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偶然發生了一件事，雖然實質造成的傷害並不嚴重，但卻引起民眾激烈不滿的反應。假若當局處理不妥善，會引致更嚴重及長遠的批評指責，甚至各種抗議和索償行為。

究其原因，可運用著名的「憤慨因素」(outrage factor)來理性分析。這「憤慨因素」出現在美國風險管理專家桑德曼(Peter M Sandman)的著名方程式之中：風險(risk)=危險(hazard)+憤慨(outrage)。

假若一件事情的「危險」性高，而大眾的「憤慨」程度偏低，通常不會出現嚴重「風險」。即使是「危險」性低，若然「憤慨」程度高的話，仍會出現過度反應的「風險」。桑德曼指出，就是因為這「憤慨因素」，2004年當美國發生了一單「瘋牛症」(mad-cow disease)處理不當的事件後，便引起全美國禁食牛肉的風潮。

近日一個相似例子，便是位於新界皇后山的屋苑發生食水污染問題。雖然政府以科學精神澄清食水絕對安全，但由於居民對政府的遲緩反應表現得相當「憤慨」，加上傳媒的報道，這看似「危險」性低的事便被演化成新聞大事。

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列維特(Steven Lewitt)及杜布納(Stephen Dubner)在其名著《怪誕經濟學》(Freakanomics)書中引用類似心理感覺來解釋美國社會一些看似不理性的現象。他們以泳池相對槍枝的安全性為例證，指出在社區內，若家長知道某同學家中有槍枝的話，便會阻止子女到這家活動，但會鼓勵子女到有游泳池的同學家中玩耍。根據兒童死亡的數據顯示，美國兒童在泳池溺斃的機會是11,000分之一，而死於意外槍傷的則只有一百萬分之一。作者指出，當年美國有六百萬家庭有泳池，每年約有550名十歲以下兒童溺斃，而有175名兒童死於槍下。作者們解釋這不單是恐懼死亡的心態，因為每個人肯定知道遲早會死去，最主要問題是死亡機會的「緊急性」(imminence)。若在短時間內死亡，相對於日後才發生的情況，恐懼的心理會更明顯。故此，美國國會同意花更多政府資源來防止發生率低但可隨時出現的恐怖襲擊；反而投放較少金錢來預防發病死亡率高且影響龐大人口的心臟病。原因是這致命的疾病在相對長時間之內，缺乏「緊急性」。另一個相關因素是可「控制性」(controllable)*（註）。由於一般政治家認為預防恐怖襲擊屬於可控範圍，而心臟病發死亡的預防措施（例如禁售薯條）並非實際可控，故此對付恐怖襲擊（比心臟病）仍有優先條件。當然人民對於恐怖襲擊出現而產生桑德曼所說的「憤慨因素」，相比心臟病發死亡，也肯定高出很多倍。

舊約聖經士師記第十九至二十章記載了以色列族中利未支派一位背夫行淫之妾，在丈夫把她從娘家接回家途中，慘被便雅憫支派的人性虐待至死的事件。這少數人的罪行引起了整個以色列族人非常「憤慨」的情緒，要帶兵向便雅憫支派問罪。唯緝兇不果，因而爆發多場激戰，導致雙方死傷慘重，差不多把便雅憫支派的男丁滅盡。

麥基恩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註：同樣理由可以解釋為何一般人懼怕乘坐飛機多於其他交通工具。由於大部分人認為汽車意外是可控的，誤以為飛機的意外是不可控。即使美國的數據指出，每年汽車交通意外死亡人數遠遠高出空難。

在中美洲的海地(Haiti)，當地人經常提及一種特別的精神病狀，稱為“indisposition”（翻譯成中文有不同意思，以「無意願」最為貼切）的綜合症。當地人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血病」（包括貧血、失血及在懷孕時血液循環不通），又或者因為「法術」引致；可說得上是一種「文化結合綜合症」。

根據Jeanne Philippe及Jean Baptiste Romain在1979年4月的研究報告(見Social Sciences & Medicine 13冊2期)指出，這情況大多在其他人面前及在人多的地方(例如教堂)發生，而少在單獨一人的情況下出現。患病者大部分是女性，以長者或年青人為多，反而兒童及中年人較少。她們主要生活在鄉村地方或城市的低下階層區域。她們經常感覺到胸口空洞、頭暈及身體極度軟弱，很容易便無力並且跌倒。有不少人更出現身體某部分（例如頭部或手臂）失控地移動，很難固定那個移動的部位；偶爾也有患者小便（甚至大便）失禁，或者睜不開眼睛，又或睜開眼卻看不見，同樣是很難確認的病徵。這綜合症可以突然之間出現，通常維持15分鐘至1小時，然後患者恢復正常。雖然這綜合症不斷復發，但在發作前或發作後，大部分患者仍然過著相當健康的生活。

從醫學角度看，假使患者有貧血，嚴重起來可以產生上述病徵；但對年長患者來說，酷熱的天氣可能是最常見的發病主因。醫學界曾經擔心這是一種「癲癇症」，但卻沒有其他明顯癲癇病徵；反而較似「分離症」（前稱為「歇斯底里」），是一種壓力之下出現「偽癲癇」的精神障礙。Philippe及Romain更認為，「海地」人受到非洲祖先文化影響而深信靈魂很容易離開軀體，因此相當接受這是一種「靈體分離」不受控的現象，所以不去求助。除此之外，由於迷信這「無意願綜合症」與法術有關，即使病態較為嚴重仍不去求診醫治，反而尋求族中「法師」的幫助。

使徒保羅在新約聖經腓立比書第四章12至13節對信徒提出了應對失去「意願」的秘訣：「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不管在甚麼情況下——或是飽足，或是飢餓；或是富餘，或是缺乏——我都已經得到知足的祕訣。我靠著賜給我能力的那一位，一切都能夠應付。」

麥基恩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本文摘錄自新書《趣異跨文化綜合症》

「調解」(mediation)是在個人或組織出現爭議時，可採用及相當實用的方法；通常經過一位中立的調解員協助雙方調解爭議的焦點，共同探討各自的利害問題及需要，商議並設立解決方法。

由於涉及人，而大部分人有個人的獨特想法、興趣及需要，往往未能絕對客觀無私處事。因應成長過程，特殊的經歷及當時文化背景因素影響，很容易產生「認知偏見」(cognitive bias)。雖然這現象相當普遍，也不會嚴重影響生活，遇到挫折時又能調整，但偶爾也會產生嚴重不良後果。在人與人之間，這種偏見可導致磨擦與衝突，破壞合作關係甚至化友為敵，影響調解進程。故此調解之先，首要處理認知問題。

影響調解的認知偏見有許多，比較常見如下：

一、定錨偏見(anchoring bias)：過度倚賴最先接收對於事情的意見或相關資訊，因「先入為主」影響日後的想法及決定。例如聽過有人曾被A君欺騙，便已肯定A君立心不良，即使他表現相當誠懇。

解決方法：敞開心懷，批判甚至挑戰自己的想法；接受各種可行性及多種解決方法。

二、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對本身存在的想法過度重視，缺乏客觀性，輕看（或拒絕）相反的意見或事實。例如早已覺得對方沒有信用，便會留意對方的弱點，不斷證實自己的想法。

解決方法：質疑自己的想法，認真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確定性，可站在對方立場思想。

三、負面偏見(negativity bias)：對事物看法傾向負面，或記著過去不愉快經歷，偏向看事情最壞方面，盡量避免冒險決定。

雖然這種偏見有逃避危險的價值，卻會錯過甚至否定良好的結果；要刻意留意事情美好（或者較好）的方面。

四、樂觀偏見(optimism bias)：對事物存在過度樂觀的偏見，也可稱為「無懈可擊」的錯覺。高估事情發展為良好後果，忽略或會出現的危險及災難性結果。

處理方法：作決定前，要平衡每一件事情的優點與缺點及其明顯和潛在的風險，必要時考慮最壞情況。

五、稟賦偏見(endowment bias)：對自己擁有的東西過度著重其價值，要求不合理的售價或放棄條件；寧願承受嚴重損失仍不肯放手。由於不讓步，難以進行調解。

解決方法：參考同樣東西在市場上的實際價值，或站在對方的觀點看事情的真正價值。

六、現狀偏見(status quo bias)：這是不願改變，要保持原本熟悉環境及狀態的傾向。雖然一般人（尤其是長者）對新事物及轉變有焦慮感覺，但這種固執心態往往錯過改善環境及提升價值的機會。

解決偏激想法：要作客觀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優點與缺點作比較，按結果作合理的決定。

七、沉沒成本偏見(sunk cost bias)：由於早已付出時間、金錢及其他資源，不少人會持續一向的處理方法。即使面對困難或失敗也不肯改變或放棄，結果不能避免損失，甚至血本無歸。

解決方法：重新考慮原本的目標、現時的得失及將來的發展，提醒自己因以往的投入而不甘損失，或會作出錯誤決定。

大部分認知偏見隨著個人經歷不斷出現，人往往不自覺。要刻意認識（反省）個人偏見，幫助自己身心靈成長及建立與他人相處的關係。認識自己的偏見後，更要有意志及良好方法改善。因此接受過正式訓練的調解員，在人際間的爭議上，可以作出重要的貢獻。

麥基恩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參考資料：Laura Athens(6/7/2021),Mediate.com

在東南亞地方有些原居民遇到突發事件，尤其是被人恥笑，心理感到重大壓力而不知所措，便會產生一種「馬來語」(Malay)稱為的「拉塔綜合症」(Latah)，又稱為「輕挑症」(ticklish disease)。在身體方面，患者會出現頭暈眼花、心跳手震及嚴重冒汗等「震驚反應」(startle response)。在行為上，患者會放肆地尖叫，說粗言穢語，咒詛他人，重複及模仿別人（包括電視中的演員）的說話行為，以及被動式依從別人的命令，作出各樣失去儀態（即使是有違當地文化標準）的行為。不過很多時候，作出這些奇怪反應之後，卻忘記得一乾二淨。

其實這種情況早在1849年已經被英國旅行家兼律師James Richardson Logan見證到；到了1860年代，這情況已經在馬來亞及印尼(尤其「爪哇」)地方明顯地出現。有人察覺到這綜合症以成熟人士為主，而以中年以上女性為多，比較多見於低下社會階層。

從精神醫學角度看，「拉塔綜合症」(又稱「模仿症」）屬於一種「分離性精神障礙」(Dissociative Disorder)，因為病患者的情意分隔了，而且好像活在「魂遊象外」(trance)之中。依據CM Tanner及J Chamberland對十五位患上這綜合症的女病人的分析(見2001年，Movement Disorder16期一冊)所得，患者確實遭遇過相當嚴重的人生大事，例如子女或丈夫離世。此外，病患者在發病前都經歷很多奇怪夢境，通常有性慾成分，尤其是關於男女的性器官。這或可解釋了在男性主導、性觀念保守的社會中，「拉塔綜合症」可以讓女性借此得到社會接受的表達自由。

提起「魂遊象外」，在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二十二章，使徒保羅也有這種經歷。當他在耶路撒冷被猶太人捉住、鞭打至差點被打死，他還向前來救他的千夫長要求在台階上向民眾講述自己信主的經過。他說：「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裡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看見主對我說：『你要快快離開耶路撒冷，因為你為我作的見證，他們是不會接受的。』」(17至18節）保羅的說話越發刺激猶太人，結果他要被保護，並帶往羅馬接受公平審訊。

註：類似「拉塔」的綜合症也出現在其他地方，包括西伯利亞的原居民(俄羅斯文稱為‘myriachit’)、日本北部的亞伊努(Ainu)及庫頁島(Sakhalin)婦女(稱為‘imu’)。

麥基恩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本文摘錄自新書 《趣異跨文化綜合症》

在1920至1930年代，「扇風機」(即是電風扇)被引進韓國的時候，在當時教育水平低的民間流行一則傳說(也算得上是謠言)。傳說：假若在密閉空間中使用這種用電驅動的風扇，將會令人作悶、面部肌肉癱瘓、呼吸急速，可以置人於死地。這謠傳主要的解釋：這種電風扇會耗盡房間內空氣中的氧氣，導致室內的人因缺氧而死亡。另一種錯誤解釋：電風扇會使房間的溫度下降，讓室內的人因為體溫過低而死亡。這情況被稱為「扇風機死亡綜合症」(Fan death syndrome)，可算是一種「文化結合綜合症」。這種情況隨後也漸漸傳播到日本。

究其原因，可能當時確實有人用電風扇時因漏電、觸電而死亡，所以引起用家對這電器的恐懼，才產生古怪傳說。另一可能性乃是死者當時已經中暑，結果在房間失救而死亡。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由於一般大眾對嶄新科技認知不足，又不懂得正確使用簇新產品而產生諸多不便，因此產生懷疑及容易接受相關負面謠言。由於韓國主流傳媒的渲染報道，加上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即使只看見個別事件，也會引起群眾恐慌。有陰謀論者認為，這是韓國政府借此謠言去減低能源消耗，特別是在1970年代正面臨能源危機的時候。不過，這陰謀論與綜合症真正發生的時間並不吻合，這綜合症出現早了差不多半個世紀。

雖然現時這種「扇風機死亡綜合症」不再發生，但大眾心理依舊在新科技產品產生之時，誤信謠言。例如微波爐烹調食物會導致癌症、手機通話會自動被錄音擷取、電子煙比起傳統煙草有更多致癌物質等等。

其實對於任何新事物，受眾的反應可以不同，甚至相反。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十七章16至34節記載，使徒保羅在著名的「亞略·巴古」(Areopagus)向雅典的希臘人宣講他們未聽過的基督福音；結果聽眾反應不一，有譏笑他的，但也有人願意再聽，更有幾個人接近保羅並且信主。信主的人中有「亞略·巴古」的議員丟尼修，一個名叫「戴馬里」的女子，還有其他在一起的人。

麥基恩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本文摘錄自：《趣異跨文化綜合症》

「 潘醫生，我媽媽最近經常說自己周身痛，又經常忘記事情，她是不是有腦退化先兆？」診症室裡，陳女士(化名)憂心忡忡地詢問我。她的母親在這半年變得健忘，原本熱衷於晨運、太極，也不去玩了；她總是說「人老，無用」。「記性差就是老化」這觀念可能讓許多家庭錯失介入治療的機會。我們要擔心或者留意的情況可能是老年抑鬱症，尤其是有機會表現成記憶力衰退的「假性認知障礙症」(Pseudodementia)。

抑鬱症在老年群體中發生的比率相當高，卻經常被忽視或誤解。根據世界衞生組織（WHO）的統計顯示，60歲以上的成年人有大約14%出現精神障礙，而老年人最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是抑鬱和焦慮。2019年全球衞生估計顯示，大約四分之一（27.2%）的自殺死亡個案發生在60歲以上的成年人之中。許多老年人因為社會偏見、病恥感或對心理健康的認知不足，不願意承認患病並尋求幫助，結果導致病情惡化。老一輩人士可能認為心理問題是「軟弱」的表現，所以不願意表達情緒，又或者擔心自己成為子女的負擔；他們因而隱藏情緒，轉而以身體不適來表達。老年抑鬱的表現可能與年輕人不同，他們較少表現出典型的情緒低落，反而多以身體不適（例如慢性疼痛、失眠、食慾不振）或認知功能下降（例如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為主要表達。他們可能會反覆就醫，但卻查不出疼痛的原因。這樣使抑鬱症容易被誤認為單純的生理老化或認知障礙症先兆。

「假性認知障礙症」是指由抑鬱症引起的認知功能障礙，其症狀與認知障礙症（例如阿茲海默症）極相似，病徵包括記憶力明顯下降，尤其是短期記憶受影響；思考遲緩，反應變慢；執行功能受損，如難以完成日常任務；語言表達困難，說話時常停頓或詞不達意。然而，與真正的認知障礙症不同，「假性認知障礙症」的記憶力問題通常伴隨明顯的情緒症狀，例如持續的悲觀、失去興趣、自我價值感低落等。此外，「假性認知障礙症」發病速度較快，而記憶力衰退情況會在情緒改善後恢復。80歲李伯伯(化名)被家人帶來求診，家人表示他「近月經常發呆、煮飯後忘記關爐火」。我細問後發現，李伯伯的症狀始於老伴離世之後，他夜間還經常暗自哭泣。經治療後，他的記憶力有顯著改善。

雖然輕微的記憶力下降是老化的一部分情況，但以下情況可能是抑鬱症狀：記憶力突然明顯變差，影響日常生活；情緒變化，如長時間情緒低落、對原本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社交退縮，不願與人互動，甚至拒絕出門；睡眠與食慾改變，如失眠、早醒、體重驟降。若出現以上情況，應儘早尋求專業人士進行評估。我們應避免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年紀大」，須多留意長者的情緒，並鼓勵他們需要時勇敢求助。

潘曉樺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某次霖霖(化名)因藥物「不翼而飛」被迫停藥3個多星期之後，霖霖爸爸突然致電診所，想盡快安排時間跟我會面。診症當天，他帶上一本書籍，名為《如果可以的話，我根本不想做人》。他在兒子枕頭底發現這本書，最近又頻頻發生學生跳樓自殺事件，令他擔心兒子有自毀風險；故此，找我了解兒子的心理狀態。

我把握機會向他解釋霖霖的心理狀況：他兒子之所以患上抑鬱症，就是壓力與情緒得不到宣洩的結果。對於一個年僅13歲的青少年而言，強迫他發展出成人思維，未免過於苛刻；更不可取，就是試圖控制他的思想模式，迫使他成為另一個自己。即使是父子，也無法做到強行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最終只會讓所有人承受更強大的壓力。

霖霖視爸爸為學習對像，然而越是無法達到爸爸的期望，他的壓力就越大。當他劇烈的情緒出現之時，爸爸以自己慣常的冷處理去應對他，更強迫他把情緒壓下，又要他迅速把情緒藏起來，他感覺到自己的感受被否定了。他在意的事情在爸爸的眼中似乎毫無價值，不僅無法讓負面情緒釋放，反而是不斷累積。爸爸的成長環境並沒有強調學習管理情緒，爸爸因而習慣把情緒壓下，但不是意味著這種方法於霖霖身上同樣行得通。當霖霖的負面情緒長期被抑制，抑鬱症便隨之而來。

霖霖年紀還小的時候，爸爸的要求沒有那麼高，故他仍可透過畫畫來疏導焦慮的情緒。隨著霖霖年紀漸長，不論在學業或個人行為上，爸爸對他的要求提高了不少，畫畫似乎也不能有效宣洩他的負面情緒了。我告訴霖霖爸爸，要幫助霖霖不難；他需要的東西可能只是一個允許他的情緒釋放的空間，或許是哭一下，或許是發脾氣。當他的負面情緒釋放了，才能繼續前進。與其用「你要五分鐘內收拾心情」回應霖霖，不如讓他知道：「我懂你」、「有需要，我們都在這裡」。

霖霖爸爸看似明白，但一時間，他接受不了這種「一反常態」的教育方式。我逐一跟他剖釋霖霖現時的情況、服藥的利弊、不服藥的後果，以及持續複診跟進的需要等，希望他明白霖霖現時需要藥物輔助。爸爸最後同意霖霖服用藥物，稍後視乎他的狀況再決定是否繼續需要藥物治療。得到爸爸許可後，霖霖不用鬼鬼祟祟來複診，他可稍為自在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根據霖霖媽媽的觀察所得，爸爸對霖霖的管教比之前稍微放鬆了一點。媽媽有時覺得爸爸的說話過火，便在旁提點兩句，爸爸也立時變得溫和。只是，爸爸對「能自救」的想法依然執著；他覺得霖霖的情況只是暫時性，終有一天，他有能力回歸「正途」。

改變固有想法需要時間，畢竟這個根深蒂固的思考模式植根於爸爸的腦中已達幾十載，我的部署是誘使爸爸從其原生家庭出發，幫助他理解此思考模式最初是怎樣形成，再逐步把情緒與思考模式串連起來，加上與家庭關係的牽絆，再一同探討霖霖未來的治療方案。

麥棨諾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霖霖(化名)爸爸有如此強烈的信念，必然與其成長有莫大關連。細問之下，爸爸在一個以金錢掛帥的家庭成長。他是貧困家庭的長子，生活過得相當艱辛，一家七口擠在狹小的公屋裡，父母耳提面命提醒他金錢的重要性；母親更希望他盡早投身社會，減輕家庭負擔。他自中二開始，就擔起養家的重擔；放學後，他便到不同的地方做兼職。爸爸聰敏勤力的個性為他帶來不少收入，他把大半工資貢獻給家庭，剩下少部分便用來投資；他的目標是大學畢業後可自置物業。

雖然霖霖爸爸當時年輕，但面對家庭和學業的雙重壓力，失去了正常青少年應有的成長樂趣，最終導致抑鬱情緒來襲。霖霖媽媽與爸爸相識於中學時代，她見證著爸爸「克服」抑鬱症的經過。爸爸的方法就是置之不理，把全副心神放在賺錢之上。儘管他極不願意出門，為了高薪的兼職工作，他還是毅然踏出家門。儘管腦海中時常浮現自殺的念頭，他一想到母親收到家用時的笑容，他又重新積極尋找更高薪的工作。就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中，爸爸以這種方式實現了他以為的「康復」。

霖霖爸爸對金錢的堅毅與執著確實為他帶來豐厚的財富，他不單大學畢業後成功置業，後來更開設自己的會計師樓，事業蒸蒸日上。正當他打算開拓新事業，與朋友合資經營投資公司的時候，抑鬱症復發，這次病得更嚴重。霖霖媽媽透露，爸爸試過有一個星期沒有踏出家門，整天坐在床上無所事事，公司大小事務都由她打理。最令她擔心，就是他們家住38樓……。有一天，霖霖放學回家，驚恐地看著爸爸站在露台邊緣，他急忙跑過去大喊爸爸的名字。

自此之後，爸爸立下決心積極面對抑鬱。他認為自己比藥物更可靠，逐想出自救方法：每天進行3至4小時高強度運動，讓自己疲憊不堪來獲得4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媽媽看在眼裡，並不覺得爸爸的抑鬱症痊癒了，只是暫時解決了失眠的問題，他仍不時出現情緒低落和負面思維症狀；但他選擇逃避，並否認這些情況的存在。

媽媽的講解讓我了解到爸爸對霖霖的執著的原因，這不僅出於他自身的抑鬱症，也與他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他不是擔心兒子霖霖服藥對身體有影響，也非金錢上的考量，而是希望兒子向他學習，憑藉一己之力渡過難關。這股力量會成為兒子成長路上的助力，造就他如自己一樣教人羨慕的成就。儘管霖霖比同齡的青少年來得成熟且優秀，出於爸爸自身的抑鬱症狀，他仍擔憂兒子的未來，擔心自己一旦不嚴加管教，兒子日後難以獨立生活。

了解情況之後，我當然希望霖霖能繼續複診，只是媽媽坦言勸不動爸爸。不論家庭還是公司，均處於爸爸強勢管制之下，沒有人能改變爸爸決定的事。權宜之計，我建議媽媽暫時以代診形式為霖霖配藥，期間紀錄霖霖的進展，需要時拍錄像，與我一同商討對策。如是者過了三個月，暗中服藥之事被爸爸發現；他沒有直斥霖霖或媽媽的不是，而是選擇在通訊群組內旁敲側擊探問，單單打打表達不滿。媽媽曾數次致電診所表示需要補充藥物，原因是家中的藥物不翼而飛，想當然也是爸爸的「傑作」。(待續)

麥棨諾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