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齣電影，影片中主角的媽媽多次說出「人老咗係包袱」（人老了就被比喻為負擔）；又間接將這個「包袱」與院舍連在一起，彷彿告訴觀眾，包袱會被放在老人院舍之中，使住在院舍的長者被間接扣上負面的帽子。難怪許多人對於入住院舍有許多負面印象！

人們去旅行，必定帶同行李或背包，我們不會稱之為「包袱」。為甚麼？背包即使愈來愈沉重，也未曾想過是負擔並要丟棄它。因為背包裡藏了許多自己在旅途中收獲的各色各樣珍寶或紀念品。我們怎會視之為包袱，捨得丟棄這些寶貝呢？

換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我們視家中的長者為「背包」，這幅圖畫將會是怎樣呢？他們豈不就是我們的寶貝嗎？在這些寶貝身上，我們所看見的是許多珍貴的經驗與回憶吧！

我家有一寶貝，媽媽今年已經88歲了。她住院舍多年，已將院舍當作自己的家。媽媽最開心就是見到我與姊妹們去探望她，她最喜歡我們陪她逛街及飲茶。媽媽於我們小時候日夜工作，為家庭付出她的青春歲月。我們日常起居生活由祖母負責照顧，對媽媽印象並不深刻，也不太認識媽媽。自從媽媽入住院舍之後，我們反而有更多機會認識她。媽媽雖然不善於表達感受，但從媽媽的笑臉，我可以感受到一份不能言喻的母愛。

有人說，人生最需要的東西不是錢，而是「陪伴」。對年老的寶貝來說，「陪伴」顯得特別珍貴；對我們豈不是一樣？回報母愛，在我媽媽身上，看見陪伴的力量。過去三年疫情，很多院舍只限家人隔著玻璃門探視，親友未能隨時陪伴或帶他們外出，使許多長者的情緒大受影響。我媽媽也經歷情緒起伏不定的狀況，身體免疫系統因而混亂，導致皮膚出現嚴重問題。感恩疫情退去，院舍復常，我們可探望及陪伴她，對媽媽的病情起了正面的作用。媽媽是我一家的寶貝，我們的陪伴能使她身心靈壯健，我們也安心了。

長者是寶貝，也實在是藏寶圖。但願我們都將年老的家人看作人生旅途中的背包，這背包愈是沉重，願我們愈加珍而重之。因為這背包有許多珍藏，是曾經貢獻我們、家庭及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力量。長者也是我們旅程上的地圖，有提示作用，讓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也會邁向老年，要為自己及家庭作好準備。

原來上主珍愛老年人，祂藉聖經教導人們要尊敬長者，並視世人尊敬長者為敬畏上主的行為。「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起立；要尊敬老年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利未記19：32《環球聖經譯本》）

洪美清

香港心理衞生會服務經理

在這個年代，互聯網為我們帶來不少便利；尤其前幾年處於新冠病毒肆虐時期，互聯網讓我們可以隨時搜尋最新的資訊，維持與親友的聯繫，與外界接觸，甚至進行視像診症。因此，近年有不少長者主動到不同的社區中心學習使用互聯網和電話。的而且確，懂得使用智能電話或互聯網的長者的抑鬱情緒和認知能力下降程度會比沒有使用的長者低。

雖然互聯網為長者帶來不少益處，但「網絡成癮」是另一個衍生出來的問題。過去10多年，大部分關於網絡成癮的研究都圍繞著兒童及青少年。近來，開始有人留意到長者也受到網絡成癮的困擾。

網絡成癮這現象雖未正式被定義為精神疾病，但實在影響了長者的生活。這種成癮表現在無法控制上網衝動，即使不在線，思緒仍然緊緊連繫於網絡活動。即使花費大量時間在網上，仍覺得不夠滿足；而當他們嘗試減少或停止上網的時候，往往失敗。要是進一步減少或終止上網活動，他們或會出現不安及焦慮的情緒。上網時間過度延長的話，他們又常常壓縮其他活動的時間。這種行為可能對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此外，當事人可能因為自己過度依賴網絡而感到羞愧，甚至對家人和朋友隱瞞自己的上網行為。網絡成癮有機會與抑鬱症、強迫症等情緒病有關係。

除此之外，長者網絡成癮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一個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武漢的研究指出，長者於社交上的支援越低，網絡成癮的風險便會越高。如果長者有較好的社區支援，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比較高，從而減低網絡成癮的風險。相反地，如果他們的社交需要只能從互聯網上得到滿足，他們便會更倚賴電腦、電話和互聯網。再者，另外一個過分倚賴互聯網的問題便是網上騙案和假資訊。由於很多長者是初步認識互聯網，他們未必了解哪些是可靠的資訊來源，因而墮入騙局。

互聯網為長者的生活帶來正面的改變，但同時也帶來潛在的風險。因此，推動長者正確並適量地使用互聯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樣可以讓長者在數碼時代之中，過上更加充實和健康的生活。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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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行醫多年，也曾遇見過不少案例被診斷為「難治/頑治性抑鬱症」。患者試過不同類型的藥物、心理和非藥物治療，也無法痊癒；於是前來求診，想諮詢多個專家意見。筆者為患者進行詳盡的精神醫學評估、身體檢查和檢討過之前處方給他們的藥物，發現治療一部分人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調整一下治療方案就見到成效。為何未能痊癒？筆者從醫學角度去細心拆解箇中的可能性和原因，致病成因有時是複雜的，也是由多種因素引發。

成因可以分為四個範疇，包括生理、心理環境、共病症和藥物因素：

生理因素：大腦傳遞物質不平衡，較多人認識就是單胺假說(包括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筆者也曾經遇見過一些個案，在同一時間服用多過兩種或以上針對同一機制(例如血清素)的抗抑鬱藥物；這樣不但沒有太大作用，也會較容易引起其他嚴重副作用(例如血清素綜合症)。筆者建議，如果某一類型的抗抑鬱藥物已經效力不大，可以考慮使用其他類型的抗抑鬱藥物(例如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谷氨酸或者氨基丁酸等等)，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心理環境因素：如果長時間面對同一壓力來源，例如和家人關係不好、工作壓力、生命事故、缺乏家庭朋友支援、童年不愉快經歷，或者有嚴重心理創傷，都會影響抗抑鬱藥的治療效果及抑鬱症狀嚴重程度。這些狀況要是能配合適當的心理行為治療和壓力調適，會比較見效。

共病症因素：如果試過很多抗抑鬱治療方案都沒有成效，有機會因為共病症狀，可分為身體或精神兩方面。引起共病症的身體因素有很多可能性，筆者只能敘述一些比較常見，但容易被遺漏的；例如女士要多留意有沒有甲狀腺或免疫系統問題，男士要多留意有沒有缺氧問題(包括阻塞性肺疾病或睡眠窒息症)，年紀大的人士要留意有沒有長期病患(包括心血管病、腦神經系統疾病或創傷、癌症和痛症等等)。常見的共病症精神症狀因素則須留意是否有焦慮症狀、藥物濫用、性格障礙。上述的共病症狀會令治療抑鬱症複雜化，影響治療效果。筆者遇見過一些個案，患者沒有將其以往經歷過的輕躁或躁狂症狀告訴之前診症的醫生，結果被誤診為抑鬱症。試過很多抗抑鬱治療，也沒有進展。以往的研究也發現，有一部分的頑治性抑鬱症其實是雙相情緒障礙，治療雙相情緒障礙的方案也是截然不同的。

藥物因素：有些藥物可以引起抑鬱症狀，例如抗病毒藥物、類固醇。另外，嚴重酗酒、軟性藥物的禍害和斷癮反應也會影響情緒。從病人立場，要確認是否有良好的服藥遵從性(包括有沒有每日服藥或自行減少服用次數或藥量)。從醫生立場，要確認抗抑鬱藥物有沒有足夠的時間、足夠的份量使用及有沒有嚴重的長期副作用(例如失眠、坐立不安等等)。這些因素筆者也會細心考慮，從而調整治療方案。

總括而言，影響難治/頑治性抑鬱症的成因有多種因素和複雜，需要一個詳盡透徹的治療方案。這些方案可說是醫生為患者精神狀況和需要而度身訂做，所以患者要和醫生緊密配合，才能有效地對症下藥，尋找出最適合的治療方案。

張逸和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我服務的機構每兩年便會舉辦「全港抗抑鬱測試大行動」，為市民測試抑鬱狀況。最近一次研究於2023年年底完成，對比過往多年進行過的相同調查，我們發現受訪者的整體抑鬱指數持續上升；而是次抑鬱指數是自2012年多次調查以來最令人擔心。研究顯示，男性及18至24歲人士的抑鬱、焦慮程度較其他年齡組別人士高。

按照「病人健康狀況問卷-9（PHQ-9）」的指引，抑鬱困擾總分最低為0分，最高為27分。於測試中獲總分達15分或以上的受訪人士，可以考慮列為「臨床組別」，即是估計他們需要接受專業治療及輔導。此組別的比例由上次調查的8.4%增加至11.1%，升幅達32%；反映香港人的抑鬱指數再創新高，非常值得關注。

壓力是影響精神健康的因素之一。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組別人士的壓力來源有所不同，18至24歲人士主要擔心學業問題，而25至34歲人士則對工作情況感到壓力，35至54歲人士及55歲或以上人士的壓力來源主要是家庭及健康。

一如既往，我們會舉辦新聞發布會和接受不同傳媒訪問。今次除了傳統的紙媒外，我還接受了電台和電視台節目的現場直播訪問。有趣是每次訪問完結之前，主持人都會問我可有建議提供給市民處理精神上的壓力？我慣常建議一些較常用及用得著的方法，包括調節生活時間表以平衡工作與生活，培養興趣和運動習慣，向信賴的家人和朋友傾訴，或尋求朋輩網絡支援；必要時，應主動尋找專業人士協助。

我在這裡悄悄地告訴大家，我還有一些更「神奇的貼士」還未說出來。由於作為機構的代表，總不便在節目中宣講，但我卻很高興能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些早已記載在聖經裡的神奇貼士：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馬太福音 6:34)；

「喜樂的心，使人容光煥發；心中痛苦，心靈就受打壓。」（箴言15:13）；

「你們當中誰能用憂慮使自己的壽命延長一刻呢？你們如果連這極小的事都辦不到，為甚麼還憂慮其他的事呢？」（路加福音12:25-26）；

「你們要把一切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5:7）

我深信無論你是否基督徒，只要你願意細想一下以上幾節經文，必會受用無窮。換個角度，我們更可以把上述神給我們的說話視為認知行為治療的原始方式。認知行為治療的目的就是引導我們認識對自己、對世界和對別人所持的看法，明白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個人的思想和感受，從而獲得改變。認知行為治療就是要我們學習不要把事情反覆思想，不要令自己消沉，不要放大事情的嚴重性，以及不要把事情的重擔全部放在自己身上等，避開思想陷阱。事實上，這些道理不是早早就記在聖經中嗎？

程志剛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

相信很多人都有儲蓄金錢的習慣，原來認知能力都可以儲蓄。在認知障礙症的研究中，科學家曾經試過解剖臨床上患有阿茲海默症（Alzherimer’s Disease屬於六成多認知障礙症的起因）的病人的腦部。他們發現，有些病人在病理上腦部受到不尋常的蛋白嚴重破壞，可是在臨床上，他們所患的認知障礙症的嚴重程度卻不是很高。因此，科學家提出「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這個概念。

認知儲備是指大腦抵抗神經病理損傷的能力。這種能力取決於病發前已存在的認知處理方法、腦袋受損時的補償機制，又或兩者的結合。當這種儲備越多，即使腦部受損，臨床上的表徵也較輕微。故此，其中一個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增加這一種儲備。研究總結出以下幾個可以增加儲備的方法：

教育：更高的教育程度與更多的認知儲備呈相關的關係。

職業：涉及與人或數據有複雜互動的工作，與更多的認知儲備相關。

社交：越多社交活動，令人有越多認知上的刺激，從而增加認知儲備。

運動鍛練：定期進行運動對大腦健康有益處，並可能通過促進新腦細胞生長，以及保護現有的腦細胞，增加認知儲備。

思考鍛練：通過桌上遊戲、閱讀或其他方面的思考、刺激活動，可以幫助增加認知儲備。

學習多一種語言：使用多過一種語言的人平均較遲發生認知障礙症，這可能與較高的認知儲備有關。

雖然有認知儲備這個概念，但是暫時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法去量度認知儲備的量。不過，認知儲備這概念可以令年輕人和中年人知道，認知能力可以從年輕的時候開始進行儲備。到老年的時候，雖然腦細胞因不同原因受損，藉著認知儲備可以減輕臨床上的病徵。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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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是化學失衡造成」，這說法並沒有反映出憂鬱症有多複雜。研究表明，憂鬱症並不是因為某些大腦化學物質過多或過少而引起。造成憂鬱症的可能原因，包括大腦調節情緒出現錯誤、遺傳和壓力的相互作用。可以肯定，許多化學物質在神經細胞內部和外部發揮作用；有數百萬，甚至數十億的化學反應組成了動態系統，負責情緒、感知和體驗生活。在這種複雜程度下，兩個病人可能有相似的憂鬱症狀，但內在的問題及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可能完全不同。

大腦區域和情緒

科學家尋找大腦特定部分與憂鬱症影響之間的聯繫，發現神經傳導物質如何使腦細胞之間交流，以及了解到遺傳和生活方式及事件對憂鬱症風險和症狀的影響。

研究人員認為，神經細胞連接、神經細胞生長和神經迴路的功能對憂鬱症有重大影響。日益複雜的腦部影像技術，例如正子斷層掃描(PET)、單光子發射電腦斷層掃描(SPECT)和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工作中的大腦。功能性磁振造影可以追蹤大腦某個區域在各種任務中做出反應時發生的變化。正子斷層掃描或單光子發射電腦斷層掃描則可以通過測量某些區域神經傳導物質受體的分佈和密度來繪製大腦圖。

研究表明，一些憂鬱症患者腦部的海馬體較小；例如在《神經科學期刊》上發表的一項功能性磁振造影研究顯示，24名有憂鬱症病史的女性與沒有憂鬱症的女性相比，前者的海馬體平均小9%至13%。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次數越多，她的海馬體就越小。壓力在憂鬱症中發揮關鍵作用，專家認為壓力會抑制海馬體中新神經元（神經細胞）生成。

研究人員正在探索海馬體新神經元生成緩慢與情緒低落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關於抗憂鬱藥物的一個有趣事實支持了這個理論。這些藥物會立即提高大腦中神經傳導物質的濃度，然而人們通常在用藥後幾週或更長時間內，並不會開始感覺好轉。如果憂鬱症主要是神經傳導物質水平低下的結果，為甚麼即使神經傳導物質水平增加，人們仍然不會感覺好一些呢？答案可能是，只有神經生長並形成新的連結時，情緒才會改善，而這個過程需要數週。動物研究表明，抗憂鬱藥物確實會刺激海馬體神經細胞生長和增強分支。因此，抗憂鬱藥物的真正價值可能在於生成新神經元、加強神經細胞連接，以及改善神經迴路之間的訊息交換。

黃志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引自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Harvard Medical School)

所以，弟兄們，我本著神的憐憫，勸勉你們把身體獻上為祭，這祭是活著的、聖潔的、蒙神喜悅的，是你們有思想靈性的侍奉。不要模仿這現世時代，卻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使你們可以分辨出甚麼是神的旨意，即甚麼是美好、蒙他喜悅和完美的。（羅馬書12:1-2《環球聖經譯本》）

文：趙嘉欣│施達基金會推廣拓展部主管

上主呼召的僕人

在近年的退休及移民潮下，各界均提出各樣方式「搶人才」。商界招募人才尚且面對困難，基督教機構在有限資源下，員工的薪酬及福利很難與商界競爭，能成功「搶人才」，機會微乎其微。

感恩在上主的恩典及帶領下，本機構施達基金會（簡稱「施達」）終覓得合適人選，出任總幹事一職。於去年12月接任總幹事的馮韻兒博士(Winnie)於本地成長，憑著高中優異成績考入美國哈佛大學，主修應用數學。畢業後，她選擇繼續在哈佛大學商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之後，她一直於美國著名的基督教學府惠頓大學任教經濟。很多人知悉她的學歷及背景後，便稀奇，她為何願意到本地的小型基督教機構事奉？深信以她的條件可隨意選擇其他國際組織。尤其是Winnie在惠頓大學任教多年，已取得終生教席，理應繼續留在教育界發展；為何轉換「跑道」，投身資源不足的扶貧機構服侍？Winnie表示，全是上主對她的呼召；藉著她對貧窮人的「三個看見」，改變她往後的人生路，就是放下學術界的「鐵飯碗」，加入靠奉獻運作的「施達」，服侍身處邊緣困境的貧窮人。

改變人生的「三個看見」

第一個看見發生在她讀博士的第一年。當時她跟隨學生宣教組織到菲律賓馬尼拉，探訪貧民窟。由於當地衞生環境惡劣，她在第三星期便病倒了。「當時我求問上主：『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讀的書和學習的知識都與我身處的環境完全無關。』就在那刻，上主讓我看見，無論我學歷有多好，對我身旁那對貧乏的年輕菲律賓夫婦和他們餓了也沒有奶喝的嬰孩來說，根本毫無意義。同時，主又讓我看見，修讀經濟其實不只為個人興趣。若我能夠從社經結構層面去幫助人，可以很有意義。故此，當我回到美國，我便由原本主修企業金融改為主修發展經濟，並主力研究饑餓、貧窮等議題。」

第二個看見來自她於北非一個伊斯蘭國家的短宣經歷。她當時入鄉隨俗，和其他女性一樣戴頭巾，穿長袍。後來回到美國，有一天她走在路上，看見很多人蒙著臉，戴頭巾；她赫然意識到不止在伊斯蘭國家，在美國她居住的社區中，也有許多蒙著臉的「鄰舍」，而她以往視而不見。「那一刻，上主讓我看見我『看不見』的！她們明明每日在我身邊，但我卻沒有看到她們。」

第三個看見是在北非旅程中，她體會到自己與貧窮人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有次她和幾個同樣身穿罩袍的女孩一起到公共浴室洗澡，由於大家語言、宗教和文化背景都不同，她估計溝通應該有許多隔閡。怎料當她們去到浴場脫掉罩袍後，她才發現女孩子們原來有許多共通處——罩袍遮蓋的她們一樣愛美，一樣關心體型肥瘦。「上主讓我看見，原來我們並沒有不同。大家同樣渴望愛，渴望安全，需要獲得尊重，我明白大家並沒有區別。此後，每當我接觸貧窮人，我都覺得特別親切；甚至每當飛機降落在貧窮國家，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這些經歷讓Winnie決定於2018年放下在美國建立的一切，回流香港。她認為基督教的信仰中心已經由西方國家轉移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簡稱「亞非拉」），一個被統稱為「Majority World」（主體世界）的區域；而她渴望在這地方經歷和參與上主的工作。「據統計，全球有25億基督徒。每100名基督徒中，約有67個居住在「亞非拉」，79個住在中度或高度貪污的國家，而上主的靈正在其中工作。」

小機構、大角色

回港後，她獲邀加入「施達」董事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施達」工作。

「施達」是全球基督教救援及發展組織聯盟Integral Alliance（IA）的創會成員之一。IA有21個機構成員，它們和「施達」一樣，都是基於實踐整全使命和整全福音去進行扶貧發展及救援工作。」她發現，「施達」雖然是本地機構，但透過這個網絡，事工可以延伸到85個國家，接觸到500多個貧窮國家的夥伴，亦因此能迅速參與在敘利亞及阿富汗等大型災難的救援工作。縱然「施達」是一個小機構，卻在基督教扶貧發展的國際舞台上，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

是恩典，不是犧牲

了解過Winnie的背景後，讀者認為她加入「施達」的「犧牲」是否很大？我問Winnie，父母對她的決定有否不快？是否認為她放棄大好前途而加入了「貧窮人行列」？的確，她加入「施達」事奉，薪酬比以往跌幅大。然而，她感恩父母非常開明，對她的職業從不干涉，給她自由去選擇。此外，對於委身服侍貧窮社群，她不認為是「犧牲」，反倒是恩典處處。她分享：「同工常自以為所作的微不足道；而我卻認為『施達』的服侍如鑽石般珍貴，有機會與上主同工，是祂給予我們的恩典。」

現時經濟低迷，很多機構籌款不足，「施達」亦面對同樣境況，這有影響她事奉的信心嗎？「我相信『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言第十一章25節下《和合本》）上主是供應者，祂會適時提供資源給我們。只要機構同工盡力去服侍貧窮人，上主會為我們預備。」

求主藉著Winnie在扶貧發展上的知識和經驗，帶領同工獻上自己的力量，一起在幻變和複雜的世代繼續肩擔扶貧濟困的使命，服侍有需要的貧窮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