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兩則新聞報道：

黃大仙發生致命傷人案：鑽石山荷里活廣場2023年6月2日發生嚴重暴力事件，兩名行經商場的女途人被一名不認識的男子斬傷，兩名傷者送院後均告不治。

深水埗發生倫常命案：2023年6月5日深水埗一個唐樓單位內發生命案。案中 五歲、四歲和兩歲的幼童懷疑被印籍母親用枕頭焗死，三女童由救護車送往明愛醫院搶救後不治。

聽到以上報道，心情既沉重，又哀痛！求天父憐憫，親自安慰受傷的家庭。接連發生慘劇，是否告訴我們社會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呢？三年疫情下來，社會安全網完全失衡，更容易出現悲劇爆發點。

其實現在香港社會隱藏了不少問題和危機，包括經濟、家庭、人際、健康方面，處處都是壓力，更充斥著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例如近年「童樂居」(虐兒)事件等，更加劇了社會人士對社福機構的負面看法。本校是服務中度智障兒童的學校，因為學生智力所限，表達自己也有一定困難，故一旦身體出現損傷，家長會擔心是怎樣形成，或會懷疑是其他同學甚至教職員所為，家校矛盾因而產生。近年特殊學校同業也面對不少相類似的困難，因此有學校引入大量閉路電視監察系統，在校園內廣設鏡頭，實行全天候監控。

有傳媒曾報道九龍某小學，因為曾在教員室發生失竊案，於是全校(除洗手間)安裝了數百支鏡頭，包括教員室和班房，在每一個角落裝設。基於尊重和信任，本校的鏡頭不多，只安裝在需要保安監察的校長室、停車場、樓梯、大門、升降機、電腦室、操場和走廊等，共有13支。由於本校課室大都是矮窗設計，其他人行經走廊，可以輕易看到內裡情況，透明度極高，所以不需要在課室裝設閉路電視。

偶爾遇到一些特殊個案，為查明事件，也需要筆者或校董會授權的人士查閱錄像紀錄。查閱錄像紀錄不是一件簡單和愉快的事，要用心神盯著螢光幕，偶一不留神便會錯過所需片段，又要回帶重看。試過一次，因為要連續盯著螢光幕幾小時，眼睛疲倦不堪，還以為自己會因此失明呢！但若最終能證實同事的清白，再辛苦也是值得的。特殊學校的人手比例極高，要在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傷害學生幾近不可能。當然我們也明白家長的疑慮，一切也是為了愛護孩子，深怕他們受到傷害。

說回文首的兩個悲劇。主佑香港！但願香港人多走一步，多關顧鄰舍。我們會問：「誰是我們的鄰舍呢？」現代人的生活往往是充滿傷痛和傷害，也像那遇上強盜的人躺在路邊，等待別人來救援。耶穌基督要我們學習愛有需要的人，作他們的鄰舍，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神要我們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我們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朋友，記著這一條誡命了嗎？

鄰舍

香港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雖然數以萬計，但與本地學生相比，比例仍然屬於甚小。因此，教育局及學校在制定政策及執行措施時，自然以本地學生為主要考慮基礎，此舉實屬無可厚非。

自今個學年開始，所有中五級學生(當然包括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均需前往國內考察。教育局負責所有費用及行程安排，這能讓學生增廣見聞之餘，更能深入了解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的內容，實屬可喜之事。然而，正如文中第一段所述，執行有關計劃時，有些細節難免會忽略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導致不便之處頻頻發生。例如，有些考察團從香港出發，途經珠海再前往澳門；有跨境學生並非香港永久居民，該生前往澳門時「突然」被通知必須攜帶有效期超過九十日的身份證明書(DI)。結果被澳門當局拒絕入境，帶隊老師立即調動人手，與該生留在珠海，訂酒店、編新行程等等。縱使帶來不少煩惱，但老師旨在照顧學生。雖然此乃學生自己的問題，但負責考察的單位已檢查所有學生的證件，並購買保險，考察前卻未發現錯漏。

此外，非華語學生回內地交流時，亦遇到不少困難。在簽證方面，需進行繁複的手續。有關部門需收集多項文件，例如出世紙及父母護照副本等。處理簽證申請時，亦會浮現大量特殊個案，需逐一處理，甚至有些個案繁複到旅行社人員也無法回應該如何處理，更不幸是離出發之期不遠了！

另外，有關簽證之文件多以中文為主，令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難以應付。如果在出發前要預備文件，有老師從旁指引當然沒有問題；但過關時才「突然」被通知要填寫某中文表格，老師一個人要照顧多位非華語學生，便措手不及了。

單次往返內地簽證費約為$500至$1,000，視乎學生國籍而定。由於自行網上預約簽證需學生父母親自出席處理，而父母可能因時間問題或不懂處理而無法協助，學校因此需委託旅行社代辦。報價後才發現每位學生收費介乎$1,600至$2,300，是簽證費的兩至三倍；學生難以支付，亦不願意負擔太高的費用。這些問題都對非華語學生造成不便。幸好老師排除萬難，隨機應變，申請資助，旨在照顧學生。

總之，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在參與國內考察時，縱使遇到不少困難和不便，老師都針對這些問題與相關部門及其家長不斷溝通；盼望能及時解決問題，確保學生能平順地參與國內考察。再次感謝老師從不斤斤計較，旨在照顧學生！

其實計劃的大前提是讓「所有」中五學生參與。正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16節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祝願所有中五同學順利過關，完成考察！

翁港成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陳女士是一位年長獨身的長期抑鬱症患者，對不同的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相當敏感。她的精神科醫生使用說服力，誇讚一種新藥的抗抑鬱功能，並輕輕帶過藥物的潛在副作用。陳女士服用新藥後有理想療效，並對醫生的介紹心存感激。」

精神科藥物硏究始於二十世紀中期，期間發現了提神劑和有效治療精神病的精神科藥物。此等藥物都能影響服用者思想、情緒及行為，其中可分為藥用及非藥用兩大種類。藥用的一般包括抗精神病、抗抑鬱和抗焦慮藥物，非藥用的一般包括常被濫用的藥物，如海洛英、大麻、安非他命和可卡因等。

對於有自決能力的病者，使用藥用精神科藥物，按不同國家和地區規定，他/她們都有接受或拒絕，經解說後同意，甚至選擇藥物和決定在特定病情下服用的權利。對一些間竭性損失自決能力的病者來說，醫者尊重上述有關藥物治療的權利時，都間中會遇上道德困境和挑戰。此外精神病患的診斷在不斷發展，昔日的精神健康問題，今天透過精神科藥理學硏究中找到了實證，使用藥物可達致理想療效。故部分有類似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也趨之若鷔，向醫者要求藥物處方改善精神狀況，同樣也會構成不同道德困境和挑戰。在病者缺乏自決能力時，而精神科藥物治療是唯一可療癒病情並恢復其自決能力的方案，醫者更需要小心評估病者情况，儘可能讓病者參與決定過程；也要檢視藥物治療決定是否以考慮病者最佳利益為先或已淪為社會控制手段。此外，醫者需要掌握並熟習藥物療效資訊，也要清楚了解藥物最新副作用的科學數據，為病者作最佳選擇。

病者與醫者的關係，常常牽涉醫者對病者提供包括藥物治療的種種治療方案。基於考慮病者最佳利益的前提下，醫者都傾向心存善意地行使家長式權威，介紹藥物治療的好處，對病者可能有困難接受的副作用資訊作簡單表述，期望增加病者接納有效治療的機會。處方精神科包括藥物治療的介入方案，有需要減少病者因缺乏知識和病態想像帶來的恐懼，也要考慮增加合作和尊重自決。往往必須為病者提供有關藥物充足及詳細的資料、其作用及可能出現的副作用，並小心評估病者自決能力及自願性，達致共同參與治療決定的效果，保障藥物治療的依從性和成功機率。

盧德臨醫生
前葵涌醫院院長

我有個學生，他的文憑考試各科成績在一所弱勢學校來說，還算不錯。惟英文科成績未達到大學的「入場券」要求，他選擇重讀中六。我因此成為了他的班主任。

在暑假裡，我有機會跟他單獨傾談，我發現這男孩目標清晰，已非常有目標地計劃了往後幾個月的學習安排。他二話不說便問我，我教他的科目於校本評核部分，如何才能取得滿分？我說按他的能力不是沒可能，但要花很多時間和力度，讓他考慮是否一定要追求滿分。況且，他最重要的目的是在短短幾個月內追上英文科成績要求。在和他溝通過程中，我發現他還真有策略。他告訴我，他特意要求學校不讓他進尖子班。因為他認為現在選的班別，英文科老師更願意額外花時間幫助他，同時他在同學的口中了解到，這位老師對公開考試的掌握非常純熟。

放榜那一天，我比自己當年會考放榜還要緊張，前一夜根本沒法好好入睡。大概早上八時左右，班主任可以先看自己班上學生的成績。我第一時間就瞪大眼睛，目標明確地找他的成績結果。他成功了！剎那間，我欣喜若狂，他這次的成績一定能獲得香港三大學錄取！再看看其他同學的成績，大部分人是正常發揮，我鬆了一口氣。學校那幾年，有個推廣學校的宣傳策略，就是放榜當天，學校安排專人擔任攝影師，跟著成績好的目標學生，捕捉他們拿到成績單的那一刻表現或表情；還會為學校的「狀元」拍攝短片，作為宣傳之用。

我步入課室，當天學生每張臉上的表情，我到今天還有些印象。我和另一位班主任知道那一刻無論說甚麼，學生都聽不入耳，還是快快派發成績單吧！學生一個接一個在我們手上接過成績單，頓時課室裡又是尖叫，又是大笑，當中還有人喜極而泣。我們班專用的「攝影師」也應該拍了不少真情流露的照片。我刻意注視著重讀的他，他只是微笑，似乎早已有把握。我走到他的身邊，說了一句：「我有興趣知道你這刻的心情。」他輕輕告訴我：「我不拍片。」我頓時非常驚訝！我不理解，但我尊重他的意願。

同學都走了，我想了解他這個決定的原因。他告訴我，去年放榜日，因為他入大學無望，不少老師都安慰他。可是，一個他認為應該對他表達一點關心的「重點人物」，卻沒有給他關注，他感到被嫌棄了。在徬徨無助的時候，他被忽略了！他一直耿耿於懷，所以他早就打算，即使今天考獲佳績都不會接受錦上添花的祝賀。作為班主任的我，當場花了一些唇舌開導他，但他卻堅持他的看法和感受。

這事情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我們當老師、校長的，很容易在這些重大的日子緊張我們學生的成績表。誠然我們有學校行政的目標，但孩子在困難、苦惱、沮喪的時候，最需要我們關注、安慰和陪伴。為別人錦上添花不難，只需欣喜若狂地分享那份光彩及榮耀，但我們如何做到雪中送炭，能夠如聖經羅馬書第十二章15節所說：「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中國人有句話：「針不刺到肉，不知痛。」作為主的門徒，不論是工作上面對學生，或是在教會裡面對弟兄姊妹落在困難中，我們又能否做到如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26節所說：「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呢？

黃麗婷校長

2023年3月1日，政府宣布解除《口罩令》。我原已預備了一篇講稿，考慮在翌日早會上向全體同學分享這個苦等了三年的好消息；腦海已不斷預演：「各位同學，由於疫情放緩，今後同學無需再佩戴口罩……我們終於可以用真面目示人，大家將有更良好的溝通……」。

萬料不到，當晚，我竟收到來自各方的輔導員、社工、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傳來海量的電郵和訊息，提醒學校要謹慎處理學童在解除《口罩令》後的心理狀況，以及學生的情緒需要。專家們指出，年青人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或會因要展露外貌而感到不安，又或因為與朋輩對佩戴口罩看法不同而感到焦慮；更甚是面對轉變，有些學生會感到壓力或困擾而產生負面情緒。我得出的結論是，佩戴口罩與否，已漸漸與防疫沒有太大關係，取而代之，是學童的心理適應及社交壓力問題。

誠然，在過去三年，我們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全球疫情令我們不得不佩戴口罩，以保護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我也深明疫情縱使放緩，生活漸趨復常，但病毒終究仍未消散，部分市民仍以健康為由而戴上口罩，實在是無可厚非。然而，若果不是為了防疫的原故，而是如那些輔導人員、社工或心理學家所言，是顧慮自我形象，擔心朋輩的意見，因而不敢貿然除下口罩，我就覺得有點惋惜了！

天父賜予我們每一張臉都是獨一無二的。與人溝通時，我們的臉部表情可以將我們的情感、個性和特徵表露無遺。但我們戴上口罩時，面容被隱藏了，我們的情感某程度也被遮掩了，我們的溝通也變得有隔膜。

因此，每當我走到校園較空曠的地方，如走廊和操場時，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我便會主動除下口罩，讓學生見到我的真面目，我要曲線告訴那些擔心自我形象的同學：校長那麼老，也不介意展露外貌，也敢以真面目示人。希望年輕的學生，如非防疫需要，除下口罩，學會坦然面對自己，展現真正的自我。

很多人覺得某人眼大、鼻高，臉尖又窈窕便是漂亮。但如這人自私、沒有責任感，甚至心腸惡毒，便立即變醜了。相反，只要那人心腸好，樂於助人，不諸多計較，無論容貌如何，這便是美了。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7節：「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看到面貌，耶和華看到內心。」在安全的環境下除下口罩，不單面對這個世界，更能面對自己的內心，能更自信地和別人連繫，建立友誼。

翁港成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學校今年推行教師考績制度，張老師需要評核一些科任教師，而其中一位是張老師的好朋友馬老師。在評核的過程中，張老師要填寫一份評估表格，然後與接受評核者會面討論，再將表格交給校長。張老師認為馬老師某幾方面表現不濟，在評估表中他應該如實填報。但馬老師曾向張老師說：『我們是好朋友，我想你也不會評我太差吧！』張老師不知如何是好。」

以上只是一個虛構的個案，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然而，學校每年都會為同事進行考績。究竟如何發揮考績制度的功能，達到它的預設目的？又如何防止制度被濫用或製造不良辦公室文化？這是創建和守護制度的人必須思考的問題。

很多公司和機構利用考績制度成為衡工量值的工具，以衡量續約、加薪、花紅、升職等待遇，上司的評價舉足輕重。然而，在學校可以是不一樣的，考績可以是發掘同事的強項長處，加以肯定；同時又查找進步空間，釐定目標，化為行動。當然，考績在衡工量值與查找發展方向的兩個功能上並非相生相剋，反之應該是相輔相成的；考績制度應該包含這兩方面功能，只是輕重有別；倘若學校考績多強調發展性功能，則可減低制度被濫用的情況。

誠然，以考績制度衡工量值也有其必要性。評價老師的工作表現必須有客觀標準，而非憑評核者主觀感受而籠統評定；同事手執這些標準也可知道何謂優良，何謂差劣，被評價時也知道評核準則。然而，若評核者只在考績工具上打分數，沒有具體評語，會使被評核者茫無頭緒，不知評分的立足點。所以，評核者必須透過日常觀察與合作，積累對受評者的了解。以上述個案為例，張老師認為馬老師某幾方面表現不濟，不應只在考績過程在評估表中表達，而是日常合作中已提醒指點同事，讓他知悉自己的弱點，而加以改善。

考績制度要發揮它的發展性功能，必須從考績工具著手。以往考績工具大多數由上司填寫，猶如老師給學生的成績表一般。考績工具如能加上被評核者上年度訂定的計劃達成狀況、受評者的自評、反思、下一年度計劃及實踐策略，再由評核者評價，才真正發揮到考績制度的發展性功能。再以馬老師和張老師為例，若在日常合作中，張老師已點出馬老師在工作上須加以改善之處，而馬老師在考績工具上又能自我反思並且訂定改善策略，那麼考績會面就來得更有建設性了。

有人認為成功的領袖必須表現卓越；依我看來，能協助下屬表現卓越，才算得上一位成功的領袖。

鄭建德校長

滙基書院（東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