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也聽過「強迫症」這個病，但是坊間對此病症存在不少誤解。強迫症的患者會有重覆出現的思想、衝動、畫面或行為，但卻不是所有重覆出現的想法或行為都等於患上了強迫症。根據診斷標準來看，這些想法或行為是引起不愉快、焦慮或苦惱的原因。此外，患者知道這些想法或行為是過度或並不現實，也會嘗試對其不加理會、壓抑或制止；但是很多時候都不成功，而為此帶來困擾。所以，如果有人重覆去想著或做自己喜歡或享受的事，例如唱歌、購物、打機、賭博等，如果自己並不覺得過量或困擾，也沒有嘗試壓抑或制止，那就不是患上強迫症。

不少人都以為強迫症等於「潔癖」。雖然有部分強迫症患者的徵狀是害怕污染、重覆清潔或洗手，但其實強迫症也可以圍繞許多不同主題。對於不斷害怕自己身體或其他物件被污染的強迫症患者，可能會經常重覆洗手及清潔，或用大量梘液及時間洗澡；以圖減輕對被污染的焦慮。患者一般知道這些焦慮是過度或不合理，因而有時也會嘗試控制這些行為，但有時未能成功，因而產生困擾。其實重覆洗手或清潔也會對日常生活構成影響。相反，如果有人十分著重清潔，經常洗手；每天用很長時間清潔家居，但他相信這樣清潔是應當的，沒有過量，也不感到困擾；並沒有嘗試制止，也沒有影響日常生活，那便不是強迫症。

強迫症可以圍繞許多不同的主題，例如：有些患者也經常懷疑自己有沒有關好電制、煤氣或門窗，所以會重覆檢查；甚至離家後，也要折返家中幾次再度檢查。有些患者經常害怕自己做出一些傷害自己或他人，或褻瀆的行為，例如：撞頭、從高處跳下、用刀傷人或講一些侮辱他人或神靈的說話。他們並不是真想做這些行為，相反，他們很害怕自己做出那些他們也認為不合理的行為，因而用上很多時間及精力去抵抗或壓抑這些想法，並產生很大困擾。

另一常見的誤解是以為完美主義的人才會患上強迫症。醫學上的相關研究主要關於「強迫型人格障礙」──特點為執著、完美主義，有很高的道德標準，往往要求身邊的人亦達到他們心目中的完美水平。這種情況要對身邊的人造成困擾或影響生活及工作，並符合國際的診斷標準，才算是「強迫型人格障礙」。強迫型人格障礙與強迫症是兩種不同的疾病，但研究指出大約20%的強迫症患者同時患上強迫型人格障礙。可見不是所有完美主義者都患有強迫型人格障礙，亦不是所有強迫症患者都同時患上強迫型人格障礙。

正確認識強迫症，有助減少對這疾病的誤解，以及對身邊患有強迫症的親友表達適切的關心及提供協助。

葉沛霖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憂心戚戚：怕窮怕病

年屆80的陳老太(化名)自從老伴5年前逝世後便一直憂心忡忡，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與生活的需要，以及與家人的關係或為家人擔憂。最近因為憂慮中風，陳老太終於願意求醫求助。其實，她的焦慮徵狀明顯出現了一段長時間，可能在她與丈夫離別時已開始，故此治療絕對不可推延。這次求醫可成為她的轉機。

一般焦慮症的徵狀包括一些心理及身體的徵狀，例如為未發生的事情憂慮，無止境的擔憂總是揮之不去，不斷地纏擾著腦袋；心跳加速、手汗增加、頸梗背痛、頭痛頭暈、胸口煩悶、精神不能集中及失眠等。這些徵狀一直被患上焦慮症的人忽略，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能承受這些壓力。不過，就如「溫水煮蛙」一樣，若不好好處理問題，情況會惡化，影響正常生活直到難以控制的地步。陳老太正正陷入這種困境，她已由一般的憂慮步入「驚恐」，而她與家人的關係更趨惡化，甚至「百上加斤」，承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焦慮，困惑漸漸加深。焦慮症有幾個大類，包括廣泛性焦慮、恐慌症、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和驚恐症。陳老太需要由專業人士盡快作出診斷，並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

人到晚年，身體健康不如壯年那麼好是自然的事情，身體機能衰退實是在所難免。「生、老、病、死」是人人必經之路，踏入晚年，無須亦無法逃避。故此，我們要積極面對和接納這事實。基督徒相信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教訓：「不要為明天憂慮」(馬太福音6:25-34)。因為憂慮是徒然的、毫無意義的，也無補於事；沒有人為明天憂慮而能使他脫離困惑。怕窮怕病的焦慮本身不能改變現實，不如積極地面對。從心理治療的角度入手，我們可以運用正向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例如多感恩、少埋怨。

信仰可以幫助人面對焦慮。例如基督徒面對焦慮時，他可以將眼目轉向神，「你們要把一切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5:7)用感恩的心多禱告、祈求、交托。詩人曾在患難中對主說：「你是我的避難所，我的保障，你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詩篇91:2)

李耀「全牧師/博士

「心靈關懷 與神親密」講座講員

轉載自：《全心牧靈全恩療心》(療心篇)

親近神，重新得力，鼓勵你報名參加心靈關懷講座：

https://tdww.org.hk/2025/10/09/心靈關懷‧與神親密/

焦慮(Anxiety)是一種常見的情緒反應，當人面對不確定性、威脅或可能的危險時，便會經歷一種內在的不安感，伴隨著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負面事件的恐懼或擔憂。許多時，我們以為焦慮緊張只是純心理和情緒現象，但它其實也有生理上的影響，例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出汗、顫抖或肌肉緊繃，胃部不適，好像噁心、腹瀉、肚痛，甚至出現睡眠困難，如入睡困難或淺眠。受焦慮影響的人，認知上可能有偏差，過度思考潛在的威脅(overestimate the danger)，難以集中注意力，思維可能被負面或災難化的想法佔據。我見過的「廣泛性（經常）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患者往往用盡心力去憂慮一些不用擔心的事情，反而沒有空間留心真正要處理妥當的問題。行為方面，受焦慮影響的人可能慣性迴避特定的情境或活動，以避免引發焦慮，又會過度依賴安全行為（如反覆檢查、尋求保證），這也是一些患有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的人的典型表現。

焦慮本身並非病態，是人類生存的一種適應性機制，能夠幫助我們應對壓力和潛在的威脅。早在上世紀初，已有學者Yerkes & Dodson用一個倒轉的英文U字圖表簡要地描述壓力水平與表現之間的關係。該法則指出，適度的壓力或喚醒水平(arousal level)可以提升表現，但當壓力過高或過低的時候，表現反而會下降。面對學習和考試，適度的考試緊張感（例如時間壓力）能激發學習動力與專注力，但過度焦慮可能導致「考試恐懼症」，使學到的知識無法發揮。適當的工作壓力可以推動員工完成任務，但過量的壓力則可能導致倦怠、疲勞與失誤。在運動比賽中，適度的緊張感和興奮感能提升運動員的表現，許多被打破的世界紀錄也是在奧運決賽中做出來的。若是壓力過大，「心理質素不佳」便可能導致在爭奪金牌的時候出現失誤。簡單地說，過多壓力和焦慮會弄巧成拙，癱瘓我們的表現，越想做好的事反倒力不從心。

有人說過，中國文化鼓勵「憂患意識」。我對這課題沒有探究，更不知比起其他文化，中國人是否有更多憂患。不過，相對西方人，中國人的確非常重視儲蓄，「未雨綢繆」的觀念是非常明顯。我們自小被教導要「居安思危」、「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小心駛得萬年船」、「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等等。是的，這背後有潛移默化、塑造危機四伏憂患意識的文化，已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腦海裡。自然地鼓勵了焦慮，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時時活在過度焦慮之中而不自知，生活質素變差了，健康也更容易出現問題。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抗抑鬱藥的藥效一直是心理學和精神醫學領域的研究重點。這些藥物用於治療各種抑鬱症狀，包括情感低落、焦慮、睡眠問題和自殺傾向等。抗抑鬱藥的藥效是通過臨床試驗並進行評估而來的，首先是動物和人類安全測試，後來第二、三期臨床測試其有效性：將抑鬱病患者分為接受藥物治療和接受安慰劑（無效藥物）治療兩組，然後比較兩組之間的症狀改善程度。許多臨床證實抗抑鬱藥物在緩解抑鬱症狀方面比安慰劑顯著有效。抗抑鬱藥物主要用於治療抑鬱症，但它們也可以於其他精神疾病，例如焦慮症、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慢性疼痛使用；某些抗抑鬱藥物也可以用於治療失眠。

抗抑鬱藥的類型：常見的抗抑鬱藥物包括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血清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三環類抗抑鬱藥(TCA)和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I)等。這些藥物的作用機制不同，但它們都被認為可以調節腦部神經傳遞物質，從而改善抑鬱症狀。其副作用包括嗜睡、失眠、食慾改變、性功能問題和消化不良等。這些副作用的嚴重程度和出現頻率因藥物類型和個體差異而有分別。某些人對某種類型的藥物反應良好，而對其他藥物反應較差。這可能是由於個體的生物學差異、基因變異、病史和其他因素所導致。醫生應該考慮個體的特定情況。有時抗抑鬱藥物需要與心理治療（如認知行為療法）或其他治療方式（如運動、營養調整）結合使用，以求促進療效，提供更全面和更長期的效果。

抗抑鬱藥物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揮最大的療效。在開始治療後的幾週之內，病人可能不會立即感覺到明顯的改善；通常需要至少4到6週時間才能評估藥物是否有效，並且可能需要進一步調整劑量。醫生通常會定期監察患者的症狀和藥物反應，來確定治療的有效性，並做出必要的調整。抗抑鬱藥物對於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輕度至中度的抑鬱症狀可能對藥物治療反應較好，而重度抑鬱症狀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治療方案，包括藥物和心理治療的結合。要告訴醫生或藥劑師正在服用其他藥物，包括處方藥、非處方藥和營養補充劑。某些藥物可能與抗抑鬱藥物有相互作用，影響其效果或增加副作用的風險。

抑鬱復發和預防：抗抑鬱藥物治療通常需要持續一個療程（例如9個月以上時間），以預防復發。即使症狀已經改善，為確保穩定療效，病人停藥的過程應在醫生監督下進行，才可逐漸減低劑量，以減少復發的風險。如果長期使用抗抑鬱藥物後突然停藥，可能會出現戒斷症狀，例如頭暈、噁心、焦慮、失眠和情緒波動。每個人對抗抑鬱藥物的反應都是獨特的。因此，選擇適合的藥物和劑量需要個體化的評估和試驗。醫生通常會根據患者的病史、症狀嚴重程度和其他相關因素來制定治療計劃。如果一種抗抑鬱藥物對患者無效或引致不可忍受的副作用，醫生可能會考慮更換藥物。有時需要進行多次嘗試和調整劑量，務求找到最適合患者的治療方案。

個體化治療：醫生通常會根據患者的病史、症狀嚴重程度和其他相關因素來制定治療計劃。一些特殊人群，例如孕婦、哺乳期婦女、兒童和青少年，以及老年人更需要特別和個體化的治療方案。

黃志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38歲的大明(化名)是中度學習障礙人士，年青時出現強迫症徵狀，服用抗抑鬱藥物後好轉了。某年，他在家中意外跌倒，導致視網膜脫落；隨後失明，進入院舍居住。6個月前，他被診斷患上認知障礙症，需依賴院舍全天候照顧。唯及後經精神科醫生詳細評估，重啟抗抑鬱藥物治療後，行為及精神狀況漸趨穩定。」

因不同先天和後天因素影響而出現的學習障礙人士，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有一般學習障礙的人佔人口大概1-3%，他/她們大都要面對不同成長歷程帶來的種種困難，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和適應社會的重大挑戰。尤其是一系列未被察覺的健康需要、不理想的健康指標，甚或比平常人口更短的存活率。他/她們對比平常人口，有兩至三倍機會患上精神病患。雖然香港過去支援學習障礙人士的社會服務有長遠的發展計劃，當中包括融合政策、社區住宿及照顧服務，特殊教育及職業訓練。唯同期相關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總量擴展參差，故大部分健康指標未能出現明顯的相應改善；更時有偶發照顧者未能適應畢業同學家居照顧的事故個案。

大明是典型有精神病患共病的學習障礙人士，也經歷不同身體病患，並在中年出現認知障礙症。與香港大部分為學習𥕞礙而設的住宿服務一樣，都要開始面對年長舍友因病(如認知障礙症)帶來的額外服務需要。按照聯合國公布的《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5條，殘疾人包括學習障礙人士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中國香港與不同國家和地區都要推行不同措施，打破學習障礙人士接受健康與康復服務的屏障，如建立便捷轉介渠道；加強精神科學習障礙服務；在精神健康政策與服務制定過程中加入學習障礙人士的聲音；促進精神科與康復服務的合作；提昇服務團隊對挑戰行為專業處理；增加專職同工和照顧者識別精神疾患的知識等。

就不同程度學習障礙人士的自決能力和最佳利益進行詳細專業評估，有需要時，可引用相關香港法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中第IVB部的監護令、第IVC部的醫療及牙科治療、第III部31條的覊留觀察安排，保障為學習𥕞礙人士診斷和醫療服務的提供，長遠提升身心健康。香港與其他地區國家也應恆常檢視健康與康復資源投放，按照社會資源分配的公義準則，持續加強相關服務。在香港可考慮加强醫院管理局為學習障礙人士整體醫療服務，並加快完成《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各項措施，讓香港相關服務更貼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造福學習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