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有　神使它生長。所以，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乎那使它生長的 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只是各人要照著自己的勞苦得著自己的報酬。我們是 神的同工，你們是 神的田地，　神的房屋。」《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前書3﹕6-9〉

近期香港社會漫著一種低氣壓，使到大家都有些透不過氣的感覺。對一些年青人，他們正值成長期，由本來由家人照顧的小孩子，到漸漸要獨立，需要判斷及分辨許多事的時候，他們要面對身份危機，極需要安定的環境來支持他們在這段時期所經歷的混亂狀況。

文﹕黃葉仲萍博士(Susanna Wong)
資深個人、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宏恩基督教學院心理學系署理系主任
編輯﹕謝芳

社會階級決定未來？

家庭的穩定及社會的安定對孩子的成長都極為重要，但是香港甚至世界性的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加上移民潮，社會在變動的氛圍之中，都可能構成情緒失衡，孩子缺乏了一個有足夠包容性的容器，使他們無法蛻變成熟。年青人本來極容易走到極端性，缺乏了包容安全網就更難有回轉重來的機會，所以在愈困難的時刻我們更要珍惜和愛護年輕的一代。

曾經有一部英國的記錄片《人生七年》，通過影片記錄了14個孩子的人生軌跡，更呈現英國社會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遷。這部影片透過長期追蹤研究，探討孩子的人生歷程，看看遭遇的事對他們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在節目一開始，導演就有了預判：每個孩子的社會階級將決定了他們的未來。結果，大多數人的確沒有能力反抗命運、跳出自己固有的階級。研究結果更有驚人的發現，儘管人生沒有標準答案，也難以預測，但卻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教育比物質的影響更為深遠，而健全的人格是面對苦難最好的解藥。

家庭定位對人的影響

原來，家人的態度和家庭的定位對一個人的將來影響至深。有錢人的家庭，相信努力及計劃；而貧窮的家庭較容易跌入迷惘及沮喪之中，因為他們遭遇的經驗令他們較易放棄。的確，家庭能夠塑造一個人，而家的教育在無形的潛然默化，重點不在教導甚麼，而在於父母對事物的看法、態度和價值觀。這些在家所實行的教育，比學校，教育機構所學到的更具影響力。

家也是情緒、感性的集中地，如果缺乏疏理溝通，容易構成淤塞、氾濫，進而形成誤會錯判，甚至使到一些事變成禁誡。從上面的紀錄片中，我們看見年輕人受著一些隱形的操控和影響，甚至他們未能逃脫社會階層的限制，因此孩子像未能逃出命運的操控一樣。

本來，溝通也是疏理澄清的方法，但是對許多家庭來說，他們受制於局限和慣性之中，枷鎖在重重覆覆的舊有模式，很容易令人產生無力感。如果家庭治療師能夠適時的介入，許多有限制的家庭是可以踏出新的一步的。近期聽到許多年輕人放棄生命，失去鬥志。我們除了傷心及嘆息之外，還可以怎樣呢？其實，孩子與所有人都一樣，他們需要關心！希望大家關心年青人，珍惜他們是珍惜社會的資源！多點留意身邊的年輕人，給他們鼓勵、給他們空間，才可以讓他們有機會改變及成長的！消沉的意志是經歷挫敗，未有得到適切的教導和支持。

啟動和互動小錦囊

下面有些實際的提議給父母及成年人﹕

(一)開設溝通的機會及管道

與年輕的孩子保持習慣性的活動，例如打球、運動、散步、聚餐，或是一起返教會和參與教會活動等。雖然活動並不等同溝通，但有相處的時間才可以製造溝通的機會。

(二)尊重年輕人的私隱

避免不停地追問孩子的情況，要相信他們，因為在不停的追問中，很容易令對方懷疑和不敢相信自己。

(三)給他們失敗的機會

在功利的社會，去弱留強的惡性競爭之下，年輕一代不容易找到再演練的機會。給他們失敗的機會，是讓他們反思及再建立自己，對他們更有用。成年人過分參與、保護與姑息，則易構成依賴。

(四)腦部成長需時

少年人在腦部成長期，需要有足夠時間，去融合自身所有的特質，以及從環境所學習到的新資料，若只有「對」或「錯」的選項，對屬於系統性的腦成長並沒有幫助。在Daniel Siegal丹尼爾．席格教授提出的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人際神經生物學)概念，指出年青的腦袋，在成長的過程並不是線性的進程，而是經歷互動性的及系統性的成長過程。而在這個進程中，與其他成熟的導師或長輩的互動更為重要，因為成熟的心志可以帶動年輕未成年的心靈。

近日，與幾位學生聚舊，他們都是在大學畢業之後，已在社會工作了數年的年輕人，其中有酒店大堂副經理、國際品牌化妝店的店長，其餘的都在各自的行業各自有發展。惟這兩年疫情期間，他們都無奈地經歷了凍薪、減薪、放無薪假 ……甚至被裁的遭遇。在得悉移民潮席捲教育界，不少執掌教鞭多年的老師離職，移民外地，他們遂紛紛表示欲投身教育界，藉此詢問我的意見。

舊生對成為老師存有疑問，例如：是否必定要修讀教育文憑？學校對突然轉行的申請者有何看法？老師的晉升機會如何？可否分享作為人師的苦與樂？

我深深體會到他們要再次面對人生抉擇的苦惱。首先，我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在他們的生命中，每次遇到升學、就業、轉職，甚至其他難題都願意與我分享。一如既往，我會正面鼓勵他們，我對他們有意投身教育界表示欣喜。不過，我也隨即反問他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你們為何選上老師這行業？」他們起初面面相覷，然後有些現實型人士回應：「現在經濟差，前景不明朗，老師工作相對較穩定，也較其他行業薪優糧準。」有些人則屬理想型，回應說：「希望能以生命影響生命，昔日自己遇過好老師，影響自己一生，也希望今日能薪火相傳，教育下一代。」

言談之間，他們又顧慮起來，本來運用本科知識去教授學生，是遊刃有餘的，但是考慮到要兼教其他學科、繁雜的行政工作、關顧培育等重任，例如：語文老師要兼教價值教育科；數學老師可能被編配去訓導組；又要擔任班主任；他們恐怕兼顧不來。

確實如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作為人師，我們除了教授學科知識及技能外；也要在學生成長路上同行，與他們經歷生命中所遇上的困惑，更要言傳身教，培養學生的人品素質，可謂「任重道遠」。

再者，今時今日的老師也要具備僕人心態，不要輕看學生；學生成績和品行未如理想，不能只歸因於學生能力不逮、基礎薄弱、家庭支援不足等等。作個有僕人心態的老師，當學生不能依我們的方法學習，我們便要依他們學習的方法施教，使學生各方面得以成長，那才是老師最應該具有的本質。

那夜一席話，舊生們最終會否選擇轉行？能夠成功取得教席，又會否堅持下去？截稿前仍沒有下文，只希望他們謹記聖經一句話「教養孩童走他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會偏離。」（箴言22：6）

翁港成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我在公營醫院工作多年，見盡不同背景的病人，當中少不免會遇到有黑社會背景和濫藥的求診者。印象深刻的是，有位男病人在覆診時曾很霸氣地說，他有了我們精神科的覆診記錄，若果在街上與人發生衝突，打傷人都會無事。「我可以辯稱，因為自己精神病復發，故不知道當時的行為，又不能自我控制，才導致行為有異常人。」我當時沒有時間詳細糾正他的謬誤，只是簡單地告訴他，法庭會仔細審視所有證據，不會輕易相信「我有精神病和我甚麼都不知道」的抗辯理由。

刑事責任與被告案發時的精神狀態，經常是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激烈爭論議題。最近城中有法庭審判的報道，正是一個好例子：有被告報稱自己當時因為在家中飲了酒，然後在商場遇到政見不同的群眾，自己不知道為何原因，失控地咬掉一人耳朶，並用刀襲擊其他人，事後腦海只是一片空白。精神科醫生在庭上作供，指被告是患有「病態酒精醺醉症」(pathological drunkenness)，但最後他也被裁定罪名成立。這個富有爭議性的斷症，我沒有時間在此多講。但是，神志不清或是行為超乎常態，在今天「有圖有真相」的年代，不難找到錄影片段作客觀證據。更重要的一點是，即使當事人是受酒精影響下犯案，被告在整體上仍有責任，因為，以普通常識去判斷，被告理應知道喝酒之後，自我控制能力會下降，所以「借酒行兇」，有些國家會相反地加重刑罰。

至於以事發時「精神病發」作為辯解的理由，往往庭上的爭辯便放在「犯罪意圖」(mens rea/guilty intent)的議題上。其實，要接納這理由的門檻是相當高的，令法官或陪審團完全相信並非容易。例如，雖然被告患有嚴重的被害妄想，若他的其他思維還有分寸，卻以暴力去解決問題，而導致他人受傷，他仍有可能需要負上刑責的，因為他可以有其他選擇去處理自己所想像的受害遭遇，更何況有理由相信，他當時是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違法的。

此時，我還告訴那位病人一個重要的法律知識：「以精神紊亂為理由而判無罪」(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其實會被判入小欖精神科中心，接受無限期的拘留治療。若然罪名成立的話，但被告也有嚴重精神病，法庭可以判他一個有期的「醫院令」(hospital order)，不過這個刑期不像普通刑期，是不會扣減三分一的假期。那病人聽了之後，不發一言，取了藥單便飛奔離去。

「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就像沒有城牆，毀壞了的城一樣。」〈箴言25﹕28〉

鍾維壽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