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有儲蓄金錢的習慣，原來認知能力都可以儲蓄。在認知障礙症的研究中，科學家曾經試過解剖臨床上患有阿茲海默症（Alzherimer’s Disease屬於六成多認知障礙症的起因）的病人的腦部。他們發現，有些病人在病理上腦部受到不尋常的蛋白嚴重破壞，可是在臨床上，他們所患的認知障礙症的嚴重程度卻不是很高。因此，科學家提出「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這個概念。

認知儲備是指大腦抵抗神經病理損傷的能力。這種能力取決於病發前已存在的認知處理方法、腦袋受損時的補償機制，又或兩者的結合。當這種儲備越多，即使腦部受損，臨床上的表徵也較輕微。故此，其中一個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增加這一種儲備。研究總結出以下幾個可以增加儲備的方法：

教育：更高的教育程度與更多的認知儲備呈相關的關係。

職業：涉及與人或數據有複雜互動的工作，與更多的認知儲備相關。

社交：越多社交活動，令人有越多認知上的刺激，從而增加認知儲備。

運動鍛練：定期進行運動對大腦健康有益處，並可能通過促進新腦細胞生長，以及保護現有的腦細胞，增加認知儲備。

思考鍛練：通過桌上遊戲、閱讀或其他方面的思考、刺激活動，可以幫助增加認知儲備。

學習多一種語言：使用多過一種語言的人平均較遲發生認知障礙症，這可能與較高的認知儲備有關。

雖然有認知儲備這個概念，但是暫時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法去量度認知儲備的量。不過，認知儲備這概念可以令年輕人和中年人知道，認知能力可以從年輕的時候開始進行儲備。到老年的時候，雖然腦細胞因不同原因受損，藉著認知儲備可以減輕臨床上的病徵。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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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是化學失衡造成」，這說法並沒有反映出憂鬱症有多複雜。研究表明，憂鬱症並不是因為某些大腦化學物質過多或過少而引起。造成憂鬱症的可能原因，包括大腦調節情緒出現錯誤、遺傳和壓力的相互作用。可以肯定，許多化學物質在神經細胞內部和外部發揮作用；有數百萬，甚至數十億的化學反應組成了動態系統，負責情緒、感知和體驗生活。在這種複雜程度下，兩個病人可能有相似的憂鬱症狀，但內在的問題及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可能完全不同。

大腦區域和情緒

科學家尋找大腦特定部分與憂鬱症影響之間的聯繫，發現神經傳導物質如何使腦細胞之間交流，以及了解到遺傳和生活方式及事件對憂鬱症風險和症狀的影響。

研究人員認為，神經細胞連接、神經細胞生長和神經迴路的功能對憂鬱症有重大影響。日益複雜的腦部影像技術，例如正子斷層掃描(PET)、單光子發射電腦斷層掃描(SPECT)和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工作中的大腦。功能性磁振造影可以追蹤大腦某個區域在各種任務中做出反應時發生的變化。正子斷層掃描或單光子發射電腦斷層掃描則可以通過測量某些區域神經傳導物質受體的分佈和密度來繪製大腦圖。

研究表明，一些憂鬱症患者腦部的海馬體較小；例如在《神經科學期刊》上發表的一項功能性磁振造影研究顯示，24名有憂鬱症病史的女性與沒有憂鬱症的女性相比，前者的海馬體平均小9%至13%。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次數越多，她的海馬體就越小。壓力在憂鬱症中發揮關鍵作用，專家認為壓力會抑制海馬體中新神經元（神經細胞）生成。

研究人員正在探索海馬體新神經元生成緩慢與情緒低落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關於抗憂鬱藥物的一個有趣事實支持了這個理論。這些藥物會立即提高大腦中神經傳導物質的濃度，然而人們通常在用藥後幾週或更長時間內，並不會開始感覺好轉。如果憂鬱症主要是神經傳導物質水平低下的結果，為甚麼即使神經傳導物質水平增加，人們仍然不會感覺好一些呢？答案可能是，只有神經生長並形成新的連結時，情緒才會改善，而這個過程需要數週。動物研究表明，抗憂鬱藥物確實會刺激海馬體神經細胞生長和增強分支。因此，抗憂鬱藥物的真正價值可能在於生成新神經元、加強神經細胞連接，以及改善神經迴路之間的訊息交換。

黃志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引自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Harvard Medical School)

所以，弟兄們，我本著神的憐憫，勸勉你們把身體獻上為祭，這祭是活著的、聖潔的、蒙神喜悅的，是你們有思想靈性的侍奉。不要模仿這現世時代，卻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使你們可以分辨出甚麼是神的旨意，即甚麼是美好、蒙他喜悅和完美的。（羅馬書12:1-2《環球聖經譯本》）

文：趙嘉欣│施達基金會推廣拓展部主管

上主呼召的僕人

在近年的退休及移民潮下，各界均提出各樣方式「搶人才」。商界招募人才尚且面對困難，基督教機構在有限資源下，員工的薪酬及福利很難與商界競爭，能成功「搶人才」，機會微乎其微。

感恩在上主的恩典及帶領下，本機構施達基金會（簡稱「施達」）終覓得合適人選，出任總幹事一職。於去年12月接任總幹事的馮韻兒博士(Winnie)於本地成長，憑著高中優異成績考入美國哈佛大學，主修應用數學。畢業後，她選擇繼續在哈佛大學商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之後，她一直於美國著名的基督教學府惠頓大學任教經濟。很多人知悉她的學歷及背景後，便稀奇，她為何願意到本地的小型基督教機構事奉？深信以她的條件可隨意選擇其他國際組織。尤其是Winnie在惠頓大學任教多年，已取得終生教席，理應繼續留在教育界發展；為何轉換「跑道」，投身資源不足的扶貧機構服侍？Winnie表示，全是上主對她的呼召；藉著她對貧窮人的「三個看見」，改變她往後的人生路，就是放下學術界的「鐵飯碗」，加入靠奉獻運作的「施達」，服侍身處邊緣困境的貧窮人。

改變人生的「三個看見」

第一個看見發生在她讀博士的第一年。當時她跟隨學生宣教組織到菲律賓馬尼拉，探訪貧民窟。由於當地衞生環境惡劣，她在第三星期便病倒了。「當時我求問上主：『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讀的書和學習的知識都與我身處的環境完全無關。』就在那刻，上主讓我看見，無論我學歷有多好，對我身旁那對貧乏的年輕菲律賓夫婦和他們餓了也沒有奶喝的嬰孩來說，根本毫無意義。同時，主又讓我看見，修讀經濟其實不只為個人興趣。若我能夠從社經結構層面去幫助人，可以很有意義。故此，當我回到美國，我便由原本主修企業金融改為主修發展經濟，並主力研究饑餓、貧窮等議題。」

第二個看見來自她於北非一個伊斯蘭國家的短宣經歷。她當時入鄉隨俗，和其他女性一樣戴頭巾，穿長袍。後來回到美國，有一天她走在路上，看見很多人蒙著臉，戴頭巾；她赫然意識到不止在伊斯蘭國家，在美國她居住的社區中，也有許多蒙著臉的「鄰舍」，而她以往視而不見。「那一刻，上主讓我看見我『看不見』的！她們明明每日在我身邊，但我卻沒有看到她們。」

第三個看見是在北非旅程中，她體會到自己與貧窮人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有次她和幾個同樣身穿罩袍的女孩一起到公共浴室洗澡，由於大家語言、宗教和文化背景都不同，她估計溝通應該有許多隔閡。怎料當她們去到浴場脫掉罩袍後，她才發現女孩子們原來有許多共通處——罩袍遮蓋的她們一樣愛美，一樣關心體型肥瘦。「上主讓我看見，原來我們並沒有不同。大家同樣渴望愛，渴望安全，需要獲得尊重，我明白大家並沒有區別。此後，每當我接觸貧窮人，我都覺得特別親切；甚至每當飛機降落在貧窮國家，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這些經歷讓Winnie決定於2018年放下在美國建立的一切，回流香港。她認為基督教的信仰中心已經由西方國家轉移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簡稱「亞非拉」），一個被統稱為「Majority World」（主體世界）的區域；而她渴望在這地方經歷和參與上主的工作。「據統計，全球有25億基督徒。每100名基督徒中，約有67個居住在「亞非拉」，79個住在中度或高度貪污的國家，而上主的靈正在其中工作。」

小機構、大角色

回港後，她獲邀加入「施達」董事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施達」工作。

「施達」是全球基督教救援及發展組織聯盟Integral Alliance（IA）的創會成員之一。IA有21個機構成員，它們和「施達」一樣，都是基於實踐整全使命和整全福音去進行扶貧發展及救援工作。」她發現，「施達」雖然是本地機構，但透過這個網絡，事工可以延伸到85個國家，接觸到500多個貧窮國家的夥伴，亦因此能迅速參與在敘利亞及阿富汗等大型災難的救援工作。縱然「施達」是一個小機構，卻在基督教扶貧發展的國際舞台上，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

是恩典，不是犧牲

了解過Winnie的背景後，讀者認為她加入「施達」的「犧牲」是否很大？我問Winnie，父母對她的決定有否不快？是否認為她放棄大好前途而加入了「貧窮人行列」？的確，她加入「施達」事奉，薪酬比以往跌幅大。然而，她感恩父母非常開明，對她的職業從不干涉，給她自由去選擇。此外，對於委身服侍貧窮社群，她不認為是「犧牲」，反倒是恩典處處。她分享：「同工常自以為所作的微不足道；而我卻認為『施達』的服侍如鑽石般珍貴，有機會與上主同工，是祂給予我們的恩典。」

現時經濟低迷，很多機構籌款不足，「施達」亦面對同樣境況，這有影響她事奉的信心嗎？「我相信『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言第十一章25節下《和合本》）上主是供應者，祂會適時提供資源給我們。只要機構同工盡力去服侍貧窮人，上主會為我們預備。」

求主藉著Winnie在扶貧發展上的知識和經驗，帶領同工獻上自己的力量，一起在幻變和複雜的世代繼續肩擔扶貧濟困的使命，服侍有需要的貧窮社群。

「你們也不要忘記行善和捐輸，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希伯來書13：16）

「行善」於希臘文原文是Eupoiia (Strongs’s #2140)，直譯就是「做好事」(TO DO GOOD)。神喜歡我們做好事，特別在於幫助別人之事上。思想主耶穌在世傳道三年，祂也是不斷幫助別人；衪曾向門徒這樣表達：「你們所做的（好事），既是做在我這些最小的弟兄中任何一個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馬太福音25：40）這句說話有很多含意，但是耶穌在此用「最小的弟兄身上」來形容那些無法回報我們的人。然而，耶穌卻重視這些人，並鼓勵我們需要有一顆願意付出的心。

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正正是那些無法回報我們的人，但在工作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主耶穌十分重視他們。作為社工，我需要一顆願意付出的心，更需要同理之情。主耶穌在這兩方面表現滿分，一方面以行動證明對人給予一份不保留的愛；另一方面，祂能夠「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我自己作為一名社工，有時面對不同個案，同一時間要承受不同的情緒。自問能力有限，是否真正能夠做到同理之情？往往需要學習，而信仰對我作出提醒，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便問問自己是否仍存著一顆願意的心？作為基督徒，能夠在工作上直接行善，幫助別人，這就是恩典。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我們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努力作神喜悅的人。現在藉著社會工作去幫助社會上一班有需要的人，作好見證，讓人感受到基督的愛，這些事都使我的工作增添多一層意義。雖然我在工作的時候不會直接傳福音，但有時候與受助者交談，也會分享個人因為信仰才有樂觀性格。另外，我相信做好了社工的工作，也是神所喜悅的見證。

記得某一位宣教士的分享，他當時正要向猶太人傳福音，那位對象卻以一句說話回應他，意思是：將你的主耶穌展現給我知道，但不要通過你張嘴。這句說話一直提醒我，作見證需要以行動為主。因此，做好社工，「做好事」(TO DO GOOD)，作好見證。我們經常提及「要勿忘社工初心。」對我來說，「初心」即是主耶穌的心腸。「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2：4-5）

李遠稠

香港心理衞生會個案工作員

愛是一種複雜的情感，歷史上藝術作品和歌曲都會以不同種類的愛作主題。人的腦袋究竟有甚麼機制令人墮入愛河？科學家指出，可能與一種荷爾蒙有關，它就是催產素(Oxytocin)。催產素是一種由下丘腦(Hypothalamus)製造，並由腦下垂體(Pituitary gland)釋放到血液中的荷爾蒙。催產素和血清素都是可以令人有正面情緒的物質。

催產素可以刺激子宮肌肉收縮，從而促進分娩過程。嬰兒出生後，催產素也可以幫助母乳餵哺，促進母親與嬰兒之間的聯繫。除此之外，科學家也發現，當人墜入愛河時，或者在親密關係中，我們的身體也會產生催產素。所以，催產素也被稱為「愛情荷爾蒙」。

不同的研究顯示，催產素能夠降低壓力和焦慮的水平；而且催產素會令人產生放鬆、信任和幸福的感覺。原來有不同的方法來增加催產素。在高強度的運動訓練之後，研究參與者的唾液，測量到的催產素水平有所提高。另有研究指出，音樂也可以提高催產素水平，特別是人在團體中唱歌的時候；催產素也可以幫助人與人之間連結。除此之外，與伴侶互動和身體接觸（例如牽手、擁抱等等），也可以增加催產素的釋放量。

既然催產素對情緒有正面的影響，我們可以用一些外在的方法來增加催產素嗎？科學家曾經試過使用口服或噴鼻藥物去增加體內的催產素，但是由於這種荷爾蒙很難穿透血腦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抵達腦部從而發揮效果，所以暫時仍未能成功。

雖然距離使用催產素治療情緒問題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但是在每個人的腦袋中（包括長者），仍然會分泌出這種荷爾蒙。換言之，即使人上了年紀，也可以感受到愛的感覺。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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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憂鬱症沒有單一的原因，病發可能因多種情況及由許多不同的因素觸發；可能是令人不安或有壓力的生活事件，例如喪親、離婚、疾病、裁員以及擔憂工作或金錢。不同的原因往往結合起來，引發憂鬱症；例如與伴侶關係破裂，可能會情緒低落，不再與朋友和家人見面，並可能開始喝更多酒。這些事會讓當事人感覺更糟糕，於是引發憂鬱症。

有一些研究表明，人隨著年齡增長，患上憂鬱症的可能性更高；於生活在困難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的人身上更常見；嚴重憂鬱症則可能受基因影響。

壓力事件

大多數人需要時間慢慢接受壓力事件，例如喪親之痛或關係破裂。當這些壓力事件發生了，如果當事人不再與朋友和家人見面，只嘗試自行解決問題，罹患憂鬱症的風險就會增加。

性格

某些性格特徵，例如低自尊或過度自我批評的人，更容易患憂鬱症。

家族史

嚴重的憂鬱症患者有部分可能是從父母那裡繼承基因而發病。如果一級親屬（親生父母或兄弟姐妹）患有憂鬱症，其他兄弟姐妹患上此病的可能性大約是一般人的三倍。然而，即使沒有家族史，也可以患有憂鬱症，因為由生活事件等多種誘因共同引起。要是只有憂鬱症家族史而沒有生活壓力等因素，並不一定會患上憂鬱症。

懷孕和分娩

有些女性在懷孕後，特別容易罹患憂鬱症。由於荷爾蒙和身體變化，以及新生活、新角色有額外責任，可能導致產後憂鬱症。有時憂鬱症在分娩前就開始了，稱為「產前憂鬱症」。

停經

更年期是指女性荷爾蒙水平較低而導致月經停止的時期，尤其是在最初幾年會引發憂鬱症，也會引起不同的悲傷和情緒波動等症狀。

孤獨

與家人和朋友隔絕會使人感到孤獨，增加患上憂鬱症的風險。

酒精和藥物

有些人會嘗試以酗酒或吸毒來應付令人沮喪的生活，例如青少年吸食大麻來放鬆；亦有人「借酒澆愁」。毒品和酒精會影響大腦的化學反應，從而增加患憂鬱症的風險。

身體不適

病者本身患有長期或危及生命的疾病，例如冠狀動脈心臟病、中風、糖尿病、癌症或導致長期疼痛的關節炎，他們患憂鬱症的風險可能更高；而甲狀腺功能低下（甲狀腺功能減退症）也會導致憂鬱症。頭部嚴重受傷則會引發情緒波動和情緒問題。

黃志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引自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UK)

「要訓導孩童走他當行的路，這樣他到老也不會走入歧途。」（箴言22:6《環球聖經譯本》）

文：呂英華│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這些年來，似乎也不太多人關注青少年的品德問題。直至YouTuber「床哥」（「JFFT」成員陳鈺麟）的事件開始，才討論社工品德與私生活的問題。有人拿這問題延伸討論：「若然床哥有這個在YouTube說話不太正經的背景和人設，又到學校作實習社工，會否影響或教『壞』青少年？」或許，人或多或少都認為品格重要。現在，有人擔心學生受別人影響而學壞，卻沒有人討論加強校內的品德教育，就好像在說，只要不學壞，成績達標，就是一個好學生一樣。

對於與青少年品格相關的研究，原來理工大學早在2018年便做過「香港中學生發展研究」，探討中學生品德問題。當中受訪者包括中學生、教師與家長，三者在青少年成長時期扮演著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整體結果而言，普遍青少年的道德水平欠佳（如在尊重他人、愛心、同情心等等特質方面），且有下降的趨勢；普遍教師認為學校對學生提供的品德教育不足；而大多數家長及老師都認為香港青少年充斥「自我中心主義」，「我」凌駕於一切之上。超過一半受訪家長坦言，青少年總是一副「我永遠是對的」嘴臉。 筆者無意逐一再次分析研究結果，只不過想建基於這個有趣的現象，回應一下現今社會狀況。

負責研究的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石丹理直指在調查分析中，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家長雖然對於青少年品德發展的重要性表示肯定，但始終還是較著重學業成績，且大多讚賞子女成績上的成就，卻鮮有讚賞其在品德上做得好的地方。當社會依然只著重學業成績，學生的道德水平只會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其實，一個小孩由「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到認知「其他人都是世界的持份者」，是一個需要學習的過程。換言之，就是由「自我中心」直到學懂「為他人犧牲」的過程，孩子需要教師與父母的身教。不過，經過數年疫情，學校提供的品德教育有限；同時，教師的身教也缺席了。近來卻又說學校的性教育不足，花費資源在品德教育便不是首要選擇。

超越才能的努力

或許很多家長期望子女成績優越，又能夠發展到潛能，最好比其他人強。事實上，有不少學生的確除了學業知識，課外活動的成就也不能少看。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說，一個人到達自我實現，發展了自己的潛能，就是人最終極的理想；但單純的「自我實現」只能對自己產生益處。心理學家法蘭克(Viktor Frankl)否定了人最終極的狀態只是「自我實現」；他認為還有高於「自我實現」的層次，就是「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所指並非只是實現自己內在能力，而是「超越」自我去尋找崇高和偉大的價值。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當一個人有成就，不論是學業成績或其他範疇中所得的成就感，很容易轉化成一種優越感，變成認為自己總是比他人強而自我膨脹，而且我們也必須提出一個問題：「一個有才能，有成就的人為甚麼要成為一個品德『好』的人？」事實上，一個有能力的人不可能自動變成一個有品德的人。Viktor Frankl一早點出一個重點，就是當人單單「自我實現」時，世界就成為他自己的舞台；並指出：「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為了表現自己，也不能將它視為只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工具或途徑。這兩種態度都會使所謂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變成『世界評價』(Weltentwertung)，因而瞧不起世界。」（註1）若然一個人獲得成就感，卻沒有人教導他謙卑，必然會叫他自高自大，瞧不起其他人，即使他沒有表現出來。

教育的初心

香港教育的目標乃是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中獲得均衡的發展。「德」是追求「善」的教育、「智」是追求知識和真理的教育、「體」是追求身體強健和良好機能的教育、「群」是追求人際關係和人倫之間和諧相處的教育、「美」是學習欣賞藝術的教育。 香港學生最真實的情況就是單單追求「智」。他們已經喘不過氣來，看看多少學生因為學業壓力而選擇離開世界就知道；再者，在「填鴨式」的教育中，「智」也只是停留在「知識」層面，忽略了「真理」的層面。即是旨在應付公開考試，而不是探索知識，享受學習。既然「智」已經夠忙了，更不用說其他四方面了。

香港政府在教育上雖本著五育的理念，實際上卻主動忽略建立良好品格的重要性。記得大約半年前，香港政府公布了平機會新任主席的招聘條件，由2018年要求的「清晰遠見、持正不阿、具出色的領導才能、行政技巧及成熟品格」，到今天已將「成熟品格」改為「成熟的行政及公關技巧」 。親自抹殺了「成熟品格」對於作為領袖的重要性，仿佛在說：能夠處理行政及公關工作，就是一個好領袖。

近年的新聞報道也令人大開眼界。一個月前，發生了一宗匪夷所思的事件，懷疑有小學生在學界球賽涉嫌走線「打假波」，目的是為免出線挑戰強隊。球員在禁區頂罰球回傳，守門員懷疑故意將球漏入自己龍門。足總懷疑有人教唆或鼓勵球員不全力和不誠實作賽，正展開調查。 根據報道對事件的描述，可能是學生或教練怕輸，才作出如此欠缺體育精神的舉動。事件正在調查中，若然真有其事，學生也實在欠缺正確價值觀教育；若是教練教唆學生如此作賽，這教育方式也實在令人無言以對。

另一則新聞，便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在本年2月發表的一份香港青少年2019-2023干犯有關性罪行個案概況研究報告。報告指出，近年青少年涉嫌性罪行的個案激增，2022及2023年的青少年涉非法性交及猥褻侵犯案件較2021年分別上升1.8倍及3.5倍，而涉猥褻侵犯案的被告年齡僅11歲。 雖然這裡直指是性教育不足的後果，但這個結果也表示許多青少年並不懂得尊重他人。

雖然坊間許多討論認為教育工作者的私德不應該被干預，但事實上對青少年來說，「身教」尤其重要。因為一個小孩的成長大部分在於「模仿」，他們模仿誰，便決定了他們的成長向度，特別是在品德教育方面。雖然學業成績重要，但作為陪伴小孩成長的人，除了成績之外，應更多讚賞小孩在品德上做得好的地方，同時自己也付諸實行，不應「講一套，做另一套」。網絡充斥著許多似是而非的價值觀，若然認為品德教育重要，也當增加自己對青少年的影響力，以免他們被欠缺道德責任的網絡環境所薰染。

註1：弗蘭克（V. E. Frankl）：《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趙可式等譯（台北：光啟文化，2008）。

有一次朋友的兒子來我家，因為家中沒有玩具，我便特意讓他從電視收看網上動畫系列節目作為娛樂。他十分雀躍，並且要求由第一集開始看，我對他說：「每集內容是獨立的，由哪一集開始看起都是一樣好看。」但他仍是嚷著要由第一集開始。他媽媽表示，這是兒子的習慣，看書必須由第一頁開始看；練琴也必須由開首的旋律開始練習；總是沒有辦法改變他。其實在我們成長階段中，也不知不覺間養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習慣，就如有些人每天必定要洗澡後才上班；有些人睡覺時必定抱著兒時的毛氈，才可安然入睡一樣。

隨著個人成長，一些待人接物的習慣也會在不知不覺間形成，如見到威嚴的人，好像老師、上司等，會習慣性結結巴巴，失去自信，不知自己想說甚麼；有些人習慣不表達自己心裡所想，認為別人沒有興趣細聽他們的想法，造成自卑和孤獨；有些人卻習慣不拒絕別人的要求(俗稱“yes-man”)，也不考慮自己的意願；又有另一些人總是習慣逃避和拖延工作，到限期仍未能完成任務；凡此種種都令人產生壓力並感到內疚。

如果我們細心留意，便會發覺我們生活中有許多習慣，我們並不知為何要這樣做，甚至不喜歡這些做法，但我們仍是「習慣」地做。這些久而久之的習慣漸漸形成我們的性格特質；因著這些特質，我們常常為自己作出或正或負的評價。有良好習慣的人，會對自己有較好的評價；相反的話，往往被別人和自己冠上較負面的評價。

既然如此，我們不是應該努力培養良好的習慣嗎？根據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研究，培養習慣有以下幾方面要注意：

一、要有清晰圖象化的行為目標：如每星期四次，晚上九時後往公園慢跑三十分鐘，以保持未來三個月體重不上升。

二、重覆行為練習，直至能不經思索地進行：像練習游泳一樣，起初手和腳的動作好像並不協調，直至經過不停重覆練習，整個人自然地配合起來。

三、越早練習，越快成為習慣：成年時的習慣往往能追索至兒時培養出來的習慣。當我們希望改變舊有習慣，便須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成功。

說到這裡，先和大家分享一個良好的習慣，聖經說：「凡事謝恩；這就是神在基督耶穌裡給你們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8）「凡事謝恩」確實是一個人人受用的良好習慣，它可以幫助人處於逆境時，仍然能積極面對一切。大家又有沒有計劃為自己建立更多良好習慣呢？只要你願意努力不懈地向著目標練習，自然有美好的收獲。

黃敏信

香港心理衞生會助理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