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的時候，我讀過《盲人摸象》這成語故事。故事講述，古代一位國王下令大臣召集一群盲人來摸大象；待他們摸完之後，國王便問每個盲人大象是甚麼模樣？當然，大家的答案不一致。由於每個人各自摸到大象身體的不同部位，對大象的模樣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想像。有人說大象長得像石頭，又有人說大象長得像大木柱。其實他們都是摸到大象，但卻不能正確地形容大象的全貌。

我從事精神康復服務，致力推廣精神健康教育，但深深地感受到市民大眾對精神復元人士的認識甚至比不上盲人摸象；起碼摸象者還真是親身觸摸過大象身體某一部分。如果我們隨便問一位路過的行人，他對精神復元人士有甚麼看法？答案可能是「生人勿近、計時炸彈、瘋言瘋語、隨時復發，或有暴力傾向……」其實他們大多數沒有真正的接觸，腦海的印象只是來自新聞報道或電影中的故事人物。或者大多數人在某些場合遇見復元人士，一般只是認識復元人士某一個面向。或許，有些較為開放的市民會認為復元人士病愈後，理應和常人沒有多大分別。但再問他們是否願意和復元人士成為同事或朋友？他們又會突然間猶豫起來，總是像有說不出的恐懼一般。其實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恐懼源於未知的將來，就像一個人獨自在不熟識的漆黑街頭行走，總是害怕在陰暗角落隱藏著危險。

我服務的機構也有培訓精神健康服務的義工，不少有心的市民抱著服務弱勢社群的態度參與其中。對初次接觸精神復元人士的義工來說，在開始的時候，或多或少抱著嘗試及懷疑的態度；直至他們完成基本的義工和精神健康相關知識培訓後，在信心和態度上才會變得更加正面，而真正的改變卻在他們真正接觸復元人士後才發生。通過彼此溝通和了解每個人的故事之後，義工們明白到復元人士不像他們原先所想，要別人遷就和扶助。反之，復元人士一樣有他們的能力，甚至有很多值得義工學習的地方。

《盲人摸象》比喻以偏概全，不了解真相。羅馬書第十二章16節提醒我們：「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氣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你願意設身處地，多為復元人士著想，以謙卑的態度重新認識他們，使香港成為一個更和諧共融的社會嗎？

程志剛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

我從事精神康復服務工作多年，每每在收到傳媒的電話的時候，都有不會是好事的感覺。最近一次的突發來電，正是關乎荷里活廣場的精神事故慘案。關乎精神病患者傷人的案件真是一宗也不願意見到。可是現實中，服務再好也難以保證日後不會再有類似的不幸事件發生；就如駕駛者醉駕傷人的意外一樣，再嚴厲的管制和罰則也不能使醉駕的案件完全消失。然而，有所不同是市民大眾不會推論至所有司機都是馬路上的殺手，但一旦發生與精神病患者相關連的事故，「計時炸彈」這四個字的形容詞會頻頻出現在傳媒的報道和網絡的貼文上，引起市民大眾對復元人士產生無謂的恐慌；繼而對他們歧視和排斥。

過往多年來，除了為精神復元人士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外，精神健康教育同是我和團隊的工作重點。香港推行精神健康教育已經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政府及社福機構均希望減少社會對精神病患「污名化」的現象。在是次荷里活廣場事件後，我和同事先後接受多間傳媒訪問，當中包括傳統報章、網媒、新聞社、電台和電視台等，歸納媒體的焦點多圍繞著資源是否足夠、醫療與社福接軌與及問責等話題，卻鮮有關心到公眾教育和共融社會的重要。坦白說，沒有接納復元人士的社會氛圍，再好再完善的醫療和社會服務也不能真正幫助復元人士重投社會。正因如此，公眾教育在我的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我常常說，公眾教育的工作往往是行三步退兩步，就如十宗的顧客讚賞也抵不住一宗投訴的破壞。同樣地，一宗的不幸事件加上不完全客觀的報道，足以使多年公眾教育的成果倒退十年。要建立一個共融的社會，公眾教育實在是細水長流的必要工作。

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曾經指出，平均每七位港人便有一位曾經歷過精神疾病；而需要接受醫管局治療的精神病患者人數由2011/12年度約18.7萬人，增加至2020/21年度逾27.1萬人，十年來的增幅逾四成（註）。大家自己或身邊可能有親人或朋友是精神病復元人士。易地而處，將心比己；如果幫助別人，只要給予他們多一點接納、多一點支持便可，為何不願意付出呢？耶穌說了愛神是最重要的誡命，第二就是「要愛鄰人如同自己」（馬太福音22:36-39）。

程志剛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

註：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column/article/3407184/從數字看香港精神健康

從事精神康復服務多年，我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日常工作是為精神復元人士提供個案及社區支援服務。每一個復元人士的生命也反映著背後一個艱難的故事。他們往往生活在幽暗的角落，但卻與大家和我一樣，渴望有一束光照進他們的世界，能讓他們看見未來和希望。

在我的個案中，黃婆婆是其中一位，她長年患上抑鬱症，情緒本來已經變得低落；近年更經歷丈夫和兒子先後過身，至親的離逝更是雪上加霜，令其病情未能穩定下來。黃婆婆現在就只能獨個兒面對孤獨的生活，每天也是一個人吃飯，過時過節的歡樂再沒有她的份兒，喜怒哀樂也只得由她一人獨自面對。

我每次探訪完她，都有一份感慨。面談的一小時裡，或許能夠聽聽黃婆婆的心聲，暫時紓緩她內心的寂寞和感受。但是我離開之後呢？黃婆婆的日子又會如何？有誰可以在她最悲傷的時候去支援她？又有誰可以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去安慰她？每每一想到這裡，心裡總有一份說不出的感覺；希望自己能為她再做多一些，讓她有所盼望。

梁先生是我另一位案主，自從他不幸遇上工傷意外後，他的生活起了巨大的變化，令他自此需要依靠輪椅代步；加上長期腰痛和失眠，使他變得退縮和不願意接觸社區，更令他的情緒逐漸陷入低谷。梁先生對於自己的不幸遭遇仍然未能接受，常常感到不公平和憤怒，想法也越來越負面；對自己及他人也充滿懷疑和抱怨，甚至動不動便以投訴解決自己的不滿。

我每次探訪梁先生前都會對自己說「要好好預備」，生怕他對我和服務會有甚麼不滿而抗拒我。感恩我有主耶穌看顧，有聖經的教導成為我的導引，也提醒我要有更多耐性，因為相信每一次的探訪，也是為主作工的機會。我們會用包容和盼望的態度回應案主的申訴，讓有如驚弓之鳥的靈魂能夠得著平安。無論作為一名基督徒或一名小小的社工，我與梁先生相處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期望能讓他知道，這世界仍有美好的恩典，他身邊仍有關心他的人。

對我來說，作為一位信耶穌的社工，社會工作已不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使命，是在工作上實踐信仰的機會。在日常的日子，每當遇上個案有難以解決的需要時，除了運用自己的工作知識外，我還可以為他們禱告，成為他們的「守望者」；讓自己在幫助復元人士的路上能為他們重塑希望，我與他們都不致孤單。

盧英傑

香港心理衞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