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精神康復服務多年，我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日常工作是為精神復元人士提供個案及社區支援服務。每一個復元人士的生命也反映著背後一個艱難的故事。他們往往生活在幽暗的角落，但卻與大家和我一樣，渴望有一束光照進他們的世界，能讓他們看見未來和希望。

在我的個案中，黃婆婆是其中一位，她長年患上抑鬱症，情緒本來已經變得低落；近年更經歷丈夫和兒子先後過身，至親的離逝更是雪上加霜，令其病情未能穩定下來。黃婆婆現在就只能獨個兒面對孤獨的生活，每天也是一個人吃飯，過時過節的歡樂再沒有她的份兒，喜怒哀樂也只得由她一人獨自面對。

我每次探訪完她，都有一份感慨。面談的一小時裡，或許能夠聽聽黃婆婆的心聲，暫時紓緩她內心的寂寞和感受。但是我離開之後呢？黃婆婆的日子又會如何？有誰可以在她最悲傷的時候去支援她？又有誰可以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去安慰她？每每一想到這裡，心裡總有一份說不出的感覺；希望自己能為她再做多一些，讓她有所盼望。

梁先生是我另一位案主，自從他不幸遇上工傷意外後，他的生活起了巨大的變化，令他自此需要依靠輪椅代步；加上長期腰痛和失眠，使他變得退縮和不願意接觸社區，更令他的情緒逐漸陷入低谷。梁先生對於自己的不幸遭遇仍然未能接受，常常感到不公平和憤怒，想法也越來越負面；對自己及他人也充滿懷疑和抱怨，甚至動不動便以投訴解決自己的不滿。

我每次探訪梁先生前都會對自己說「要好好預備」，生怕他對我和服務會有甚麼不滿而抗拒我。感恩我有主耶穌看顧，有聖經的教導成為我的導引，也提醒我要有更多耐性，因為相信每一次的探訪，也是為主作工的機會。我們會用包容和盼望的態度回應案主的申訴，讓有如驚弓之鳥的靈魂能夠得著平安。無論作為一名基督徒或一名小小的社工，我與梁先生相處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期望能讓他知道，這世界仍有美好的恩典，他身邊仍有關心他的人。

對我來說，作為一位信耶穌的社工，社會工作已不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使命，是在工作上實踐信仰的機會。在日常的日子，每當遇上個案有難以解決的需要時，除了運用自己的工作知識外，我還可以為他們禱告，成為他們的「守望者」；讓自己在幫助復元人士的路上能為他們重塑希望，我與他們都不致孤單。

盧英傑

香港心理衞生會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不斷加劇，照顧長者的需求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醫療領域，老人科和老人精神科應運而生，專門為長者提供專業的醫療服務。然而，老人科和老人精神科之間有何相似或不同的地方呢？

老人科的專科醫生接受了多年的內科訓練，之後他們再選擇在老人科這一個專科發展。他們主要關注長者的身體健康狀況，提供健康檢查和疾病篩查，望能及早發現和預防老年常見的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質疏鬆等。同時，他們也對長者進行綜合性評估，為患者制定個性化的治療和護理計劃。

至於老人精神科，在香港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專科，所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對長者的精神健康問題都有一定的認識。他們會診斷和治療老年人常見的精神疾病，例如抑鬱症、焦慮症等。有些常見於年輕人身上的精神科問題，例如思覺失調、躁鬱症等，隨著患者年齡增長也納入了老人精神科的範疇。

雖然在學術上有上述這樣的分類，但是在治療及照顧病人之上也經常有合作的地方；其中一個最常見的例子，便是認知障礙症。在長者之中，認知障礙症是常見的腦部疾病，患者的認知和自理能力會隨著時間下降。由於認知障礙症可以由不同的身體原因引起，所以老人科醫生會幫忙排除這一些因素和處方認知障礙症的藥物。但是，當有些認知障礙症患者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這情況便是精神科醫生介入的時候。

在實際運作上，由於有認知障礙症的患者人數太多，而且情緒和行為問題也不是罕見。在治療及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之上，兩個專科之間分工的界線也有點模糊。這樣也造就了兩個專科之間協作，例如醫管局中由老人科和老人精神科合作的記憶診所。不止醫生，其他專業（例如護士、職業治療師等等）縱使在不同的專科工作，都會一起攜手去為病人提供服務。

「我年老的時候，求你不要丟棄我！我力量衰竭時，求你不要離棄我！」（詩篇71:9《環球聖經譯本》）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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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歲的大明(化名)是中度學習障礙人士，年青時出現強迫症徵狀，服用抗抑鬱藥物後好轉了。某年，他在家中意外跌倒，導致視網膜脫落；隨後失明，進入院舍居住。6個月前，他被診斷患上認知障礙症，需依賴院舍全天候照顧。唯及後經精神科醫生詳細評估，重啟抗抑鬱藥物治療後，行為及精神狀況漸趨穩定。」

因不同先天和後天因素影響而出現的學習障礙人士，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有一般學習障礙的人佔人口大概1-3%，他/她們大都要面對不同成長歷程帶來的種種困難，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和適應社會的重大挑戰。尤其是一系列未被察覺的健康需要、不理想的健康指標，甚或比平常人口更短的存活率。他/她們對比平常人口，有兩至三倍機會患上精神病患。雖然香港過去支援學習障礙人士的社會服務有長遠的發展計劃，當中包括融合政策、社區住宿及照顧服務，特殊教育及職業訓練。唯同期相關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總量擴展參差，故大部分健康指標未能出現明顯的相應改善；更時有偶發照顧者未能適應畢業同學家居照顧的事故個案。

大明是典型有精神病患共病的學習障礙人士，也經歷不同身體病患，並在中年出現認知障礙症。與香港大部分為學習𥕞礙而設的住宿服務一樣，都要開始面對年長舍友因病(如認知障礙症)帶來的額外服務需要。按照聯合國公布的《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5條，殘疾人包括學習障礙人士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中國香港與不同國家和地區都要推行不同措施，打破學習障礙人士接受健康與康復服務的屏障，如建立便捷轉介渠道；加強精神科學習障礙服務；在精神健康政策與服務制定過程中加入學習障礙人士的聲音；促進精神科與康復服務的合作；提昇服務團隊對挑戰行為專業處理；增加專職同工和照顧者識別精神疾患的知識等。

就不同程度學習障礙人士的自決能力和最佳利益進行詳細專業評估，有需要時，可引用相關香港法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中第IVB部的監護令、第IVC部的醫療及牙科治療、第III部31條的覊留觀察安排，保障為學習𥕞礙人士診斷和醫療服務的提供，長遠提升身心健康。香港與其他地區國家也應恆常檢視健康與康復資源投放，按照社會資源分配的公義準則，持續加強相關服務。在香港可考慮加强醫院管理局為學習障礙人士整體醫療服務，並加快完成《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各項措施，讓香港相關服務更貼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造福學習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你如果有東西可以給別人，就不可對他說：『你走吧，明天回來，我會給你！』鄰人在你旁邊安居，你不可圖謀害他。」(箴言3:28 – 29《環球聖經譯本》)

文：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香港地一直富有人情味，街坊鄰里守望相助的意識強烈，又總能身體力行。隨著環境變遷，生活壓力愈見沉重，大眾市民關懷互助的層面可能有需要轉移到精神健康方面。建立健康愉快的生活，可以是一個家庭的事，也可以是整體社會的事；彼此關心、送暖，對旁人報以友善的微笑，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群策群力；多關注及認識精神健康知識，助人也能自助。

吉諾維斯綜合症

1964年3月13日凌晨時分，美國紐約市皇后區發生一宗當眾殺人事件。受害人是28歲的女子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兇手在案發後，因另一宗偷竊罪而被捕，後來法庭裁定他謀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這命案之所以轟動，乃是《紐約時報》於頭版聲稱當時有38名目擊者，但全部置若罔聞，沒有人伸出援手，甚至沒有人報警求助。這種視而不見或聽而不聞的旁觀者心態，因而被稱為「吉諾維斯綜合症」(Genovese Syndrome)或「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社交媒體很多時就借用這種情況，來諷刺現今社會(特別在發達的城市)的冷漠無情。《時代周刊》編輯A.M. Rosenthal更把詳情及相關資料整理成一本名為Thirty-Eight Witnesses: The Kitty Genovese Case的書出版。可能因這宗震驚全國的案件的緣故，再加上其他因素，紐約與其他城市於1968年把「911」定為全美國求救電話號碼。

根據心理學家Bibb Latane及John Darley對這心態的研究，這些旁觀者假若發現有另外一些人在場的話，便不容易出手干預。但假若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場，則較容易作出救援反應。不過，2010年有一個「元分析」(Meta-analysis)在Psychological Bulletin中刊出，發現雖然多數人會拖慢個人作出反應，但假若真有危機出現，或者受害者需要緊急貼身的協助，人多在場並不會影響救援結果，甚至會提升急救成效。

多年後（2004），新聞記者Jim Rasenberger指出昔日新聞報道錯誤的地方，而死者的弟弟也製作了一套紀錄片Witness（見證人）進一步反駁Rosenthal的論點。其實兇手曾經兩度襲擊死者，而中間曾經有人成功喝止兇手，也有人曾報警求助。眾多旁觀者中，似乎只有兩位有這種綜合症心態，而其中一位Karl Ross更是因為接受朋友的建議而不作出反應。

新約聖經「好撒瑪利亞人」故事記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至37節。耶穌諷刺兩類宗教人士（祭司和文士）在路上看見一個被強盜打傷的同胞，視而不見，由傷者身邊走過，就像患有這「吉諾維斯綜合症」；反而有一個屬於外族的撒瑪利亞人停下來，為傷者包紮，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客店去休養，並負責所有費用。耶穌接著問門徒：「這三個人，誰是那個落在強盜手中的人的鄰舍呢？」

解鎖「吉諾維斯綜合症」小貼士：

一、「助人為快樂之本」，不應該吝嗇，更不要用藉口推卸責任；

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一種勇敢行為，但要在自身安全的環境下進行；

三、假若環境許可，幫助別人要夠全面性，不要半途而廢；

四、假若自己做不來，應該找別人來幫忙或接手。

創傷後壓力症

在天災人禍發生後，一般人會感到很大壓力，短暫影響日常生活及社會功能。不過大部分人會漸漸復原，只有部分精神特別脆弱的受傷者（受害人）在目睹或經歷可以致命的創傷後（例如戰爭、地震），尤其是對自己有切身（例如被強暴、綁票）影響的情況，便會出現一種相當嚴重的精神障礙，稱為「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

創傷後壓力症主要包括以下症狀：

一、重複、不自願及干擾性的創傷記憶，經常出現與創傷有關的不安夢境，甚至覺得歷史在重演（稱為「閃回」“flashback”）；

二、持續逃避可能引發有關回憶的事物，又避免談論或回想發生的經歷；

三、對事物有過度警覺性，容易緊張及情緒激動，甚至有衝動行為；

四、有負面思想及感覺麻木，又感到無用及無望，覺得憂鬱甚至有自殺念頭。

因創傷而出現精神障礙，在公元2000年前埃及王朝早有提及，直至1980年「美國精神醫學會」之診斷手冊DSM-III才正式定為精神疾病。由於當時美國有不少士兵在越戰中出現這種症狀，需要醫治，甚至索償。在此之前，這病症經常出現在戰爭情況當中，不過被冠以另外的名稱，例如「炸彈震盪」(Shell shock)、「士兵心臟」(Soldier’s heart)、「戰爭疲勞」(Battle fatigue)等。

精神科醫生Jonathan Shay甚至認為莎士比亞的名著《亨利四世》Henry IV劇情第一部分，Percy夫人在獨白中描寫其丈夫Henry Percy伯爵出征回來後的狀況，很符合戰爭引發的「創傷後壓力症」。

南非聖經學者Gillian Williams及Magdalene le Roux (2012)認為舊約的掃羅王，因經歷「戰爭創傷」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因此，他的性格及行為大變。掃羅在就位作王之初，對於反對他的人甚至一些敵人相當仁慈（撒母耳記上第十四章）。但經歷過各種殘酷戰爭，特別是巨人歌利亞挑釁而不敢應戰後（第十七章），他的情緒越變越壞，又妒忌兒子的好朋友大衛（第十八章），甚至不斷追殺大衛和他的支持者（第廿二章）。最終掃羅王在一場戰爭失敗後，伏刀而死（第三十一章）。

聖經「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對受創傷的人會有幫助。若病情影響生活及社會功能，則需要接受專業輔導或治療。

簡介：《趣味精神綜合症》記載了世界各地關於綜合症的資料及專家的見解。作者把深奧的精神病學理論以富趣味及淺白的文字表達出來，讀者可從本書認識人性的弱點，也可找到處理的建議。

小留(化名)在我的教育工作旅程中出現，不但改變了我對教育的執著，而且令我更具體地明白學生個別化照顧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

我曾經在三種不同類別的特殊學校工作，接觸、處理過不同類別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回望過去每一個階段的工作，我都有滿滿的感恩！小留是一個因情緒及行為問題而來到我在職的學校就讀的中學生。他容易衝動，缺乏耐性；當他有所求的時候，基本上要「馬上」、「立刻」被滿足，幾乎不能多待一刻，否則大發雷霆。記得他有一次因老師未能即時答應他的要求，便幾乎把門踢爛；要奪門而出，一股腦兒衝出學校大門。所有老師都知道這個學生絕頂聰明，他只要能稍微冷靜下來，便幾乎能「掌握大局」。他給我最深刻印象的事，是某天老師及社工有效地協助他的情緒降溫後那一刻，他馬上就能掌握形勢；當他要離校就診，我送他上車，他突然走到我面前，開口就問：「校長，您還要我嗎？」這短短七個字是如此震撼！我也毫不猶豫地回答：「你永遠是我所關心的學生，我等你盡快回來！」

那天，我回到校長室，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在想：如此聰明的孩子，交到學校給我們，我們該如何配合他的需要，以愛和專業知識與他同行呢？

孩子不到幾天就回校了。他回校那天的早會，我刻意隔著一行同學望向他，既近且遠；我主動向他點頭微笑，他回報淡漠的表情。第二天早會完畢，各班別逐一離開時，他走到我迎送學生的禮堂大門邊，一臉認真地問：「校長，您是否記得我們在其他地方見過面？」我回答：「記得。」他即時瞪大兩眼，再問：「您真的記得？那您為甚麼不問我是否記得你？」我答：「一切都在心中！只因尊重你的私隱。」於是，小留主動道出差不多一年前我們首次相遇的時、地及情況。他告訴我，當時他正在那裡接受專業治療，那段時間熬得很辛苦等等。我著他趕快去上課，另外約時間讓我們師生倆再「緬懷過去」！

小留是老師曾經覺得很難處理的個案，然而，我從他身上，領悟到一點，就如聖經箴言第十章12節所說：「憎恨會挑起種種紛爭，愛卻寬恕一切過犯。」我們在情緒高漲的時候，很容易對別人發怒，不饒恕別人。唯有愛能令你饒恕別人，這也是恩待自己的方式；唯有愛能寬恕罪惡，不做出傷害別人的事。

作為教育界的一分子，我們要有教學相長，虛心學習的心態。作為人師，我們很容易在不斷教導學生的同時，忘記了自己也要接受主耶穌的教導。聖經中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領袖摩西，曾這樣向神禱告：「求你教導我們數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們得到智慧的心！」（詩篇90:12）當我們曉得「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我們就能得著「智慧的心」。教導孩子，除了花時間、用耐性，絕對需要智慧。學校的老師的確每天要面對繁重的教擔及各樣的行政工作，但都不能忘記還要多花一點時間投資在孩子的生命培育上，聽聽他們的「心」；或許，在千鈞一髮之際，我們就換回了一條生命。

我很相信，我們的日子如何，我們的力量也如何 (申命記33:25)。教育是一份很有意義而又任重道遠的工作，但願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以培育下一代為己任，「俯首甘為孺子牛」#，專心一致成為一個主喜悅的「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黃麗婷校長

# 「俯首甘為孺子牛」：甘願放下身段，低頭被孩子當牛騎。出處魯迅.《自嘲》.1932.

「86歲的陳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移居香港，過去三個月出現情緒低落情況，除了感覺到抑鬱之外，胃口和體重都下降。剛巧三個月前是陳老太離世一周年。他的兒女察覺到他的記憶開始衰退，開始和他討論移居院舍照顧。」

人口老化是世界性現象，澳大利亞估計超過65歲的人口將由2015年15%以上升至2055年27%，而85歲的人口同期將會由2%上升至5%；中國內地估算至2050年三分之一人口將超過60歲；香港新近公布現時超過65歲人口佔130萬人。聯合國估計至2050年，香港超過65歲老齡人口將達40.6%，成為全世界人口老化地區的首位。

香港與其他地區和國家同樣要面對伴隨人口老化帶來，包括精神健康的種種挑戰。讓大部分老齡人口以正向思維積極地融入社會是當務之急，也要為因年齡原因出現的健康問題未雨綢繆。認知障礙症、譫妄症、抑鬱症都是隨年齡增長而患病率上升的精神病患。陳伯面對配偶離世和因照顧需要而可能𨍭變居住環境，出現抑鬱情緒，加上出現初期認知障礙症徵狀，都是步入老齡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在香港通過轉介老齡精神科多專業團隊評估、診斷和照顧，可為陳伯提供有效治療，改善徵狀。按不同法定程序作適當預設指示，如及早安排平安書、持久授權書，和將作法律諮詢的預設醫療指示，預防可能出現的道德困境。

相對有家庭成員支持的陳伯，很多長者今天是獨居和孤獨地生活。遇到不同老齡精神健康問題，加上自我照顧能力隨年齡增長而下降，有機會出現包括強迫性儲物，忽略個人衞生及居住環境髒亂的「第歐根尼綜合症」（Diogenes Syndrome)，影響鄰居及家居安全。幫助獨居長者往往要平衡尊重其自決能力，和考慮長者甚至鄰居的最佳利益，繼而設計合宜的介入方案，讓長者免受精神健康問題影響。前者需要動員相關服務長者的社區資源作適切支援，後者則牽涉適當運用法定程序，如監護令及其他相關香港法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保障長者精神健康和居住環境安全。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