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人一般未去到某個年齡或某種境況，不會關注年老或死亡。患有「良性陣發性位置性眩暈」的筆者，去年曾因突發性眩暈，在台北的夜市街頭被一輛同向開動的電動單車擦身撞倒。縱然幸免被尾隨的車輛輾過而逃一死劫，但滿身傷痕與瘀腫。原來死亡是那麼近。

「死亡」是哲學領域裡一個至為重要的課題。叔本華（Schopenhauer）曾說過：「沒有死亡，人類就難以哲學化。」縱使存在主義學派的沙特（Sartre）認為，「死亡」突顯了生命悖謬，並使人生變得毫無意義；然而，他總要承認，倘若人人生而平等，最明顯的平等莫過於「人人終必死亡」這個事實。

從受孕至出生，人的「生」可算是偶然，但人的「死」卻是必然。正因為每個人都要經歷死亡，人生根本就如海德格爾（Heidegger）所說，是「邁向死亡的存在」。只是，生與死並非單向的漸進過程；不論我們是否喜歡或接受，死亡並非只展現於生命的盡頭。其實，我們每天延續的全是「伴隨死亡的生命」。死亡其實就是吊詭地貫穿並交織在我們每個個體的每刻存活之中。正因如此，與其說死亡是「可怕的威脅」，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命中帶有「高度提示功能的挑戰」更合宜。因為「死亡」的要義就在於時刻提醒我們「生命的脆弱與有限性」。既然生命的長短（除自殺）是人類不能控制，我們應如何把握這脆弱與短暫的人生活在當下，以真誠真摯的心態為自己的人生作出大大小小恰如其分的抉擇，讓自己不枉此生？若「死亡」不期而至，我們又應如何面對這重創、超越死亡，如何把那屬於自己的生命及尊嚴維持到底呢？

筆者回到下榻的酒店，歇力地嘗試跪地作感恩禱告。始發現「跪拜神」雖是「理所當然」，卻非「想當然」能實行的事。當下，筆者連忙為自己一生作簡單回顧；猛然醒覺，要是自己當場枉死，那五句善別要道出的心底話，豈不就無從傳達？想到這裡，筆者定意在四張明信片上分別寫上「我愛你」、「多謝你」、「請原諒我」、「我寬恕了你」等字句；囑咐同行友人翌日替筆者到郵局寄給父母、兄弟姊妹、同儕及「死對頭」等人。同行的友人白了我一眼，揶揄我：「你豈不是小題大作？還要嚇到別人神經緊張！」人都盡可能避免想及或談論死亡，或許只有這樣，普羅大眾才不至產生各種神經衰弱的現象。筆者回港後親自把明信片交到各人手上。　　

看到「我愛你」、「多謝你」、「請原諒我」、「我寬恕了你」等字句，妹妹笑問：「姐，你轉死性？」「死性」教我分秒必爭行事盡忠負責；「死性」更讓我趁機說教：「在考試、求職或履職之前，我們例必努力作充份準備；然而要順利通過「死亡」這人生最大考驗，我們卻草率了事！」妹回贈：「姐，我原諒你，我更愛你。」

死亡真是離生命不遠，唯有參透死亡沒有人可替代及不能逆轉，我們才能紮紮實實地生活，迎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與挑戰。只有深知死亡真義的人才有勇氣和智慧去承擔一切痛苦、掙扎與責任，從而讓自己活得更有尊嚴。至於那五句話中的最後一句「再見」，筆者就懇切地求告上帝：「主若願意，請容我能在身心虛弱、生命走到盡頭之際，仍能把生命之光燃燒到最後，並以最人性化的道別方式向世界宣告自己一生無悔，且會在天家等候與各親友相見。」願這禱告的內涵也成為不少瀕死者最真摯動人的亮麗宣告。

劉佩玲(HKNCF)

電療、化療、標靶治療是目前治療癌症常用的方法。病人接受完療程之後，病情得以改善，也有治癒的病例。可是，不少病人在病情受控之後再度惡化；甚至有治癒癌細胞後復發的病人，對以上的治療反應不理想，漸漸步向晚期。

癌症帶來很多併發症狀，最常見是疼痛，亦有其他症狀，例如失眠、食欲不振、貧血等等。整體生活質素大大下降，隨之而來是沮喪、絕望、抑鬱。

除了生理上的痛苦，癌症病人同時經歷心靈、社交、靈性上的打擊，這種痛苦不但影響自身，也會「傳染」給家人。難道末期癌症就只是絕路？

過去不少研究指出，疼痛管理有效提升病人的生活質素。雖然病人已在晚期癌症階段，但如能減低一切生理症狀，如痛楚等，不單生活質素得以提高，活動能力也提升，從而增加自理能力，減少成為別人的負擔帶來的內疚感和自我否定。因此，有效止痛是末期癌症舒緩治療中首要處理的事情。

止痛藥有不同程度的止痛功能，對於癌症舒緩起了很大作用。嗎啡(morphine)是醫生向末期癌症病人處方的其中一種止痛藥物。對於嗎啡，有不少病人，甚或醫護人員都對其誤解，普遍認為「嗎啡會令人上癮」、「使用嗎啡就是意味自己很快死」，又有醫護人員恐懼其副作用而避免處方這類藥物。

其實，只要經由專科醫生處方適量的嗎啡，便可以有效控制疼痛；而病人在醫護人員監察維生指數下，由醫生調較劑量以免過量，使用嗎啡是非常安全並最有止痛效果的方法。

曾經有一位病人患上癌症並已擴散至身體各部分，他的神經線被腫瘤壓著，骨頭也受癌細胞侵蝕，以致持續強烈地痛。以往他可以外出飲茶、相約朋友，但現在連上廁所也無能為力，終日臥床，以致沮喪渡日。他一直拒絕使用嗎啡，因為在他認知裡，嗎啡是毒品，不可使用。後來，別無選擇地接受了嗎啡治療。醫生團隊為他調較適當劑量，疼痛最終得以改善，可以自行上廁所，重拾尊嚴，更增加對醫護團隊的信任，最後可以出院回家自行按指示服藥。

除了止痛外，他也接受了舒緩性電療。低劑量的電療不是要殲滅癌細胞，而是把壓住神經線的腫瘤縮小，把侵蝕骨頭的癌細胞減少。此外，低劑量電療的副作用較少，止痛效果非常顯著，活動能力大大提高，使他在患病的晚期重拾尊嚴，有正面的態度，大大減少一種苦澀味。

在癌症晚期的路上，「舒緩治療」佔了主導角色。在看似絕路的境況中，提供了另一扇門，讓病人仍然有選擇享受生活的機會。下一次，再談談「舒緩治療」的另一個部分。

周小婷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

1975年有一部非常著名的電影《飛越瘋人院》，當時奪得奧斯卡五項大獎。戲裡男主角因裝瘋被送入精神病院，為病人發聲，卻慘遭毒手，變成了「白癡」。當年可能真有精神病人被不人道手法對待，要講醫療倫理很困難。時至今日，人權和病人權益逐漸抬頭，不少人願意為精神病人發聲做事。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部分精神病人的照顧情況，如何在護理上實行醫療道德？受訪者在1990年入讀精神科登記護士，在青山醫院讀書，1994年正式入職。

問：請你介紹現在的工作。

答：我現於一所精神科老人院工作，職務可說「一腳踢」，派藥、安排病人看醫生、寫病歷不在話下，也要兼顧日常多項行政工作。我負責的樓層有72個病人，每更平均有1.5個登記護士和1至2個護理員上班。

問：照顧那72個病人跟照顧一般老人有何分別？

答：照顧他們特別要注意他們的精神狀況，雖然大多穩定，但間中有一兩個病人情緒比較易波動。他們的診斷通常是精神分裂、抑鬱、雙極人格失常等。照顧雙極人格失常的病人比較有難度，因為不同的情境都可剌激他們的情緒。他們會很激動，影響其他院友，不時釀成衝突，初則口角，繼而動武。老人院有很多活動，變相給他們多種剌激；當他們情緒失控，沒有獨立房給他們，也沒有額外人手安撫，極其量請當事人在大廳一角坐下冷靜。只有護士曾接受精神科訓練，但護士數目少；其他職員見到病人有情緒會避開，護士需要更多護理時間和心力。

問：你的工作會遇上很多倫理問題嗎？

答：在精神科層面，或多或少要用上約束工具。很多年長的病人行動不便，又因他們有精神問題而產生妄念，例如覺得有人弄他的腳，又有些人深信自己有能力行動四圍走，有跌倒危機。一旦開始被約束，很容易被約束下去。精神病人很少或不懂講出自己的需要，通常缺乏家人照料和探望，更少人替他們提出要求，以致容易出現疏忽。我們當然會做足最基本的工作，例如每兩小時鬆開約束工具一次及每半年請醫生評估病人。不少病人因長期接受約束，雙腳萎縮，活動能力下降。另外，關於使用鎮定劑。病人情緒激動，若然能即時安撫及安排他們到清靜環境安頓，已能平復他們。由於人手和空間不足，唯有送病人到醫院，很多時他們被注射鎮定劑。此等藥物有不少副作用，其實可以避免。

問：你是基督徒，信仰如何幫助你面對倫理問題？

答：我會禱告，交託自己的煩惱和壓力。因老人院有許多人（如保健員、社工、老闆等），各人的背景、立場、想法和做法都不同。要取得平衡，有時做決定很為難；每一次都要對自己有信心。面對精神病人要試用不同的處理方法，而用不同的方法對於不同的人在不同時間要配合得好，這是藝術。我祈禱為同事、病人和自己求平安，即使有特別事發生，求神賜給我智慧去處理。除了禱告，信仰也教導我不少行事為人的原則。在工作的地方，我會身體力行；例如，情況許可會帶病人多走路，保持活動能力。期望影響身邊同事也如此服侍。

三四十年前，人們對精神病認識不多，少有講及人權或醫療道德；《飛越瘋人院》獲獎，其背後理念使人動容。知識和物質豐富的今天，道德標準是否停滯不前？弱勢人士有甚麼價值？已學習過不少醫療倫理理念，可有實踐？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

問：HKNCF文字部Cassie / 答：現任兒科護士Anita

問：Anita，我知道你現在在兒科病房工作，可以簡介工作性質嗎？

答：我在公立醫院兒科感染分流病房工作，工作是輪班制。病房主要服務發燒，患傷風感冒、腸胃炎等感染傳播性疾病的小童（年齡由一個月至十七歲），也會照顧病童家長的需要。

問：作為一位基督徒兒科護士，你如何看全人護理呢？ 

答：我看小童和他們的照顧者（包括父母、爺爺嫲嫲、親戚等）為一個整體。當小朋友生病了，家人承受的壓力也很大。因為他們需要廿四小時陪伴著，而且小朋友都是家長的寶貝；家長聽到小朋友啼哭會很心痛，眼見小朋友辛苦卻無計可施，常感到無助。所以，兒科病房的護理工作不只關注小朋友身體的疾病，還需關心照顧者的心情。

問：你的工作需兼顧病童的身、心、社、靈，可否分享一些你在病房經歷全人護理的片段？

答：我看到患長期慢性疾病的小童，他們可能有先天缺陷，需要重重複複入院，他們的家人從來沒有放棄他們。有些家人從不間斷為病童抽痰或餵PEG（經皮內視鏡胃造口喉管餵食）。相對他們長時間照顧孩子，護士們才照顧病童幾天，家人比護士們更了解孩子的心情，他們可以告訴我該用甚麼適合的方式護理他們的小孩。我體會到不單要用專業知識評估病童身體上的需要，還要知道每個小朋友都是獨特的，每個小孩背後都有一個家庭故事。照顧病童或教導家人一些護理技巧的時候，要代入小朋友的家庭生活，從他們的角度去想出貼切的方法，不能硬用自己「專業的一套」方法套在他們身上。另外，有些病童家人很憂心，譬如孩子患了腸胃炎，他們不知怎麼辦？一句支持已可以減輕家人的孤單感。有時給他們講解和教導，令他們放心了，他們還會安慰附近一群患同樣疾病的病童家長呢！

問：你覺得在病房實踐全人護理有甚麼阻力？

答：時間不足。病人數目多的時候，遇到家人主動提問才會回答他們。另外，有些家屬會向我們訴苦，有些家人不明白我們的說話內容。交流過程中，我們需要耐性，也要具備專業知識，以獲取家人的信任，從而有效地傳遞健康知識給他們。

問：信仰如何幫助你克服這些難阻？ 

答：我會在上帝裡面支取愛。因為護理工作需要愛、忍耐和堅持。我看了《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這本書，再思護理工作實在需要專業知識加上愛心去實行。基督徒有時真需要不介意「蝕底」，付出未必有回報，但知道付出背後是為病人康復和使其家人更懂得照顧患病小朋友。

問：最後，你對新畢業的護士學生和在職的弟兄姊妹有甚麼勉勵說話？ 

答：對在學和新畢業的同學，我會鼓勵他們努力學習，並且要做好手上的工作，盡好本分，保障病人的安全。然後要加添愛心，讓人看到你生命有聖靈的果子。要不怕辛苦，要捱得，不要嫌棄作低微的事，例如：換片都用願意的心去作。在職的弟兄姊妹，我明白工作有時令人很累，但彼此互勉吧，不要失卻愛心和耐性。輪班生活中，我們很難參與教會聚會，但要持守信仰；需尋求弟兄姊妹的守望和支持，支取主愛，才有力向前行。做好手頭上的工作之餘，要時常保持憐憫的心，以同理心體會病人的處境。

晚期病人面對不能治癒、不能逆轉的生理病變，除了身體要承受痛楚之外，痛苦全然來自身丶心、社、靈，產生了「Total Pain (整體性疼痛)」的概念。以致醫治、護理工作上，不單單只著眼於身體上的不適。

不少晚期病人面對死亡臨近，心靈上產生巨大的困苦。有人害怕死亡，有人埋怨，有人憤怒不甘，有人不捨得分離，有人對生命存疑等等。因此，他們心靈上承受極大壓力及困擾，也加劇了生理狀況。生理上的疼痛，藥物或可舒緩一下，但全人的困苦並沒有一粒特效藥丸可以治療，這種情況更值得關注。

「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個「繫鈴人」是誰？不是病情，不是醫生，而是「死亡」。談論死亡，華人普遍多忌諱，對於醫護而言，卻並不陌生。與晚期病者談論生死，在舒緩治療期間，是病人、病人家屬和醫護人員必然談論的話題。

過往有不少世界各地的學術研究指出，「早談死亡」對舒緩病人Total Pain起了很大作用。及早思考、預備死亡，解除了病者很多內心困擾，以致能夠在臨終前重拾生活質素和尊嚴。筆者曾經照顧過不少臨終病人，普遍病人已經陷入昏迷狀態，家人沒有半點機會與病人傾談身後事，更莫説甚麼遺願、遺言。大家錯過了可相處的時光，結果雙方「含恨而終」。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曾經提出「未知死、焉知生？」論點。死亡隨在，當我們一出生，死亡就已經存在世界上。逛一逛街市，活生生的魚瞬間變成桌上的美饌；飛過的蒼蠅，撞上滅蚊燈，也就灰飛煙滅了……死亡實在很容易，但生命真是很難得。正正知道每一個時刻，人都可以突然不再存在，當下的生命才有意義。

「一個人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好處呢？人還能用甚麼換回自己的生命呢？」（馬可福音第八章36至37節）

人在世上的終點可能是死亡，但在終點之前的日子，不論是患病或健康的人，都可以生活得精彩又有價值，只在乎有沒有看見生命的意義？醫護人員的角色往往是在病人處於困惑中，帶領他們回顧一生，重拾生命的意義；幫助他們及早發現未完成的心願，使他們在有限的日子裡替自己圓圓滿滿地畫上句點。對家人而言，這個句號則是他們生命中另一章的開始。

周小婷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