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講 Shall we talk」是一個間中會到訪的網頁,它是精神健康委員會自2020年7月起,推行的精神健康推廣和公眾教育計劃的一部分。早前「陪我講」在網上帶出「記憶」這話題,標題為﹕「原來記憶並不如想像之中可靠?」但卻有人感到受冒犯,留言表示不滿,因為覺得自己刻骨銘心的創傷記憶,被質疑可能是不準確的。這使我想起早年在美國曾引起關於「記憶」的劇烈爭論。
討論「記憶」的可靠性,不能不提伊麗莎白‧洛塔斯(Elizabeth Loftus),她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現在已76歲了,她多年來研究「記憶」,有許多重要的著作。我擁有一本她早年(1980)寫的書,名為“Memory: Surprising new insights into how we remember and why we forget.”書中解釋各種影響記憶的因素。我亦看過她幾年前在網上講座(TED Talk)的演講,她提及一個親身接觸過的年青人,因為一位強姦案受害人以錯誤記憶指控他是行兇者,雖然最後法庭找到真凶,但這年青人已因為官司喪失了工作和女朋友,深受打擊下最終在三十五歲死於心臟病。Loftus的一個學生做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實驗,是向一群成年人「灌輸」(implant) 他們幼年時曾在商場迷了路和家人失去聯絡的「假記憶」,結果有約四份一人之後真心相信自己曾經有這「迷路」的遭遇。Loftus很自然就被邀請到法庭作專家證人,亦因為如此,她曾被人恐嚇和告上法庭。
在香港,我未曾聽過類似的訴訟。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敢對「復原記憶」妄下判斷。現時主流精神醫學界未必接納以催眠等方法得出的資料,而香港又是奉行普通法的地方,「疑點利益歸被告」和「寧縱無枉」是大原則,除非法庭能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才會接納為定罪的證供。
趙煥明續指出,每當開展一個社區發展項目,普遍約在十年間,就可以看見貧困家庭的生活情況逐漸得到改善,但能否真正脫貧,這往往關係到植根於他們心中的一些價值觀或社會傳統觀念是否轉變。他還記得一位非洲同工曾經這樣與他分享:「Unless the heart is changed, nothing is changed.」,例如一些地方傳統上沒有儲蓄的概念,以致當地家庭的抗逆力較為薄弱,長遠有礙脫貧;而傳統觀念或價值觀方面的轉變,實在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他特別敬佩一群默默堅持在社區服侍貧窮人的宣明會前線人員,他們離鄕別井,來到偏遠貧困角落,長時間地從身心靈各方面,促進貧窮人活出豐盛生命。由一個家庭、一個群體慢慢地去做,堅持地去做,縱然未能改變世界,卻確切地見證著一個又一個生命的改變。
近年來香港在教育的議題上,出現了不少爭議性的事情。不少人批評目前教育太著重知識,而非教導做人的道理。但是,也有人認為要追上現今世界的發展,必須在知識和技能上加倍努力。故此,出現了S T E M的教育重點: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四大方面。我個人認為,並不是每一個學生也適合這四方面的發展;而且單單以上述四個範疇來教育學生,未免容易流於功利主義。我曾經在一個畢業禮上提出另外的S T E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