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歲的大明(化名)是中度學習障礙人士，年青時出現強迫症徵狀，服用抗抑鬱藥物後好轉了。某年，他在家中意外跌倒，導致視網膜脫落；隨後失明，進入院舍居住。6個月前，他被診斷患上認知障礙症，需依賴院舍全天候照顧。唯及後經精神科醫生詳細評估，重啟抗抑鬱藥物治療後，行為及精神狀況漸趨穩定。」

因不同先天和後天因素影響而出現的學習障礙人士，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有一般學習障礙的人佔人口大概1-3%，他/她們大都要面對不同成長歷程帶來的種種困難，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和適應社會的重大挑戰。尤其是一系列未被察覺的健康需要、不理想的健康指標，甚或比平常人口更短的存活率。他/她們對比平常人口，有兩至三倍機會患上精神病患。雖然香港過去支援學習障礙人士的社會服務有長遠的發展計劃，當中包括融合政策、社區住宿及照顧服務，特殊教育及職業訓練。唯同期相關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總量擴展參差，故大部分健康指標未能出現明顯的相應改善；更時有偶發照顧者未能適應畢業同學家居照顧的事故個案。

大明是典型有精神病患共病的學習障礙人士，也經歷不同身體病患，並在中年出現認知障礙症。與香港大部分為學習𥕞礙而設的住宿服務一樣，都要開始面對年長舍友因病(如認知障礙症)帶來的額外服務需要。按照聯合國公布的《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5條，殘疾人包括學習障礙人士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中國香港與不同國家和地區都要推行不同措施，打破學習障礙人士接受健康與康復服務的屏障，如建立便捷轉介渠道；加強精神科學習障礙服務；在精神健康政策與服務制定過程中加入學習障礙人士的聲音；促進精神科與康復服務的合作；提昇服務團隊對挑戰行為專業處理；增加專職同工和照顧者識別精神疾患的知識等。

就不同程度學習障礙人士的自決能力和最佳利益進行詳細專業評估，有需要時，可引用相關香港法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中第IVB部的監護令、第IVC部的醫療及牙科治療、第III部31條的覊留觀察安排，保障為學習𥕞礙人士診斷和醫療服務的提供，長遠提升身心健康。香港與其他地區國家也應恆常檢視健康與康復資源投放，按照社會資源分配的公義準則，持續加強相關服務。在香港可考慮加强醫院管理局為學習障礙人士整體醫療服務，並加快完成《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各項措施，讓香港相關服務更貼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造福學習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小留(化名)在我的教育工作旅程中出現，不但改變了我對教育的執著，而且令我更具體地明白學生個別化照顧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

我曾經在三種不同類別的特殊學校工作，接觸、處理過不同類別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回望過去每一個階段的工作，我都有滿滿的感恩！小留是一個因情緒及行為問題而來到我在職的學校就讀的中學生。他容易衝動，缺乏耐性；當他有所求的時候，基本上要「馬上」、「立刻」被滿足，幾乎不能多待一刻，否則大發雷霆。記得他有一次因老師未能即時答應他的要求，便幾乎把門踢爛；要奪門而出，一股腦兒衝出學校大門。所有老師都知道這個學生絕頂聰明，他只要能稍微冷靜下來，便幾乎能「掌握大局」。他給我最深刻印象的事，是某天老師及社工有效地協助他的情緒降溫後那一刻，他馬上就能掌握形勢；當他要離校就診，我送他上車，他突然走到我面前，開口就問：「校長，您還要我嗎？」這短短七個字是如此震撼！我也毫不猶豫地回答：「你永遠是我所關心的學生，我等你盡快回來！」

那天，我回到校長室，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在想：如此聰明的孩子，交到學校給我們，我們該如何配合他的需要，以愛和專業知識與他同行呢？

孩子不到幾天就回校了。他回校那天的早會，我刻意隔著一行同學望向他，既近且遠；我主動向他點頭微笑，他回報淡漠的表情。第二天早會完畢，各班別逐一離開時，他走到我迎送學生的禮堂大門邊，一臉認真地問：「校長，您是否記得我們在其他地方見過面？」我回答：「記得。」他即時瞪大兩眼，再問：「您真的記得？那您為甚麼不問我是否記得你？」我答：「一切都在心中！只因尊重你的私隱。」於是，小留主動道出差不多一年前我們首次相遇的時、地及情況。他告訴我，當時他正在那裡接受專業治療，那段時間熬得很辛苦等等。我著他趕快去上課，另外約時間讓我們師生倆再「緬懷過去」！

小留是老師曾經覺得很難處理的個案，然而，我從他身上，領悟到一點，就如聖經箴言第十章12節所說：「憎恨會挑起種種紛爭，愛卻寬恕一切過犯。」我們在情緒高漲的時候，很容易對別人發怒，不饒恕別人。唯有愛能令你饒恕別人，這也是恩待自己的方式；唯有愛能寬恕罪惡，不做出傷害別人的事。

作為教育界的一分子，我們要有教學相長，虛心學習的心態。作為人師，我們很容易在不斷教導學生的同時，忘記了自己也要接受主耶穌的教導。聖經中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領袖摩西，曾這樣向神禱告：「求你教導我們數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們得到智慧的心！」（詩篇90:12）當我們曉得「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我們就能得著「智慧的心」。教導孩子，除了花時間、用耐性，絕對需要智慧。學校的老師的確每天要面對繁重的教擔及各樣的行政工作，但都不能忘記還要多花一點時間投資在孩子的生命培育上，聽聽他們的「心」；或許，在千鈞一髮之際，我們就換回了一條生命。

我很相信，我們的日子如何，我們的力量也如何 (申命記33:25)。教育是一份很有意義而又任重道遠的工作，但願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以培育下一代為己任，「俯首甘為孺子牛」#，專心一致成為一個主喜悅的「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黃麗婷校長

# 「俯首甘為孺子牛」：甘願放下身段，低頭被孩子當牛騎。出處魯迅.《自嘲》.1932.

適逢端陽，給大家送上一個小故事。

每天上學或放學站在學校門口，或是在走廊走走，都會遇到不少有趣的事。前幾天，剛巧上課的鐘聲響起，有一位家長跑來學校，她帶點喘氣聲，拿了糉子給我，說是多謝學校老師；儘管她的孩子是中途轉校的插班生，進步卻十分之大。我口頭代表老師們多謝她。畢竟，這是老師們盡心盡力的成果，並非我的功勞；最好的做法就是把糉子平分給全體老師們。

腦裡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想起手中拿著熱騰騰的糉子，這種溫熱的感覺有點奇怪。我簡單地推敲一下：首先，家長來到校門前，旁邊並沒有學生，即表示家長已經帶學生回校了；她拿著糉子前來，已經是第二次往返學校。那她應該送孩子回校後，駐足觀看孩子上樓梯，然後看見我站在校門前，於是返回家中，再拿糉子給我。

當天，剛巧我沒有帶上早餐，家長送來的糉子正好給我果腹；解開糉子，溫度剛好，材料十足，是自家製的味道。如果要把已經做好的糉子翻熱，有幾種方法：1. 用微波爐最快，5-6分鐘便可把食物加熱，但糉子內外的溫度會不同，水分亦會較少，甚至旁邊會有點焦；2. 用蒸焗爐焗6-8分鐘，可把糉子翻熱，食物會帶點水分，溫度會較平均；3. 傳統方法，用鍋子隔水蒸煮，時間會較長，最少須要12-15分鐘；水分較多，打開鍋子時，裡面的葉子會濕透。好在糉子的大小適中，解開雖有水分，但不像一般長時間水蒸那樣濕潤。故此，那家長可能用上蒸焗爐或鍋子以短時間蒸煮。

問題是，我當天到達校門前的時間距離上課鐘聲響起只有十多分鐘，她的家雖在附近，來回最快也要7-8 分鐘。假如她要回到家中再進行上述的翻熱步驟，幾乎沒有可能辦到；因為她再回來，上課的鈴聲剛響起。家長雖然喘氣，但未至於喘著大氣，要邊說邊停，應該是急步回來。那還有甚麼可能的做法呢？這時候，我想到十個童女的比喻(馬太福音25:1-13)(#1)。難道她就如那五個早有準備的聰明童女？

比較有可能是，家長確實一早預備好，已經早早翻熱了糉子，只是看看我在不在？因為有時有公務在身的話，我不一定能在校門前出現。如果我在的話，她就回家把糉子拿來；如果不在，她就留待下一次。因為盛載著糉子的袋子寫上了一句感謝的話，筆跡未見凌亂潦草，斷不是情急之下的行動；而包著糉子的抹手紙，也十分乾爽，是有足夠時間吸乾多餘水分及包裹好的狀態。因此，家長應該早有準備，只待時機。

邊想邊吃，很快就把糉子吃光，推敲也完結；而心中的溫暖卻彌久不散。雖然是小事一樁，但背後的心意卻不簡單，叫人感動。還記得主耶穌之所以讚揚窮寡婦所投的兩個小錢，或是耶和華接納各種獻祭，或是向祂敬拜；祂所要的，無不是人們真心的獻呈。所以，只要真心待人，就算是千里送鵝毛，也會慶幸自己在這關係上有份。因此，心中感恩，感恩學校有這樣的家長；也因為有一群好老師、一些願意求進步的學生，才能出現這件不平凡的「小事」。

#1：十個童女提燈等待新郎來到，但不知他何時來，比喻信徒也不知主耶穌何時再來。五個聰明的童女等候時，準備了充足燈油，結果等到新郎並共赴婚宴；其餘五個童女的燈熄滅卻沒有油，因去買油而等不到新郎，被拒於門外。這比喻提醒信徒，應當時常作好準備，儆醒等候主再來。

陳章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以下是兩則新聞報道：

黃大仙發生致命傷人案：鑽石山荷里活廣場2023年6月2日發生嚴重暴力事件，兩名行經商場的女途人被一名不認識的男子斬傷，兩名傷者送院後均告不治。

深水埗發生倫常命案：2023年6月5日深水埗一個唐樓單位內發生命案。案中 五歲、四歲和兩歲的幼童懷疑被印籍母親用枕頭焗死，三女童由救護車送往明愛醫院搶救後不治。

聽到以上報道，心情既沉重，又哀痛！求天父憐憫，親自安慰受傷的家庭。接連發生慘劇，是否告訴我們社會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呢？三年疫情下來，社會安全網完全失衡，更容易出現悲劇爆發點。

其實現在香港社會隱藏了不少問題和危機，包括經濟、家庭、人際、健康方面，處處都是壓力，更充斥著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例如近年「童樂居」(虐兒)事件等，更加劇了社會人士對社福機構的負面看法。本校是服務中度智障兒童的學校，因為學生智力所限，表達自己也有一定困難，故一旦身體出現損傷，家長會擔心是怎樣形成，或會懷疑是其他同學甚至教職員所為，家校矛盾因而產生。近年特殊學校同業也面對不少相類似的困難，因此有學校引入大量閉路電視監察系統，在校園內廣設鏡頭，實行全天候監控。

有傳媒曾報道九龍某小學，因為曾在教員室發生失竊案，於是全校(除洗手間)安裝了數百支鏡頭，包括教員室和班房，在每一個角落裝設。基於尊重和信任，本校的鏡頭不多，只安裝在需要保安監察的校長室、停車場、樓梯、大門、升降機、電腦室、操場和走廊等，共有13支。由於本校課室大都是矮窗設計，其他人行經走廊，可以輕易看到內裡情況，透明度極高，所以不需要在課室裝設閉路電視。

偶爾遇到一些特殊個案，為查明事件，也需要筆者或校董會授權的人士查閱錄像紀錄。查閱錄像紀錄不是一件簡單和愉快的事，要用心神盯著螢光幕，偶一不留神便會錯過所需片段，又要回帶重看。試過一次，因為要連續盯著螢光幕幾小時，眼睛疲倦不堪，還以為自己會因此失明呢！但若最終能證實同事的清白，再辛苦也是值得的。特殊學校的人手比例極高，要在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傷害學生幾近不可能。當然我們也明白家長的疑慮，一切也是為了愛護孩子，深怕他們受到傷害。

說回文首的兩個悲劇。主佑香港！但願香港人多走一步，多關顧鄰舍。我們會問：「誰是我們的鄰舍呢？」現代人的生活往往是充滿傷痛和傷害，也像那遇上強盜的人躺在路邊，等待別人來救援。耶穌基督要我們學習愛有需要的人，作他們的鄰舍，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神要我們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我們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朋友，記著這一條誡命了嗎？

鄰舍

香港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雖然數以萬計，但與本地學生相比，比例仍然屬於甚小。因此，教育局及學校在制定政策及執行措施時，自然以本地學生為主要考慮基礎，此舉實屬無可厚非。

自今個學年開始，所有中五級學生(當然包括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均需前往國內考察。教育局負責所有費用及行程安排，這能讓學生增廣見聞之餘，更能深入了解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的內容，實屬可喜之事。然而，正如文中第一段所述，執行有關計劃時，有些細節難免會忽略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導致不便之處頻頻發生。例如，有些考察團從香港出發，途經珠海再前往澳門；有跨境學生並非香港永久居民，該生前往澳門時「突然」被通知必須攜帶有效期超過九十日的身份證明書(DI)。結果被澳門當局拒絕入境，帶隊老師立即調動人手，與該生留在珠海，訂酒店、編新行程等等。縱使帶來不少煩惱，但老師旨在照顧學生。雖然此乃學生自己的問題，但負責考察的單位已檢查所有學生的證件，並購買保險，考察前卻未發現錯漏。

此外，非華語學生回內地交流時，亦遇到不少困難。在簽證方面，需進行繁複的手續。有關部門需收集多項文件，例如出世紙及父母護照副本等。處理簽證申請時，亦會浮現大量特殊個案，需逐一處理，甚至有些個案繁複到旅行社人員也無法回應該如何處理，更不幸是離出發之期不遠了！

另外，有關簽證之文件多以中文為主，令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難以應付。如果在出發前要預備文件，有老師從旁指引當然沒有問題；但過關時才「突然」被通知要填寫某中文表格，老師一個人要照顧多位非華語學生，便措手不及了。

單次往返內地簽證費約為$500至$1,000，視乎學生國籍而定。由於自行網上預約簽證需學生父母親自出席處理，而父母可能因時間問題或不懂處理而無法協助，學校因此需委託旅行社代辦。報價後才發現每位學生收費介乎$1,600至$2,300，是簽證費的兩至三倍；學生難以支付，亦不願意負擔太高的費用。這些問題都對非華語學生造成不便。幸好老師排除萬難，隨機應變，申請資助，旨在照顧學生。

總之，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在參與國內考察時，縱使遇到不少困難和不便，老師都針對這些問題與相關部門及其家長不斷溝通；盼望能及時解決問題，確保學生能平順地參與國內考察。再次感謝老師從不斤斤計較，旨在照顧學生！

其實計劃的大前提是讓「所有」中五學生參與。正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16節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祝願所有中五同學順利過關，完成考察！

翁港成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陳女士是一位年長獨身的長期抑鬱症患者，對不同的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相當敏感。她的精神科醫生使用說服力，誇讚一種新藥的抗抑鬱功能，並輕輕帶過藥物的潛在副作用。陳女士服用新藥後有理想療效，並對醫生的介紹心存感激。」

精神科藥物硏究始於二十世紀中期，期間發現了提神劑和有效治療精神病的精神科藥物。此等藥物都能影響服用者思想、情緒及行為，其中可分為藥用及非藥用兩大種類。藥用的一般包括抗精神病、抗抑鬱和抗焦慮藥物，非藥用的一般包括常被濫用的藥物，如海洛英、大麻、安非他命和可卡因等。

對於有自決能力的病者，使用藥用精神科藥物，按不同國家和地區規定，他/她們都有接受或拒絕，經解說後同意，甚至選擇藥物和決定在特定病情下服用的權利。對一些間竭性損失自決能力的病者來說，醫者尊重上述有關藥物治療的權利時，都間中會遇上道德困境和挑戰。此外精神病患的診斷在不斷發展，昔日的精神健康問題，今天透過精神科藥理學硏究中找到了實證，使用藥物可達致理想療效。故部分有類似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也趨之若鷔，向醫者要求藥物處方改善精神狀況，同樣也會構成不同道德困境和挑戰。在病者缺乏自決能力時，而精神科藥物治療是唯一可療癒病情並恢復其自決能力的方案，醫者更需要小心評估病者情况，儘可能讓病者參與決定過程；也要檢視藥物治療決定是否以考慮病者最佳利益為先或已淪為社會控制手段。此外，醫者需要掌握並熟習藥物療效資訊，也要清楚了解藥物最新副作用的科學數據，為病者作最佳選擇。

病者與醫者的關係，常常牽涉醫者對病者提供包括藥物治療的種種治療方案。基於考慮病者最佳利益的前提下，醫者都傾向心存善意地行使家長式權威，介紹藥物治療的好處，對病者可能有困難接受的副作用資訊作簡單表述，期望增加病者接納有效治療的機會。處方精神科包括藥物治療的介入方案，有需要減少病者因缺乏知識和病態想像帶來的恐懼，也要考慮增加合作和尊重自決。往往必須為病者提供有關藥物充足及詳細的資料、其作用及可能出現的副作用，並小心評估病者自決能力及自願性，達致共同參與治療決定的效果，保障藥物治療的依從性和成功機率。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