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我的社工課程後，我便開始在為精神復元人士而設的中途宿舍工作；經過大約三年多時間，我便轉投支援社區精神復元人士的服務。雖然工作性質有些不同，但服務的對象仍然是復元人士，而我每天都會去探訪居於沙田、大埔的服務使用者。其中有一位女士，對於已工作了差不多十九年的我來說，實在印象深刻。

「淑」(化名)女士患有抑鬱症，與她的外孫及兒子同住，有不一樣的過去和辛酸。她曾經濫用毒品，沉淪毒海超過二十年，更因非法藏有毒品及用作轉售而被判入獄多年。出獄之後，她發現家庭狀況已變得更混亂。她的女兒生下外孫後，便一走了之；她的小兒子又因有天生的腳部問題，走路時不能平衡身體。對她來說，這是多一重負擔，但她沒有絲毫怨言，反而默默地獨力支撐整個家庭的經濟。她彷彿在補償，因為作為母親，過去她卻未有負上責任。

我每次探訪她時，她總會訴說一幕幕新的生活挑戰。無論是小兒子於學校被同學欺凌、外孫出現身體問題，還是她自己因日漸年長而要面對的種種身體毛病。然而她對著我表達的不是埋怨、不是問『為何』，而是在交談間經過抒發情緒，便冷靜下來細想生活上的挑戰。她每每能謙卑地領受天父給她的學習，一切的問題反而倒過來讓她活出對所信靠的主的信心，重新得力前行。

後來，她報讀了基督教神學課程，有志投身於監獄更生人士的事工；期望能身體力行，走進監獄中傳遞信仰，改變生命。雖然我作為她的社工，好像是她的引領者，但實際上，她的生命、她的生活、她的信心反而讓我有更多學習及反思。縱然她在生活上有大大小小的困難及挑戰，但是憑著信，她卻可以表現出不一樣的生活態度。她能努力面對過去，也能努力迎向將來，不但幫到自己成長，更讓心靈富足起來，也能以自己的經歷，讓生命影響生命。這一份信念是由她的信仰帶給她的。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1節這樣說：「信心就是所盼望之事的實體，是還看不見之事的明證。」因著信能活出信心的生活及不一樣的生命見證。「淑」女士就是這樣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服務使用者，也教我要在生活中「活出信」。

余健新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主任

於多年的工作中，我常常與服務使用者及同事分享，作為社工，需以柔和謙卑的心作服務使用者手上的「行山杖」，陪伴他們走過高山低谷，一同在山谷蹲著哭泣，一同在高處歡呼。從沒有想過，在工作間，我也可找到自己的「行山杖」，成為被祝福的一位。

大女兒在母胎已被確診患有先天性心漏，於懷孕週期第三十三週出生，並在嬰兒深切治療部留醫三個多月。我接受了這帶有矛盾的「開心」。女兒完成心臟手術後，終於可以回家和我們一家團聚。怎料半年多後，小妮子因為呼吸及進食問題須再一次入住兒科深切治療部，又要進入長期住院的漫長歲月。在七個月的時間裡，醫生為她開了氣管造口及胃造口，以舒緩她的病情……作為父母，真是萬般無奈！

我仍然每天努力地工作，到放工後便會到醫院陪伴女兒至夜深。面對著女兒的狀況，一次又一次感到無力及孤單；有時在親朋的密集式關心之下，覺得無力回覆，更甚是不想理會。社工何嘗不是一個普通人？同樣需要空間和適切的安慰。當下我只能禱告倚靠神，並從聖經的經文中獲得安慰和平安的感覺。因為我知道祂與我同在，祂的杖、祂的竿都安慰著我。

感恩上司與同事們不時以代禱、短訊、慰問卡、中午飯聚和小禮物的形式為我打氣，令我重新振作。同事們知道說話未必是適合我的關心方式，便簡單地拍拍我的肩膊以示關心；此刻更勝千言萬語。當我需要在醫院留守時，同事立即借出充氣地蓆，讓我可藉此獲得較佳的休息；當收到大家的慰問卡，卡內的窩心問候及精美插畫令我感到被愛的溫暖。

作為一位社工，總是習慣去關懷他人；原來反過來被自己的服務對象(會員)關懷，那種感覺更貼心。當會員知道我女兒的情況，總會給我簡單的問候；而最令我深刻是，有一位患有思覺失調的會員表示，他不懂祈禱，但想為我女兒代禱，祈求她早日康復。深知一向不善表達的他，向我作出如此這般的關懷是困難的事，所以這份同行感，確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雖經歷這一段艱難的時間，感恩在工作的服務中心內有各人與我同行，陪伴我走過人生低谷。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處於低谷的日子，我自己經歷過後，更容易同理別人的苦難；而有過有伴同行的感覺，讓我日後能更適切地和服務使用者同行。

聖經哥林多後書第一章4節記載使徒保羅說：「神在我們的一切患難裡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夠用從他領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裡的人」。

趙展榮

香港心理衞生會服務經理

我從事精神康復服務工作多年，每每在收到傳媒的電話的時候，都有不會是好事的感覺。最近一次的突發來電，正是關乎荷里活廣場的精神事故慘案。關乎精神病患者傷人的案件真是一宗也不願意見到。可是現實中，服務再好也難以保證日後不會再有類似的不幸事件發生；就如駕駛者醉駕傷人的意外一樣，再嚴厲的管制和罰則也不能使醉駕的案件完全消失。然而，有所不同是市民大眾不會推論至所有司機都是馬路上的殺手，但一旦發生與精神病患者相關連的事故，「計時炸彈」這四個字的形容詞會頻頻出現在傳媒的報道和網絡的貼文上，引起市民大眾對復元人士產生無謂的恐慌；繼而對他們歧視和排斥。

過往多年來，除了為精神復元人士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外，精神健康教育同是我和團隊的工作重點。香港推行精神健康教育已經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政府及社福機構均希望減少社會對精神病患「污名化」的現象。在是次荷里活廣場事件後，我和同事先後接受多間傳媒訪問，當中包括傳統報章、網媒、新聞社、電台和電視台等，歸納媒體的焦點多圍繞著資源是否足夠、醫療與社福接軌與及問責等話題，卻鮮有關心到公眾教育和共融社會的重要。坦白說，沒有接納復元人士的社會氛圍，再好再完善的醫療和社會服務也不能真正幫助復元人士重投社會。正因如此，公眾教育在我的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我常常說，公眾教育的工作往往是行三步退兩步，就如十宗的顧客讚賞也抵不住一宗投訴的破壞。同樣地，一宗的不幸事件加上不完全客觀的報道，足以使多年公眾教育的成果倒退十年。要建立一個共融的社會，公眾教育實在是細水長流的必要工作。

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曾經指出，平均每七位港人便有一位曾經歷過精神疾病；而需要接受醫管局治療的精神病患者人數由2011/12年度約18.7萬人，增加至2020/21年度逾27.1萬人，十年來的增幅逾四成（註）。大家自己或身邊可能有親人或朋友是精神病復元人士。易地而處，將心比己；如果幫助別人，只要給予他們多一點接納、多一點支持便可，為何不願意付出呢？耶穌說了愛神是最重要的誡命，第二就是「要愛鄰人如同自己」（馬太福音22:36-39）。

程志剛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

註：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column/article/3407184/從數字看香港精神健康

從事精神康復服務多年，我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日常工作是為精神復元人士提供個案及社區支援服務。每一個復元人士的生命也反映著背後一個艱難的故事。他們往往生活在幽暗的角落，但卻與大家和我一樣，渴望有一束光照進他們的世界，能讓他們看見未來和希望。

在我的個案中，黃婆婆是其中一位，她長年患上抑鬱症，情緒本來已經變得低落；近年更經歷丈夫和兒子先後過身，至親的離逝更是雪上加霜，令其病情未能穩定下來。黃婆婆現在就只能獨個兒面對孤獨的生活，每天也是一個人吃飯，過時過節的歡樂再沒有她的份兒，喜怒哀樂也只得由她一人獨自面對。

我每次探訪完她，都有一份感慨。面談的一小時裡，或許能夠聽聽黃婆婆的心聲，暫時紓緩她內心的寂寞和感受。但是我離開之後呢？黃婆婆的日子又會如何？有誰可以在她最悲傷的時候去支援她？又有誰可以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去安慰她？每每一想到這裡，心裡總有一份說不出的感覺；希望自己能為她再做多一些，讓她有所盼望。

梁先生是我另一位案主，自從他不幸遇上工傷意外後，他的生活起了巨大的變化，令他自此需要依靠輪椅代步；加上長期腰痛和失眠，使他變得退縮和不願意接觸社區，更令他的情緒逐漸陷入低谷。梁先生對於自己的不幸遭遇仍然未能接受，常常感到不公平和憤怒，想法也越來越負面；對自己及他人也充滿懷疑和抱怨，甚至動不動便以投訴解決自己的不滿。

我每次探訪梁先生前都會對自己說「要好好預備」，生怕他對我和服務會有甚麼不滿而抗拒我。感恩我有主耶穌看顧，有聖經的教導成為我的導引，也提醒我要有更多耐性，因為相信每一次的探訪，也是為主作工的機會。我們會用包容和盼望的態度回應案主的申訴，讓有如驚弓之鳥的靈魂能夠得著平安。無論作為一名基督徒或一名小小的社工，我與梁先生相處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期望能讓他知道，這世界仍有美好的恩典，他身邊仍有關心他的人。

對我來說，作為一位信耶穌的社工，社會工作已不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使命，是在工作上實踐信仰的機會。在日常的日子，每當遇上個案有難以解決的需要時，除了運用自己的工作知識外，我還可以為他們禱告，成為他們的「守望者」；讓自己在幫助復元人士的路上能為他們重塑希望，我與他們都不致孤單。

盧英傑

香港心理衞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