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把自己的平安賜給你們；我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給的。你們心裡不要惶恐不安，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14:27，《環球聖經譯本》)

文：麥基恩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災難一般分為天災與人禍兩種成因，不過有時很難分得清楚。看似人為的災難可能是自然所致，例如火警由電纜斷裂引起，但調查後發現之所以裂開，是雷電把電柱擊毁所致。但更多時候看似是天災，原來是人為引發。無論如何，災難的特徵包括：一個引發原因（風險）、令人意想不到、超乎正常的破壞力、對社會及環境影響嚴重、控制十分困難、極需大量資源，以及長遠後遺損害。由此看來，戰爭應該符合上述條件，屬於一種災難！

正如醫學上治療一種嚴重傳染病，主要有三個方向：預防、救治、復康，當中最重要，也最難做到，要數預防災難發生。一般來說，戰爭爆發是由於一方面感到被對方欺負，威脅了自身的安全或地位。假若雙方不能達成解決方案，強的一方往往藉著軍事力量，迫使對方有所改變。有人說在戰爭爆發前，通常有一段「黃金時間」可用作解決問題。萬一錯過了這個機會，便覆水難收了。例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期及初期，曾要求對方停止申請加入北約，結果談判不成，戰爭規模擴大。

至於救治方面，最主要是減少傷亡，由第三方（例如聯合國）出面阻止雙方衝突，警告不能使用過度及不人道的軍事破壞。可是，這些行動通常徒勞無功，尤其是交戰雙方背後有其他勢力支持。就如俄烏戰爭中，弱小的烏克蘭得到美國及歐盟支持，不願停止對俄羅斯的反抗。

最後在復康層面，這是最沒有成本效益的。假若沒有被完全摧毁、殺害，要把破壞受傷的地方修補起來，實在非常困難，不單耗費大量資源，更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例如要清除被轟炸地方的瓦礫，就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了。

不過在這三個階段中，仍然有一重要干預因素，就是互相溝通，當中包括「緩和」、「調解」、「談判」。上述任何方法獲得成功，就可以減低災難的破壞性，甚至達到長久和平！

戰爭常見的精神障礙

戰爭往往導致家破人亡，除了身體受傷，也需要緊急遷徙或逃亡。這肯定為戰禍中的人群帶來相當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創傷，產生各種身心病徵，尤其是睡眠及飲食失調，並且會濫用酒精及藥物來麻醉自己。若這些病徵及行為未能恰當處理，很容易會產生各種精神障礙，比較常見的包括：

一、焦慮症：擔心戰爭爆發或經歷戰爭的殘酷，最常見的精神障礙為焦慮症。

病徵：主要是非常緊張及停不了的憂慮，有時會出現恐懼的感覺。生理上會出現交感神經過度活躍反應（心跳、手震、冒汗等）。

二、抑鬱症：目睹戰爭帶來的慘痛及各方面的失去（包括家人、財物、工作等），抑鬱症發作相當普遍。

病徵：主要是情緒非常低落，感覺無助、無望及無用。此外也會出現飲食失調及睡眠困難，思想及動作緩慢，甚至有自殺念頭或行為。

三、創傷後壓力症：假若在戰爭中親身經歷或目睹親友遭遇死亡的威脅，便會出現急性或慢性創傷壓力，甚至成為後遺的創傷後壓力綜合症。

病徵：即使在安全環境下，仍然出現與創傷有關、非常負面的想法，出現惡夢及「閃回」（創傷時的景況歷歷在目）。當接觸到與創傷相關事物時，也會不期然非常緊張及試圖逃避，甚至出現劇烈情緒不安及激動反應。

當然，假若本身早有各種精神問題（例如思覺失調、狂躁症等），更會在這時候復發或惡化，甚至需要住院治療。可惜戰爭通常令這些醫療服務受到破壞，沒有足夠人手、藥物或設施去照顧所有患上精神障礙的病人。結果部分未獲診治的病患，做出自殺、暴力或其他危險行為。

戰後重建的多方需求

戰爭結果無論是勝是敗，對雙方來說都非常消耗資源；成為戰場的國家，遭受的破壞更為嚴重。故此在和談當中，尤其是有第三方國家介入時，大多也涉及一些重建計劃；即使沒有討論，雙方也應該早有重建準備。一般來說，重建可分為兩大範疇：

甲、硬體建築

一、住宅民居：戰爭中很多人的家園遭到破壞甚至摧毁，需要復修或重新覓地興建臨時或永久居所。除了房屋工程外，也會牽涉糧食物資的供應和運輸、水電煤的供應等。

二、基礎建設：道路橋樑在戰爭中被轟炸，無法運作，急切需要全面復修及重建。除了交通運輸，供電設施、食水及污水處理系統等基礎工程，也要盡快恢復。

乙、軟件事業

一、管治能力：戰爭時民眾意見分歧，對政府產生不信任，甚至引發怨憤。因此，管治機關建立威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並需要良好法治及管理制度去配合。此外，也要盡量團結政見不同的政客與群體，以及反對聲音。

二、社會服務：醫療、社會保障及教育在戰爭中或多或少遭受損壞，甚至中斷。為了避免有需要人士失去有關服務而產生民怨，必須盡快恢復各樣基本的社會服務，包括精神心理治療。在資源有限的大前提下，應優先處理直接受到戰爭傷害的群體。

三、經濟復甦：若要社會能夠持續復原，對內，必須優先處理被破壞了的生產能力及商業金融運作。對外，也要積極推廣對外貿易，吸引外資。這樣除了能夠提升國富儲備，更會增加國民就業機會。

由此可見，戰爭衝突後的重建是非常複雜，牽涉多方面的過程。不同國家在不同戰爭後的重建需要各有不同，若然處理不善，很容易產生內亂，導致政局不穩及政府倒台。

文章摘自：麥基恩(2025)，《戰爭前後─破壞與重建》(香港：環球天道傳基協會)，頁34-35，42-43，90-91。

(亞洲神經精神藥物醫學會闡述治療躁動症狀的最新發展)

「當我正說『我要滑倒了！』耶和華啊，你就以你的忠誠之愛扶持我！」(詩篇94:18《環球聖經譯本》)

文：亞洲神經精神藥物醫學會

在精神疾病與腦退化的情況或影響下，病人因躁動症狀引發激動，導致出現侵略及攻擊行為，一直是影響家庭與社會的重要課題。在亞洲神經精神藥物醫學會（Asian Association of Neuropsychopharmacology，簡稱AANP）於本年2月20日假港麗酒店舉辦的「針對神經精神疾病引發躁動症狀的新型治療方法」會議上，邀請多名精神科專科醫生及藥學專家，分享躁動症狀治療進展，希望提高醫療人員對精神病及躁動症狀的認識，破除迷思與誤解。

躁動症狀並不罕見。香港精神科專科醫生麥基恩憶述，去年曾發生有思覺失調病史的男子因病發出現危險行為，家人報警求助，該男子後來遭警員自衛開槍不幸被擊斃的案件。這宗悲劇令人扼腕，感到惋惜；影響到不少精神病人家屬遇上危急情況，也不敢報警。

認識躁動   及早介入

麥醫生認為，病者家人當日報警求助，有可能(但不一定)與事主一些躁動(Agitation)行為有關。其實在不少有精神障礙的人及腦退化病患者身上，躁動表現並不罕見；亦有機會演化成暴力行為。然而躁動有方法可治，包括藥物治療。如果能夠在患者於躁動發作初期介入，透過合適治療，就有機會協助患者穩定情緒，對社會及其家屬也有好處，亦有助避免暴力等不幸事件發生。

香港精神科專科醫生王明爍解釋，會否產生躁動，與腦部自我監察情緒的機制有關。當腦部接收訊息，並將之傳送到杏仁體時，就會自動而快速地產生情緒反應，以及作出行動對應。不過，杏仁體同時受到腦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的高層次控制，去抑制杏仁體避免反應過激，讓情緒及時「煞車」。

不過，在思覺失調、躁鬱症等病人身上，杏仁體和腦前額葉皮質之間的制衡功能失調；期間送至杏仁體的數據受到影響，而腦內的多巴胺太多，亦令杏仁體容易激動；同時，腦前額葉皮質控制杏仁體的作用亦因疾病而減弱，於是失控。隨之產生躁動反應，例如心跳加速，腎上腺素增加，肌肉繃緊及其他情緒反應。嚴重精神病患者的躁動往往是暴力事件的前身，如果能夠有效控制躁動，就有機會阻止暴力與攻擊行為出現。

藥物治療有助控制病情。如果精神病人突然因躁動而變得激動，可處方抗精神病藥物或鎮靜劑，效果迅速。然而，若病人長期躁動，則可考慮處方新型藥物Brexpiprazole，可有效地控制精神病，並減低杏仁體的過激反應。這類藥物需服用一段時間才見成效。有研究顯示，病人服用一周後躁動程度已比服用安慰劑的病人低，服用一年仍能維持病人情緒穩定。

阿茲海默症與躁動行為

認知障礙症的主流類型是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其患者也會出現躁動症狀。香港精神科專科醫生潘佩璆指出，有研究顯示，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常見症狀中，躁動排名第三位，僅次於冷漠(Apathy)和抑鬱，約八成院舍長者受到影響。再者，躁動症狀在阿茲海默症發病初期已經出現，除了患者感到不安，也容易令照顧者不勝其煩，難以照顧。因此，躁動症狀不容忽視。

阿茲海默症患者由躁動演變而成的行為，有跡可尋。潘醫生說，一個名為Cohen-Mansfield Agitation Inventory(CMAI)躁動行為量表，把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躁動症狀，分為四種共29類行為(見附表)。潘醫生舉例，一些常見而看似沒耐性、言語激動，或者重複行為，其實是躁動的表現；又或不願與別人合作、不願穿上衣服、忟憎易怒、責罵別人、不停翻揭物件等。有一些長者在言語上不斷重複，令照顧者感到困擾。

其中風險較高的躁動跡象，要數患者在長者密集的場合過度活躍，作出對身體有攻擊性的行為，包括走來走去騷擾，以至推倒別人；甚至向其他長者餵食不合適的食物，導致嗆喉等。

病理學上，引致阿茲海默症患者躁動的原因，同樣與腦前額葉皮質制衡杏仁體的功能出現問題有關，引發較多具攻擊性的行為。

潘醫生指出，由於長者對藥物作用比較敏感，處理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躁動症狀，會先採用非藥物治療。一般而言，先辨別是甚麼類型的躁動行為，再量度相關行為的頻密程度，以及行為出現後，會發生甚麼事情，而其他人又怎樣應對。記下上述種種作為基準，以便找出原因，對症下藥，並衡量治療後有否進步。

值得留意，有時躁動可能出於生理需要。例如患者便秘或受痛症折磨，卻因為腦退化而不懂表達自己；亦有個案因為無聊，渴望吸引別人注意，助長了躁動行為。

非藥物治療  長者適用

至於治療方案，需要花耐性尋找。若然源自便秘或痛楚，長者會突然忟憎，表情痛苦，照顧者能跟進。如果是無聊，就讓長者做些事，例如摺毛巾等，伴以讚美和肯定，安撫情緒。

芸芸腦退化治療方案中，常見的懷緬治療與確認治療(Validation therapy)可紓解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躁動症狀。懷緬治療透過展示昔日物件，讓長者感到熟悉和親切，減少躁動感覺。確認治療則是確認長者當下的情況，由於腦退化患者容易陷入時空混亂的狀態，無法認出家人，這時毋須急於糾正或責罵，反而應該順勢而行，認同長者的感覺屬真實，不讓他們處處被否定，有助緩解躁動。

治療阿茲海默症長者的躁動之時，應盡可能使用非藥物的方法。如果效果不彰，才使用藥物。用於治療阿茲海默症患者躁動的藥物種類頗多，包括抗抑鬱藥、安眠藥、改善認知能力的藥物及抗思覺失調藥。上文提到的Brexpiprazole是一種經臨床研究證明對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躁動有實效的藥物；並獲得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認可為適合治療阿茲海默症患者躁動的藥物。

AANP學會會議呼籲公眾認識躁動與精神疾病和阿茲海默症的關係，採納先進的治療方式，推動精神健康發展。會議也鼓勵與會者探索各種改善躁動的方案，為患者和照顧者解困，保持生活質素。

CMAI 量表列出的四類29種躁動行為

阿明(化名)的生活跟我們一般人一樣，看似平凡，但他的內心卻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他是一名思覺失調患者。對他來說，現實和虛幻的界限經常模糊不清，每天如同在一條無法回頭的路上行走。

事實上，阿明的日常生活真是充滿矛盾。他在咖啡店工作，與顧客交流的時候，他的微笑總是那麼自然，彷彿沒有任何苦惱。只是一回到家中，他的心靈就被無數的聲音和影像充斥，尖酸刻薄、嘲笑、謾罵的聲音不絕於耳。那些聲音有時好像來自熟悉的朋友，有時卻好像來自陌生人的低語，總是讓他無法分清真假、現實與幻覺。

某個秋天午後，阿明在公園散步，「遇到」一位名叫「小雪」(化名)的女孩。小雪的笑聲如同清脆的鈴鐺，讓阿明一瞬間感受到久違的快樂。兩人開始交談，阿明小心翼翼地掩飾自己的病情，而小雪似乎對他充滿了好奇。

隨著時間推展，他們的友情逐漸升溫。阿明每天都十分記掛小雪，下班之後總希望盡快見到她。小雪也不曾令阿明失望，阿明收工之後，每次都見她準時出現在咖啡店門前。他們經常一起去看電影、逛商場，甚至一起吃晚飯。阿明心中逐漸滋生出一種希望，並且開始相信自己能夠擺脫那些困擾他的幻覺。

可惜，現實的殘酷總是悄然而至。某個夜晚，阿明獨自一人在家，突然感到四周的空氣變得異常沉重。那些曾經微弱的聲音又變得尖銳刺耳，影像也如潮水般湧來；他拼命逃避，卻發現自己始終無法從這些幻影中逃脫。那一刻，他意識到無論自己多麼努力，這些幻覺始終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面對這樣的現實，阿明感到無比絕望，心中的希望也隨之崩塌。

第二天，小雪「來到」阿明家中，察覺到他有異樣的情緒。她靜靜地坐在他身旁，輕聲問：「阿明，你還好嗎？」阿明沉默不語，眼中流露出痛苦與無助的情緒。小雪決定不再追問，而是握住他的手，讓他感受到那份真實的存在感。

在小雪的陪伴下，阿明開始學習面對自己的病情；他們一起參加治療小組，分享彼此的故事和感受。雖然阿明的幻覺依然存在，但是小雪的支持讓他不再感到孤單。他逐漸學會接受這一切，並努力在虛幻與現實之間找平衡。

醫生以及其他治療師對阿明最近的積極治病態度感到非常歡喜，只是不太明白何解他有時狀似沉醉在戀愛的世界裡，對著身旁的空氣笑得甜絲絲，彷彿正面對著一位很懂他的女朋友；而她一直在身旁鼓勵他。

阿明的故事告訴我們，生活中即使面對最艱難的挑戰，即使在虛幻的世界裡生活，人們依然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平靜與希望。

麥棨諾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在我從事社會工作的旅程中，服務使用者和家庭成員的互動很多時令我難以忘記。我曾經跟進一對夫婦的家庭，主角是阿芳（化名）和她的丈夫阿偉（化名），他們的故事深深觸動我的內心。我每次到他們家探訪，走進他們家門的時候，溫暖的氛圍總是包圍著我。

阿芳婚後不久，便確診患上思覺失調。她多年來受著不穩定的病情影響，經常陷入妄想的世界之中，以致她多年不能參與公開就業。阿芳的兄長視這位妹妹為脆弱和無用的人，日常對她漠不關心，更不想提供任何支援或關照。然而，有一個人卻一直視她為珍寶，那人就是她的丈夫阿偉。

阿偉是一位堅強而溫暖的丈夫，一直陪伴在阿芳身旁。阿偉不僅在日常生活中照顧阿芳的需要，還以愛心和包容的態度面對阿芳的精神困擾。無論阿芳的精神狀況如何波動，他總是耐心地聆聽和理解，總是盡力理解她的心情。阿偉告訴我，只要能夠幫助阿芳走出困境，並且恢復健康，他願意為她做任何事。

阿芳和阿偉的故事是關於真愛和理解。阿偉並沒有將阿芳的精神疾病視為她的全部，而他看見她內在的美麗和價值。他的愛和關懷成為阿芳康復的動力，也使他們的婚姻更加堅固。阿芳和阿偉的故事不僅觸動了我的內心，也鼓勵我繼續努力，為更多人帶來盼望和改變。阿芳和阿偉的堅持激勵我，並且讓我相信，即使在困難的時刻，仍然能夠找到光明的出口。他們的經歷為我的工作注滿燃料，讓工作的熱情持續地燃燒著。

阿芳和阿偉的故事不僅屬於他們自己，也是值得我們每個人參照的故事。他們的勇氣和堅持提醒我們，在生活中的艱難時刻，我們只要能夠互相扶持，無論遇到哪種困難，都能夠在彼此陪伴和愛的力量中找到力量和盼望。「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華看內心。」（撒母耳記上16:7下）人常常只看重外貌或能力，而忽略每個人內在的價值和美麗。我們應該效法神的眼光，一起努力成為那個看到他人獨特價值的人，共同創造一個更有愛和包容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夠被接納、被重視。

盧英傑

香港心理衞生會社區康復學院營運總監

從事社會服務的旅程中，我們常常面對著不同的人生故事。有些故事是悲傷的，充滿了挫折和痛苦；有些則是鼓舞的，充滿了希望和勇氣。作為幫助精神復元人士的社工，我時常與情緒困擾的個案相處，看著他們被病痛折磨，我不時會流下悲傷的眼淚。

我曾經跟進一位獨居長者李先生，第一次遇見李先生的時候，他正受著思覺失調病徵困擾，常常害怕別人進入他的居所，每天生活在惶恐之中。工作中，我成為了李先生的支持者；通過定期探訪，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實務幫助，我努力與他建立信任，並盡力理解他內心的困擾。我見證過他情緒波動和思維混亂的變化，也陪伴他渡過求診醫治的時刻。然而，當我以為李先生已經承受了足夠的痛苦的時候，他得悉居住在內地的兒子因病過世。這個消息對他來說，是巨大的打擊；對我來說，則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陪伴在他身邊，我的心也充滿了悲傷，也多次為他的遭遇流下眼淚。

相信淚水並非出於脆弱，而是出於對服務使用者的關懷。作為工作員，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能與服務對象保持冷靜的專業關係，更重要反而是與他們建立起真摯的連結；與他們一同分享喜樂和悲傷，陪伴他們走過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眼淚不僅是對李先生的痛苦的回應，也表達對這段同行旅程的珍惜。這樣的故事並不罕見，我相信還有許多服務人群的專業人士在工作中也曾流下眼淚，而這些眼淚往往出於他們願意對人承擔的情感。

詩篇第五十六篇8節：「我幾次流離失所，你都親自計數，我的眼淚，你都裝在你的皮袋裡；這都一定記在你的冊上了！」神記錄著我們的眼淚，並且關心我們的苦痛和困境。同樣地，作為助人的專業人員，當我們流下眼淚時，我們也在記錄著那些服務對象的故事和需要。因此，讓我們珍惜這份同行的心意，不論是在社會服務的工作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願意以愛心和同理心對待他人；讓我們不僅成為專業社工，更能成為那些能夠與人同悲同喜的工作員。因為只有真正與人同在，我們才能理解他們的需要，並以更人性化、更專業的方式來陪伴他們面對生命的高低起伏。

盧英傑

香港心理衞生會社區康復學院營運總監

在正常的情況下，外界的刺激通過我們的感覺器官，例如眼睛和耳朵，將信息傳送到腦部，造成感知。至於「幻覺」，便是在沒有外界的刺激下，我們的腦部卻出現感知。例如身邊沒有人的情況下，一個人卻聽到有不同的人在說話，這種情況便是「幻聽」。

幻覺常見於思覺失調患者，但按長者的年紀而言，功能性的思覺失調較為少有。他們出現幻覺的原因很多時都與生理疾病有關係，其中一個常見的情況就是譫妄，意思是長者因為身體的問題導致有精神錯亂的情況；常見的原因包括感染（例如肺炎、尿道炎等等）和外科問題等等。

有一種認知障礙症名為「路易氏體認知障礙症」(Lewy Body Dementia)。在這種認知障礙症中，八成患者會經歷「幻視」，意思是視覺上的幻覺。他們有時會看到不同的小動物或者人在眼前走來走去。這些幻視會令患者感覺到驚恐和害怕。在行為上，他們有些時候甚至會嘗試用不同物件去趕走這些幻視。除了幻視，他們也有認知能力起伏和柏金遜症的症狀。

但是並非所有幻覺都是不正常，有些情況下正常人也會有幻覺。例如有一些入睡前的幻覺(Hypnagogic hallucinations)，可能很多人都曾經經歷過。研究指出，約有七成人曾經經歷過這些入睡前的幻覺。如果是這一類型的幻覺，並不需要接受治療。

有一個跟幻覺很相似的概念，便是「錯覺」。錯覺的意思是，有一個真實的外界刺激出現，但是腦袋卻詮釋為另一件物件。如果長者的視覺或聽覺有障礙，他們較容易產生「錯覺」。例如他們看見一件掛在衣架上的衣服，因為有錯覺，他們可能誤以為有一個人掛在上面。如果長者有認知障礙症，他們產生錯覺的機會亦會增加。如果要減少錯覺發生，可以使用助聽器或適當的眼鏡去減低錯誤接收訊息的機會。

分別幻覺和錯覺，臨床上有其價值。如果是真實的幻覺，可以使用一些抗思覺失調藥物去減低幻覺對病人的影響；但是抗思覺失調藥物對治療錯覺卻沒有明顯的效果。如果懷疑長者有幻覺或者錯覺的問題，便應該盡快求醫診治。

黎智麟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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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三步，退兩步」往往是精神復元人士面對的處境。他們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生命軌跡脫離主流，生活被住院、複診、不穩定就學工作充滿，讓他們落入如窮途的處境。然而，精神復元人士的生命步伐不是沒有希望，這是作為社工的我懷抱的信念。

阿權（化名）因為患上思覺失調，被病徵長期困擾，經歷多次病發，不斷調整藥物份量，效果也不見理想。阿權因而失去許多工作機會，也失去許多人際關係；生活就像「走三步，退兩步」，進展緩慢又不穩定。作為同行者，我透過長時間關懷，陪伴著阿權持續和主診醫生溝通，處理服藥後的反應；同時，也協助阿權尋找兼職工作和學習技能，讓他慢慢找回自信和希望。

阿良（化名）是一位年輕男孩，他的情緒病來自童年時期的創傷經歷。他的生活同樣是「走三步，退兩步」。阿良在童年時期遭受過許多創傷，這些經歷讓他的情緒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由於情緒波動，阿良的學業和人際關係都受到影響，常常缺乏動力和自信，引致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我的社工同事耐心幫助阿良面對過去的創傷，協助他釋放壓抑的情緒；也協助阿良建立情緒管理能力，讓他能夠集中注意力去學習。

「走三步，退兩步」的狀態可能是精神復元人士常常經歷的情況，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出路。作為社會工作者，正正可以通過持續關懷和支援，幫助他們走出困境。與此同時，我們也鼓勵精神復元人士，要相信自己能夠走過人生的艱辛，並且積極面對挑戰。在這個過程中，信仰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持，可以幫助復元人士找到內心的平靜和力量。

聖經羅馬書第五章3至4節提到「不但如此，我們也在患難中歡呼自豪，因為知道患難產生堅忍，堅忍產生經得起考驗的品格，品格產生盼望」，這經文也常常提醒我，在面對個案的處境時，社工千萬不要感到挫折，需要堅持信念。阿權和阿良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人生的步伐走得再緩慢，也不用放棄，應該持續尋找支援；並且相信自己能夠走出困境；相信神的愛，知道在困難和挫折中仍然可以找到出路和盼望。

盧英傑

香港心理衞生會社區康復學院營運總監

「32歲的大明（化名）年青時曾因為誤用冰毒而出現精神錯亂的現象，經過精神科住院治療後痊癒。今年他終於成功完成海外大學課程，尋找工作時要在申請工作表格上填寫藥物誤用和精神健康病史，面對很大的思想矛盾。」

藥物誤用及成癮是美國《精神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V)中的疾患，有關藥物包括嗎啡、咖啡因、大麻、迷幻藥、有機吸入劑、海洛英、鎭靜劑、安眠藥、興奮劑及煙草等。病態賭博則被視為一種成癮行為症候。一般成癮症候都牽涉自制力障礙、社交功能失衡，高風險使用和可能產生成癮生理反應等。2014年美國統計數字顯示，成年人藥物誤用情況嚴重，當中酒精、煙草和軟性藥物，例如大麻、可卡因及安非他命（冰毒）佔多數。青少年人使用違禁藥物數字比例最高，達到27%之多。成癮人士死亡率比正常人口有2至21倍增加，當中非自然死亡率（如自殺、他殺及意外）也比一般死亡率高。再者，藥物誤用及成癮導致巨大社會經濟損失，2015年美國統計數字指出，每年相關經濟損失高達70萬億美元，主要是因為犯罪行為而執法及其司法程序、工作缺勤、醫療衞生等支出，以此計算出來。

大明年青時誤用俗稱「冰毒」的安非他命，引致出現思覺失調徵狀。經歷一段時間藥物治療和接受成癮康復服務，成功斷癮；更可以重投學習並完成大學課程。生活重回正軌時，他卻遇上應否申報其藥物誤用及精神科治療的病史的心理障礙，面臨受到社會標籤的風險。標籤效應是對一些特定個人處境或情況的負面價值投射，它可以影響個人及其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有很多不同精神病患和內科疾病患者都會面對相同的標籤問題。對藥物成癮人士的負面觀感和提供治療時，標籤效應在立法規管過程中、司法制度中的審判及接觸臨床治療的各個層面都可能存在道德風險，可能出現偏差。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公平公正的原則有很大挑戰。

藥物誤用及成癮的治療和復康是一個漫長而困難的歷程，能夠克勝社會標籤效應，往往能帶來及早求助接受診治的效果，是在沒有歧視的環境中痊癒的好處。為藥物誤用及成癮問題消除標籤，有需要分析有關成因，其中往往牽涉對藥物誤用及成癮錯誤理解和判斷。如相信藥物誤用是純自願行為，是個人責任問題；大部分誤用的藥物是違法使用；誤用藥物人士帶有傳染病，是無家者，甚至是罪犯和娼妓；他們與藥駕、家暴、無業、失學和偷竊拉上關係；再者，濫藥行為是負面形象，使人恐懼、厭惡和拒絕。大衆有需要多掌握藥物誤用的醫學資訊，並參與相應舉措，加強對藥物誤用及成癮人士的接納，增加讓他們融入社會的機會。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陳先生是一個長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因為腸道窒徵狀進入醫院外科病房，他堅信自己的腸臟是因為天主美好的安排下，而停止運作，斷言拒絕手術治療的建議。外科醫生遂諮詢精神科醫生意見，處理病者不同意進行手術，這個決定的合理性。」

思覺失調患者間有身體疾病時，拒絕醫生建議進行的各種治療方案。有需要為患者作詳細測試，評估有沒有自決能力，透過有效自決過程的5步曲的檢測，探討病者自決能力是否有損。並非所有思覺失調患者都缺乏自決能力，經過解釋勸導後，他/她們是可以掌握醫療方案的利弊，為自身作出有效的自決。以上出現的道德困境，是一個沒有自決能力的患者，拒絕從其最佳利益出發，甚至是拯救其生命的醫療方案。

不同國家與地區同樣都有合乎法理的安排，讓相關的醫療方案能夠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香港《精神健康條例》在香港法律第136章第IV B部和第IV C部規定可為缺乏自決能力病者安排合適監護人，或在沒有合法授權監護人的情況，有關醫療機構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同意對該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治療。此外，病者在一些國家地區，可以在有充份自決能力期間，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同意進行將來的治療。這一系列法律舉措都是保護没有精神行為能力者能夠接受有效醫療，保障身體健康。

使用強迫手段或隱瞞手法去進行治療，有一定道德倫理問題和是非人道的。強制治療往往都會破壞醫者與病者互信關係，也打擊病者為自己身心健康負上責任的動力，長遠出現治療依從性的問題。精神病患者的自決能力往往會被當時精神狀態影響，如抑鬱症患者會低估治療效用，躁狂症患者因缺乏病識感而逃避治療。要克服道德困境，有需要讓病者透徹了解治療方案，多作心理教育工作，也多了解病者及其照顧者的關注及個人價值取向，建構可行的共識。及時為患者進行促進身體健康的醫療方案，改善精神病患者整體比較正常人口偏低的存活率。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