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元之路──我的復元歷程

十多年前,因為轉換工作、家庭關係不和睦及經濟壓力等問題同時湧現,我開始長期失眠,食慾不振、情緒低落,甚至出現幻聽與幻覺。這些病徵令我感到窒息,我漸漸萌生結束生命的念頭。

我自小患有懼高症,可是某一個晚上,當我打開窗戶望向街道,心裡竟然感到輕鬆,覺得只要跳下去,一切痛苦便會停止。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就此離去,家人必定十分傷心。這個念頭提醒我——原來仍然有人在乎我。這個覺悟讓我沒有做出無法挽回的事情。

其後,家人察覺到我的精神狀況,陪伴我前往精神科求診。醫生確診我患上了憂鬱症及思覺失調。當時我十分害怕,覺得前路一片漆黑。我不知道能否重返社會工作?親友是否會接受我?負面想法不斷湧現。

醫生建議我即時入住精神科醫院。在住院期間,醫生、護士、社工及藥物的幫助令我的情緒和幻覺逐漸減退;心理學家的輔導也讓我慢慢好轉。真正令我下定決心,積極配合治療是我的家人。他們每天的工作繁忙,卻仍然風雨不改前來探望我,給予支持與安慰。這份關懷讓我不願辜負他們的期望,因此我每天堅持運動,努力配合治療。一個月後,病情逐漸穩定,醫生建議我出院回家繼續康復。

我一直記得醫生的叮嚀:「只要多做運動,定時覆診,按時服藥,你也可以再過一般人的生活。」這句話成為我復元路上的座右銘。十多年來,我堅持遵從醫生的指示,幸好沒有再度病發。如今,我擁有一份穩定而有意義的工作,也建立了正常的社交圈子,生活甚至比患病前更好。

在復元的過程中,我深深感謝家人、朋友、醫護人員、社工及同路人的支持。他們讓我明白,復元並不是孤單的旅程;更重要是我學會了正面面對病情,積極配合治療,在工作與人際關係中重建信心。

最後,我想鼓勵所有同路人:只要勇敢面對病情並積極配合治療,人生依然充滿希望。復元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絕非沒有光明。

慧中│香港心理衞生會

護理人生:淺談「整體痛」

「姑娘我想死啊!」沉寂多日的晚期癌症病人婆婆有一天忽然在房裡高聲呼喊。我和其他護士同事急忙走過去探個究竟。

「婆婆,你係唔係唔舒服啊?」

「姑娘,我想死啊!」

「有冇邊度唔舒服啊?」

「姑娘,我想死啊!」

婆婆重複提出尋死的念頭,否認任何身體不適。如果她講出徵狀,我們大可對症下藥,給她相應的醫生處方藥物來減輕她的不適。

一陣子之後,同事巡房,發覺婆婆採取了進一步行動──她把近床頭位置的床單用力扯出,把那個角捲作一條長形的帶狀,試圖把那一小角床單拉向自己的頸項。同事意識到婆婆的自殺風險霎時提高,馬上致電她的女兒,請她立即來陪伴婆婆;並請我幫忙寸步不離監察婆婆的狀況,以防她傷害自己。

這時,作為護士,我們按指引採取相應的防止病人自殺措施,並無不妥。然而,一直在監察著婆婆的我不禁想:到底有甚麼原因導致婆婆忽然尋死?再過了一段時間,婆婆的女兒到達;婆婆依然在哭泣並喊著「想死」。經過一番關心和慰問,我終於聽到婆婆尋死背後的關鍵:「痛到想死啊!」

紓緩治療之母桑德絲女士(Dame Cicely Saunders,1918 – 2005)於一九七六年提出「整體痛」 (total pain)概念。她認為,病人的疼痛包含四方面:一、生理疼痛:包括各種身體徵狀,例如各部位的疼痛、氣喘;二、心理痛苦:如抑鬱、焦慮等情緒;三、社會痛苦:譬如經濟壓力、與家人的關係等;四、靈性痛苦:不一定指有沒有宗教信仰,而是關於尋索不到人生意義,渴求心靈的依歸,經歷「存在危機(existential crisis)」等。這四種痛會相互影響,為病人構成更大的煎熬。

我相信,婆婆說:「痛到想死」,要是引用整體痛的說法,就是婆婆的「痛」不單身體上的疼痛,還有心理痛,長期無法紓解抑鬱的情緒;社會痛,親人甚少探望她,導致她掛念親人;靈性痛,找不到繼續生存的意義。按優先次序,醫護一般先處理病人身體上的不適,再去和其他專業,譬如社工、院牧等合作,照顧病人其他方面的痛楚。

當我了解到婆婆是因為太痛而要尋死之時,就聯絡了當值醫生,請醫生處方較強效的止痛藥幫助婆婆減輕痛楚。在紓緩科病房中,嗎啡是其中一種最常用的藥物。然而,有不少大眾對嗎啡藥有誤解。譬如,有病人認為嗎啡會造成上癮,於是強行忍痛也不願嘗試服用醫生處方的低劑量嗎啡。事實上,有不少研究顯示,嗎啡不會導致上癮,在幫助末期病患提升舒適度上發揮顯著作用。若果患者服用嗎啡後出現嚴重副作用,醫生也會根據情況來調整劑量。

當婆婆的疼痛減輕後,她沒有再大叫「想死」了。希望不只是紓緩科病房,其他科的病床上的患者也可以得到適切的身、心、社、靈關顧,擁有理想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第二十一章4節)

梁悅宜 /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