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生是一個長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因為腸道窒徵狀進入醫院外科病房，他堅信自己的腸臟是因為天主美好的安排下，而停止運作，斷言拒絕手術治療的建議。外科醫生遂諮詢精神科醫生意見，處理病者不同意進行手術，這個決定的合理性。」

思覺失調患者間有身體疾病時，拒絕醫生建議進行的各種治療方案。有需要為患者作詳細測試，評估有沒有自決能力，透過有效自決過程的5步曲的檢測，探討病者自決能力是否有損。並非所有思覺失調患者都缺乏自決能力，經過解釋勸導後，他/她們是可以掌握醫療方案的利弊，為自身作出有效的自決。以上出現的道德困境，是一個沒有自決能力的患者，拒絕從其最佳利益出發，甚至是拯救其生命的醫療方案。

不同國家與地區同樣都有合乎法理的安排，讓相關的醫療方案能夠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香港《精神健康條例》在香港法律第136章第IV B部和第IV C部規定可為缺乏自決能力病者安排合適監護人，或在沒有合法授權監護人的情況，有關醫療機構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同意對該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治療。此外，病者在一些國家地區，可以在有充份自決能力期間，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同意進行將來的治療。這一系列法律舉措都是保護没有精神行為能力者能夠接受有效醫療，保障身體健康。

使用強迫手段或隱瞞手法去進行治療，有一定道德倫理問題和是非人道的。強制治療往往都會破壞醫者與病者互信關係，也打擊病者為自己身心健康負上責任的動力，長遠出現治療依從性的問題。精神病患者的自決能力往往會被當時精神狀態影響，如抑鬱症患者會低估治療效用，躁狂症患者因缺乏病識感而逃避治療。要克服道德困境，有需要讓病者透徹了解治療方案，多作心理教育工作，也多了解病者及其照顧者的關注及個人價值取向，建構可行的共識。及時為患者進行促進身體健康的醫療方案，改善精神病患者整體比較正常人口偏低的存活率。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這樣就可以成全基督的律法。」（加拉太書第六章2節《環球聖經譯本》）

文：趙嘉欣（施達基金會推廣拓展部主管）

面對災難，不能獨善其身

儘管現代科技和醫療技術發達，人類在面對天災人禍時，仍然是很渺小及脆弱。香港是「福地」，天災帶來直接的衝擊不大。然而，4月中有本港傳媒發現，在超市出售的某一牌子3公升裝的葵花籽油，在2022年的價格比2021年上升了港幣14元。消費者委員會表示，價格急升因葵花籽油的主要出產國是烏克蘭，在戰爭下其出口量大跌。身在「福地」的我們，有豐富的選擇，只要選擇其他食油便可避開戰爭帶來的影響。可是，活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則難以逃過災難的嚴峻衝擊。不少中東與非洲國家均倚靠烏克蘭的榖物作為糧食。去年5月，非洲開發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表示，俄烏開戰數月，小麥價格上漲至少60%；而俄羅斯是肥料出口大國，俄烏戰爭可導致非洲農田缺200萬噸肥料，引致農作物收成或減少20%，令糧食短缺的問題惡化。

在經濟全球化下，災難亦「全球化」；災害產生連鎖反應，影響無數人。作為基督信徒，我們不能獨善其身，必須集結力量，在艱難時期互相幫助。筆者事奉的機構「施達基金會」(下稱「施達」)是一間本地基督教救援及社區發展機構，於1991年成立。機構的誕生是源於當時一位基督徒，他聽到海地貧窮人因嚴重缺乏糧食而自製「泥餅」(上圖)充饑的慘況。他領受上主呼召，實踐耶穌吩咐關愛貧窮人的使命。因此，他聯合多位信徒領袖，成立「施達」。機構第一個救援項目是1991年的華東水災，當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其中基督徒羣體積極參與賑災。

處理災難，有不同關注點

災難可以分為自然和人為兩種，不論哪一種，救援機構均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確保災民生命安全並滿足他們基本需要，如提供庇護所、食物和醫療援助。不過，在人為的災難下，例如俄烏戰爭中，會導致大量烏克蘭難民和國內流徙者，我們必須關注他們在逃難時的人身安全及住屋需要。

「施達」在支援烏克蘭難民事工中，認識了一位女士Hanna，她原本居住在烏克蘭基輔（Kyiv）郊外伊爾平（Irpin）。她告訴我們，在戰爭開始之時，她在基輔的大兒子和媳婦，帶著不到三個月大的孫兒徒步20多公里，逃到她的家。在逃難時，他們面對數之不盡的危險：頭上有戰鬥機，地上有炸彈和身旁被火焚燒的建築物。

Hanna其後和家人再起程到附近一個村莊避難，可惜當他們到達時，才發現當地已被俄軍包圍。村莊的電和煤氣被切斷，他們沒有足夠食物；Hanna媳婦在那時也斷奶了，不能哺乳，而嬰兒食品無處可尋，他們彷彿走到絕路。幸好，後來有朋友告訴他們一條逃走路線，Hanna一家經歷千辛萬苦，終於到達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避開戰火的威脅，稍為安頓下來。2022年5月下旬，Hanna和家人回到老家。他們看到房子窗戶及前門被毀；家裡到處是塵垢、碎玻璃和炸彈殼，甚至發出惡臭。屋頂的情況最為嚴峻，下雨時有滲水情況，但他們沒有錢維修，一直在這破屋生活數月。

回應災難，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關注點。「施達」在戰爭之初，主要在烏克蘭邊境及波蘭向如Hanna一家的難民提供毛毯、保暖衣、日常衛生物資。我們亦作情緒支援，幫助難民面對災難帶來的心理創傷，並設立資訊站，讓他們接收正確訊息，以免被不法之徒、人口販子騙取金錢或被拐賣。在第二階段，「施達」協助難民取得當地政府援助，並為收容難民的家庭提供支援，幫助難民融入當地社區。第三階段，烏克蘭部分地區的居民可以重返家園，如Hanna一樣，但他們原本的房屋已經嚴重破爛；「施達」提供資助，讓居民維修房屋及提供臨時居所。

獲得資助下，Hanna一家修繕房子，如今她家的屋頂、前門和窗戶已經完全更換。Hanna說：「10月完成工程，寒冷的天氣隨即來襲。但我們的房子已經溫暖舒適。感謝愛心人士，現在我們的房子比戰前還要好！」許多人沒有房子，但她的房子還在。Hanna感恩說：「主啊，祢向我彰顯憐憫，祢保護了我們的房屋。」

縱然災難日益頻繁，而災難帶來的問題日趨複雜，「施達」卻深信，靠著上主的恩典及眾人的愛心，我們可以繼續在救災扶貧路上集眾人之力，幫助有需要的人。

回應災民，行動必須迅速

「施達」在全球16個國家及地區，有逾40個單位夥伴（均為教會或基督教機構）。每當有災難發生，「施達」會立即跟各地夥伴積極溝通，了解災情和災民的需要，並與眾機構協調，分工合作，向受災人民提供協助。以敘利亞地震救援作例子，地震於2月6日發生，我們當日即時與負責救援的夥伴溝通，收到對方的救援工作計劃及預算，便決定撥款$5萬美元（約港幣$392,500）資助夥伴，向災民伸出援手。「施達」採用「先撥款，後籌款」的原則，讓有需要社羣盡快得到援助，這樣可免於因籌款額的高低而影響前線救援工作。

在整理好救援項目的具體詳情後，我們於2月9日向支持者發出呼籲，邀請大眾以禱告及奉獻支持災民。當時收到支持者積極回應，我們又迅速決定在原定撥款上，額外加上$10萬美元（約港幣$785,000），盼能幫助更多在苦難中的災民。至今總撥款額為$65萬美元（約港幣$5,102,500）。若「施達」籌得的款項多於我們撥出的資金，我們定必按當地的需要再撥出款項，幫助更多災民。

施達基金會網站：https://www.cedarfund.org  

近年的新冠疫情及2003年的「沙士」對於學校，以至整個社會都帶來極大的衝擊。在這兩種疫症之間的2009年，曾出現過「豬流感」，同樣為我及我的學生留下永不磨滅的記憶。

2009年6月11日，正當我的六年級學生忙著寫紀念冊之際，突然傳來噩耗──教育局宣布因豬流感而提早放暑假。那天便突然成為他們小學生涯的最後一天。當時，我鼻子一酸，腦海中湧現那兩年的校園生活片段。我心想︰我與學生的關係不能無聲無息地消逝，不能隨便説句「再見」就分開。於是，我將餘下的課堂改為「惜別會」，安排了「最後一課」。我邀請學生分享感受，其中最令我動容是一位形象粗豪的男學生的分享︰「我要多謝林Sir！沒有林Sir，我就沒有今天！」他説了這一句話後，就哽咽，無法再繼續説話。聽罷，我熱淚盈眶，哭成淚人。我的反應不是被現場氣氛煽動所致，而是我們的確真真實實地一起生活過，見證過彼此的失敗、彼此的成功和彼此的成長。

猶記得在他們五年級時，我以班主任的身分踏進「他們」的課室，猶如外人一般。我試過以各種方法與他們建立關係，都未見突破。對於這種不被接納，我起初「百思不得其解」，及後我得悉上一學年他們換了八次班主任後，才明白箇中因由；無怪乎一早已有同學問我何時離職。之後，我與他們逐一面談，以建立安全感，並落力推動班級經營。其中，以前文提及的粗豪男生的改變最明顯。從起初我搭著他的肩跟他説話，他把我推開；從每一次對話都是處理他的行為及人際問題，而他啟動了防禦機制；到後來他與我説話時自然靠近，流著淚向我細訴內心的掙扎，我就知道，我們的關係昇華了，我成為了他的同行者。在群體方面，他從一個發放負能量、憤世嫉俗的人，蛻變成為團結同儕的積極分子。最令人安慰是學校舉行班際歌舞比賽，他們雖然實力明顯不及另一班，但仍毅然報名參加。及後，那男生每天午膳後，召集眾人排練，而我則從旁支持、打氣！由於實力有限，士氣自會有起伏，我常以「我見過你成功，見過你失敗，但我未見過你放棄！」一句作勉勵。比賽完結了，他們如預期一樣獎項落空，但我卻以他們為榮。因為他們樂於尋求突破，擁抱希望，團結克己，這在人生跑道上的收穫遠比獎項寶貴。

在「突如其來的最後一課」後，這班學生偶爾返母校探望我。隨著日子逝去，次數逐漸減少，直至完全絕跡於母校。惟在畢業四、五年後，這位粗豪的男學生主動約我共晉午膳。膳後，當然由有收入的老師付款，但他堅決要以他兼職得來的報酬回敬老師。雖不是吃山珍海味，但卻是我一生中最滿足的一頓飯。

聖經説︰「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世記2︰7)換言之，人包含了「靈、魂、體」這三個元素，缺一不可。現今的科技一日千里，或者能取代老師部分的教學功能，為人帶來謀生的能力，解決了肉體(生存)的需要，卻未能滿足到「靈及魂」的需要。只有老師與學生情感的連繫能建立健全的心靈，造物者與人相通才能滿足靈性的需要。

林逸龍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一位年輕母親有很奇怪的想法──她相信丈夫計劃偷走她的初生嬰兒，所以和丈夫有很大的爭執，甚至提出要和嬰兒同歸於盡。她斷然拒絕醫生建議的住院治療，而她的丈夫也希望獨力在家中照顧她。」

自決能力取決於自身能否按照自我價值和信念，作出合宜決定，不被內在的限制(如妄想思維)或外在壓力(如威脅、壓迫)等因素影响。有效的自決一般需要滿足決定過程中的五個步驟，這五步曲包括：全面掌握有關決定的資訊；吸收、記憶及回應有關資訊；明白這個決定是與自身的健康有關的；也理解這決定對自身的健康後果和對將來的影響；並能合宜地溝通按照對事實的理解，和自身意願而作的決定。自決能力可以就不同精神病患情況，長期或短暫受損。遇到自決能力受損，醫者有需要爭取有效治療並幫助病者儘早恢復自決能力。

上述的母親因為妊娠期出現的偏執妄想，產生了傷害自己和他人(嬰兒)的思维。明顯地喪失了自決能力，也對丈夫和嬰兒的照顧需要產生困難。如能及早接受介入治療，她的偏執妄想症，如其他類似情況，包括嚴重抑鬱症、躁鬱症和思覺失調等，都可以透過藥物治療後痊愈，早日恢復自決能力，重回照顧自己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強制治療是違反尊重病者自決原則的極端例子，因為病者在强制治療期間損失個人自由，所以有需要設下更高的啓動標準。不同國家地區都有為強制治療設限，一般包括：需要有可被診斷的精神病患；有傷害自己的意圖及/或缺乏自我照顧的能力，和對他人構成危險。香港《精神健康條例》在香港法律第136章第III部31-32條中，對強制治療有嚴謹的要求，為平衡公眾利益和病者接受治療的權利，提供很現實的保障。為了減少強制住院帶來的不良影響，香港今天收容強制治療的精神科觀察病房內，對能保證儘早啓動有效治療，安排接受探訪和對外溝通，保障私隱和有限度的院內自由活動等，作了很大的改進，加強病者接受治療的信心。案例中的嬰兒如何獲得合適的基本照顧，和如何能與患病母親在治療期間保持相互接連關係，也是解決以上道德困境可行方案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學校於剛過去的星期六舉行了一場規模頗大的「全港小學書法比賽」決賽。初賽收到800多份作品，經過初選後，超過150名來自全港40多所小學的同學晉身決賽。大會邀請了多位本地重量級書法名家擔任評審之餘，眾「書法家」更即席揮毫，為來賓寫下勵志格言，如「學無止境」、「謙受益」、「篤志」，喜獲墨寶的小學生雀躍不已。

書法，是孔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一，實用性及藝術性兼具。數千年來，中華文化重視書法，王羲之、歐陽詢、柳公權、蘇軾……都是家傳戶曉的大書法家。所謂「字乃人之衣冠」，歷代書法名家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墨寶，將個人性情、氣韻以筆墨、線條呈現出來，實在值得每一個華夏子孫欣賞、學習。

我記得讀小學時，每星期必然有「習字」的功課，初小是描紅，高小是臨帖，有大字、小字，都是抄寫一些成語、格言。不過，那時同學們都不太喜歡寫毛筆字，一則難寫好，二則麻煩費時；當然也有同學寫得很工整漂亮，老師便公開誇獎、將課業貼堂，供大家欣賞。我的毛筆字一般，印象中從未給老師誇獎過。升上中學後，「習字」便悄然消失了！學校提供書法班讓學生課後參與，報名的人也是寥寥無幾。

我服務過的中學都沒有將書法列入常規課程之中，不知道小學如何？我女兒就讀的小學在高小才有書法的「家課」，老師沒有在課堂上教授，只好由家長從旁指導，但未必有很多家長熟諳這門藝術。有時見到女兒像填顏色般臨帖，持筆手勢也不正確，而字體大小、筆劃粗幼深淺失度，不禁令人啼笑皆非。我忍不住親自「示範」。女兒看後，不服氣地說：「爸爸的字一樣不漂亮啦！」

我想想也是：在資訊科技普及的時代，人們習慣打字、語音輸入，少了很多提筆書寫的機會，學校也忙著大大小小的教育工作，有多少人仍然重視字體是否秀麗？問問中文老師，學生交來的作文、課業，字體工整已經難得，更遑論寫一手令人賞心悅目的好字。至於老師，除了有豐富的專科學問，如能寫出好字，讓學生上課時多一重視覺享受，更因此見賢思齊，那肯定是相得益彰了。希望政府和文藝界多辦活動，推廣書法藝術，讓愛好書法的朋友有更多切磋交流的平台，鼓勵更多人在書法多下苦功。眾所周知，學習書法確能陶冶性情、訓練專注和耐心，對於求學做人皆有裨益。

如果學校結合書法藝術，寫出聖經金句，如「為了鄰人的益處，使他得到造就，我們每個人都要使鄰人喜悅」（羅馬書第十五章2節）、「一切勞苦都有功用，嘴上空談只會貧窮。」（箴言第十四章23節）在校園張貼，除了弘揚中華學藝，也是讓神的話語祝福每一位觀賞者，我覺得也是很美好的事。

羅裕安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