放心沒有再追問下去。

多年來，新認識我的朋友當知道我是精神科醫生時，都會露出詫異的表情，在教學醫院工作時，更有醫科學生直接問我為何選擇了這個專科。其實，這個選擇是很自然的，中學時我成績最突出的科目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但因為希望入讀醫學院，所以在會考時放下這些喜好，専攻理科科目。在醫學院二年班上「行為科學」（Behavioural Science）時，覺得這個學科非常有趣，能更多明白社會和心理因素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醫學院四年班時有精神科的學習期(module)，需要接觸精神病患者，有些同學覺得這是苦差，但我很有興趣去了解每個病人的故事，雖然有些時他們會答非所問、情緒大上大落，我仍喜歡和他們交談。

但最促使我決定做精神科醫生，是一個在學習產科時的經歷。當年(1981)，每個同學都要住在贊育醫院十個星期，亦要跟進多位孕婦產前、生產過程和產後的進展。其中一位我負責跟進的媽媽是來自北京的高齡產婦，因為受孕有困難，在四十歳才首次懷孕。當她作動的時候，我陪伴她入到產房，如果是順產的話，我可以處理「接生」這個工作（之前我已經替二十多個媽媽接生）。但當BB的頭露出來的一刻，我本能地說：「哎喲，係Mongol（唐氏綜合症）！」旁邊的護士們以懷疑的目光看著我，但當BB整個生了出來，整個產房變得死寂，沒有人敢說一句話。之後的兩天我極苦惱，因為不知道如何面對這個媽媽，又或如何能陪伴她經歷這個極度的傷痛。原來除了身體的病患，人心靈的苦楚也需要關注和醫治。

慶幸近年社會人士對心靈困擾和精神健康的接納增多了，而醫科生亦看到精神科的重要性和可發展空間，故精神科在香港不再是「冷門」的専科，甚至在招聘時因為申請人數遠多於職位空缺而出現競爭。我曾有一段長時間參與甄選申請人的工作，曾見過有畢業醫科學生用寳貴的課餘時間在一些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當義工，來表明自己真的對精神科的興趣和抱負。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約翰福音7﹕17〉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早前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上讀到一篇報道，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這報道指出，由2020頭至2020年11月，日本共有2,087人死於新冠肺炎，但同期日本人每月的自殺死亡率卻升至2,153人！換句話說，每月因自殺而死的日本人遠比大半年來死於新冠肺炎的還要多！

日本是全球自殺率最高地方之一， 2016年的數字是每年每十萬人口便有18.5人自殺身亡，比全球的平均率10.6高出許多。而香港近年是在12左右。日本人也較多發生協同自殺(suicide pact) ，即多人約同一起自殺。我想起電影中描述的武士「切腹自殺」的畫面，這是勇氣的表現，要寧願死也不要羞恥，不知這也會否在某程度上反映日本人對自殺的一些態度。其實，在2019之前的十年，日本的自殺率是在慢慢下降中，可惜新冠肺炎的大爆發又迅速把數字推高。

在大部分的地方，男性的自殺率（是completed suicide，不是 attempted suicide 企圖自殺) 比女性高出二至四倍。這個可能和男士們傾向不甘示弱亦不願意求助，也會用上較致命的自殺方法有關。今次日本自殺率回升的另一個使人關注的地方，就是女性看來比男性更受影響，因為女性在十月的自殺率升高了八成，而同期男性只增加了兩成，這個現象也和一些跨國性的研究結果吻合。一個名為 Care International 的組織在九月曾發表報告，指出女性因為這次全球疫情大爆發而產生的精神健康問題比男性多兩至三倍，因為較多女性從事酒店丶服務和零售行業，所以她們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或收入減少亦比男士們多。

想深一層，那些在家中「無償工作」的主婦們的壓力也非常大，因為許多時孩子們要留家上課，照顧他們和督導他們學習的責任和時間也大增，往常家中長者可以代勞的事情，例如買餸，也因為老人染病後風險太大，也得讓他們留在家，所以大大小小的重擔就都落在一眾「家庭煮婦」身上。而那些「雙職主婦」更是百上加斤，壓得透不過氣來！記者曾做了一些訪問，發現許多受困擾的日本女性都會羞於向別人表白自己：「向別人說自己有困難是一件羞恥的事，所以要掩飾，不能外露。」亦有受訪者表示，要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才能讓更多人願意去求助。

十七年前香港的「非典肺炎」SARS，我們仍記憶猶新。2003年香港的自殺率急升至15.26，而老人自殺率更是37.5，所以我們都要提高警覺，互相守望，留意身邊的人，勇於求助，也肯助人。政府在重建經濟之餘，亦得投放資源，應對這些因新冠肺炎帶來的併發症。

「我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約翰福音12﹕46〉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