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玲(化名)東歪西倒，終於抵達湛江的夫家，只求見丈夫最後一面；然而，她被拒於門外。翁姑對她惡言相向，怒斥她「自私，貪戀香港的浮華，不理子女及丈夫的死活，不配做阿華(化名)的妻子……」此外，他們告訴她，阿華的遺體已火化，骨灰已被安置妥當。如今，他們既與她恩斷義絕，就互不相干，著阿玲不要再打擾他們。阿玲無奈之下，憤然離開了湛江。

七年過去，十歲的兒子、九歲的女兒和阿玲已定居香港。抹片報告把潛藏在阿玲心底黑洞裡的悲慟再次翻出來。或許，喪夫的哀慟可暫且擱置，但那段存放在腦海的控訴：「自私，貪戀浮華，不理子女及丈夫死活的不祥人。」歷久常新。最可悲莫過於這無稽的責難竟變成阿玲多年來自責、愧疚和鬱結的源頭。連同今天的複述，阿玲已第三次向輔導員表達內心不能原諒自己的愧疚和鬱結。輔導員還是安靜並真摯地傾聽阿玲，待她盡情宣洩情結之後，輔導員才輕柔地向她一一轉述以下生活實況的守則。

「阿玲，記得那次你和兒女去桂林遊玩嗎？當飛機正要升空之際，機艙服務員說了甚麼有關機艙安全及求生的守則呢？」阿玲的眼神仍是一片模糊與悵惘。輔導員歇了一歇，再清晰地說：「他們不是說『若遇上緊急的情況，先為自己戴好氧氣罩，然後才為同行有需要人士（如小童或長者）戴上氧氣罩』嗎？」說罷，只見阿玲揚起眉毛、瞪大眼睛，身體向前傾，緊緊地擁抱著輔導員不放。良久，她才放開雙臂，淚如泉湧地說：「多謝你！多謝你！你為我解開了這個多年的死結。多謝你！」輔導員故作不解，請阿玲講述那是怎樣的結，又是如何被解開？

此時此刻，阿玲的眼眸發出前所未見的光亮。她娓娓道出：「原來我並不是如他們所講的那麼自私。回想起來，若果我當時沒有『戴好自己的氧氣罩』，我並沒有回香港完成我的化療，我怎能活下來照顧我的子女呢？丈夫是末期肝癌，那是死定了。就算我放棄治療我的癌症，就算我留在深圳日夜對著丈夫，他還是要死！如果我並沒有硬著頭皮死命地撐，我哪有治癒的機會？今天，我的子女才不致於失去爸爸後，同時也失去我。就是因為我為自己『先戴上了氧氣罩』，然後也隨即為他們戴上了。對於丈夫，我真是有些虧欠，但我決不是自私、貪戀浮華、置丈夫與子女不顧啊！」

感謝主，阿玲的心結解開了！作為醫護的你和我，在協助病人及其家屬之先，我們是否已經「扣好自己的安全帶、戴好自己的氧氣罩」呢？在生死教育的範疇裡，你解不開，又是怎樣的心結呢？

劉佩玲/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

踏出腫瘤科診所的阿玲(化名)並沒有因為磁力共振報告所帶來的喜訊而露出笑顏。她拖著疲乏的身軀，好不容易走到輔導中心。育有一子一女的她才三十來歲，臉上的憂慮卻叫她比五十歲以外的婦女還要蒼老。今回，已是阿玲第三次前來見哀傷輔導員。

阿玲年少時母親改嫁，她輾轉從湖南移居香港。由於她與後父相處困難，阿玲中三輟學後便獨個兒到深圳，找到了一份賴以維生的工廠工作。她安頓在深圳以後，遇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阿華(化名)。阿華是由湛江派到深圳工作的倉務見習員，他父母是湛江的大戶人家。縱使阿華與阿玲情意相投，阿華的父母卻不接納二人的婚姻。最終，他倆在欠缺雙方家長祝福與認同下結婚，並隨即育有一子一女。某年，兩人的幼女還不到一歲，阿華確診患有末期肝癌，而腫瘤已初步擴散。夫婦二人用盡一切積蓄求醫，到了「乾糧財盡」的境地，阿華只好舉家回湛江投靠父母。誰知經此一病，阿華的父母認定阿玲為「不祥人」。他們瞞著兒子，巧思計謀哄騙阿玲及兩小孩踏出家門。自此，不讓她們回家，並勒令阿華與妻子離婚。阿華見妻子久久未回，心裡有定數；於是求助兒時好友。在好友的安排下，阿華逃離家門，立即與妻兒會合，並匆匆返回深圳。回深圳後，阿玲只得每天南下香港任酒樓侍應，兩子女只能交給骨瘦如柴、膚黃腹脹的丈夫獨力照顧。

某天，阿玲被工友們發現昏倒在任職的酒樓更衣室裡，她抵達醫院不久，便立即被送往手術室進行子宮切除手術。讓阿玲最痛並不是腹部的傷口，而是住院幾天之後回到深圳家裡，看見臥床的丈夫及身體非常骯髒的子女，孩子們還不停叫「肚子餓」。四星期過去，阿玲開始返回香港接受化療，如同上班般早出晚歸，穿梭於深圳和醫院的化療中心。有一回，她嘔吐得很厲害，血小板及白血球指數已到非留院不可的地步；她只好致電丈夫，如實告訴他需多留在港數天，好作醫務觀察及治療。一星期過去，阿玲回到深圳居所，只見自己的母親陪同兩子女在吃飯。按母親所說，阿華自知時日不多，不願繼續連累妻子；於是他致電親兄，要求兄長帶他回湛江終老。幾天前，他已經返抵湛江的父家了。阿玲二話不說，出門訂購翌晚前往湛江的火車票。可惜，當天晚上，阿玲接到阿華兒時好友從湛江傳來的噩耗，阿華已在當日黃昏時分離開世界。(待續)

劉佩玲/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

上文提到，阿敏(化名)漸漸感到與丈夫阿輝(化名)那相互依存的關係已抵達不能逆轉的狀態；而隨著身體衰敗，阿輝整個人變得飄忽難料，讓妻子無從觸碰……

阿輝的體力與精神已較化療前下滑許多了，對睡眠的渴求也隨之增加，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妻子的依賴減輕。相反，正因他的關注焦點已單純地內轉以自我及身體為中心，服藥、更衣、梳洗、如廁等等都全然坐望妻子協助；也變得極不耐煩與急躁，對妻子的疲勞與感受不加理會。最糟還是於夜闌人靜之際，喚醒疲累不堪的妻子，時而要求她與他分析患癌以來每次求診並接受治療的利弊；時而要求她於網絡上替他搜尋化療藥物資料。可憐的阿敏明知醫生已為丈夫作出終止化療的決定，可恨仍未有勇氣如實相告。

她為了持守婚盟承諾，竭力避免讓丈夫感到被放棄而墮入無望的孤單，只好抵著疲累和淚水陪伴在側，重申與丈夫共同進退對抗癌魔。唯丈夫再次入睡後，她才面對真正的渴求與感受：從夫婦倆起初持守求生的希望，到自己不得已放棄希望；從原先與丈夫坦誠地分析或溝通病情，到如今無言相對；從昔日夫婦二人並肩打拼、共同承擔，到孤身應戰……她心底裡，何等渴望丈夫能像昔日般與自己在言語及心智上溝通及精神上連繫？即或溝通的話題已轉成關乎處理後事或死亡的議題，也總算共命同處、共苦同行啊！

洋洋淚水每天滾，但淚水過後日子還得撐下去。只是除肩負日益繁重的照顧責任外，阿敏更要承受快將喪夫的心情。深知丈夫離世日子近了，雙方理應相互珍惜當下共處時光；然而，隨著丈夫的體能和心智耗損，清醒的時間減少，夫婦的心靈已無法通達了。縱然阿輝在照顧身體之上對妻子仍有極高的依賴，但他對妻子情深的呼喚已無法回應。一次又一次，阿敏深深地體會到絕望與無奈，眼前的丈夫已經離開她很遠很遠。雖說正在經歷身心衰亡的人是阿輝，但精神仿佛已死，身體還苦苦活著的人卻是阿敏自己。這種生不如死的感覺讓阿敏的內心不停地控訴：為甚麼守在瀕死床邊的人不是丈夫而是她！混雜了愛與絕望的綑綁，承擔與逃避的心緒交纏，令阿敏的身心靈已感到全面累倒。漸漸地，她離開丈夫病床邊的時間拉長了，透過把弄手機打發時間的次數增多了。從有愛無悔的盡心照顧，演變成煩憂帶怨的責務感。阿敏為對丈夫的照顧與陪伴經歷了負質變的虧欠而深感愧疚！

作為普羅大眾的我們，慣常將床邊照顧與陪伴視為家庭倫理的規範性義務。我們可曾想過，當關係處於遠近交錯的恩、怨、情、仇之中，即便是最親密的親屬（如子女、配偶、父母、兄弟姊妹）也無法於病床邊照顧呢？多年來與經歷臨終處境的家庭同行，筆者深深體會到：走到臨終照顧與陪伴瀕死者的位置，除部分靠賴角色關係受責感和義務感之外，還涉及往昔和現在的生命經歷，與及相方相互共在的承擔和分享能力呢！

倘若他日於病床邊，我們再次遇到驟眼看似「不在乎、不孝、不敬」且人在心不在的來訪者時，願我們暫且放下「久病床前……」的先見；再以一顆清心，懇求聖靈帶領，讓自己多一分體諒、多一點謙卑，然後虛心地想想：自己當下可為他們造就些甚麼呢？願神祝福這份「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心志。

劉佩玲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

病室裡教人最不願見到：來訪者非但與病者沒任何言語、眼目或身體上的互動，且還遠距離地站在床腳邊，藉與同行探訪者閒聊、看手機、閱報刊，甚或去離病床數米外的電視機前打發時間。其實病室可供親朋探病的時間極有限，為甚麼來訪者還要浪費時間呢？相若的情境如發生在寧養病房，更教人心酸！為甚麼人類總是白白地放棄每個可讓自己珍惜的好機會呢？

人類打從呱呱墜地開始，無不依賴他者照顧及供養而存活下來。雖說群居是人類的習性，但群居共活背後本質基礎除建構於血緣關係外，也建立在相互的互惠根基上。就如儒學以直系血親為軸，把中華民族的世間倫理延伸並建構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理想根基，正顯露出「相互」作為常規倫理操守關鍵的可能性。可是，每當其中一方有身心靈偏差（如叛逆、離異、危疾），至彼此無法持守相互的關係時，常規倫理的局限就被無情地揭露出來。原來相伴同行本來就非一廂情願可達成，更何況危病床邊的照顧或陪伴呢？

已過銀婚周年紀念的阿敏與阿輝(化名)是旁人眼中恩愛夫妻的典範。六星期前，阿輝因癌腫不治過身。當眾人都說身為病床邊的照顧陪伴者阿敏對丈夫的照顧已遠超鞠躬盡瘁的體現，她卻極愧疚，直言自己提供的照護不是質的延續，是負向的質變。從阿輝被診斷出肝癌，要接受手術、化療，直到無法繼續治療而進入「寧養病房」後過世的過程裡，阿敏不惜拋下一切社會角色，只求專心一意守在丈夫身旁。這主觀質變的心路歷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自阿輝被確診肝癌開始，外科醫生對治療的可能性極不樂觀；然而，還未屆退休年齡的夫婦不甘放棄求醫機會，他們商討後定意不管付出任何金錢與代價，也會尋求積極的癌腫治療。阿敏旋即放下工作及閒來在娘家侍母的散務，決意與丈夫同心共命戰勝癌腫。從「無飯」賢妻，至學習買菜、熬湯、做飯，轉為家庭「煮」婦；從處處受保護的內子，突然變成丈夫的照顧者、對外的發言人；從原先不善理財，急躍而成為財務把關決策者；夫婦二人的相互依存關係卻瞬間急劇轉變。

兩人定意相互持守共構彼此的未來，不論生活有多難耐，阿敏無怨無悔地一一承受。及至手術後第七個星期，阿輝完成兩回化療後出現嚴重嘔吐、腹瀉、失禁、口腔潰損、體溫失調、貧血，癌指數躍升、血小板與電解質失衡等徵狀，至令身體各項機能每況愈下，漸漸喪失自我照顧能力，一切起居活動並日常生活照料全依賴妻子。此時，阿敏一方面肩承必需而無止境的照顧工作，另一方面亦要耗費心力與醫護人員溝通，學習處理及改善丈夫當前的體能狀況。此外，還要按丈夫的意願於絕不能透露其患癌的前提下，跟夫家家人聯繫。莫說要儲備精神氣力應對驟變的突發處境，就連自己是否身心疲累、進食有時、睡眠足夠，阿敏也顧不上。

最致命的傷痛是阿敏漸漸感到與丈夫那相互依存的關係已抵達不能逆轉的狀態。隨著身體衰敗，阿輝彷彿全然墮入獨自建構的國度裡；他不善社交互動，定意向老父母隱瞞病情，足不出戶且極其內向。雖然主診醫生已清楚闡明化療的針藥無助於他體內癌腫擴散，阿輝仍單方面認為醫生只是建議他暫停劑藥。向來善辯並喜歡分析的他，每遇大小事急需決策時，總借意逃避；整個人變得飄忽難料，讓妻子無從觸碰。(待續)

劉佩玲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

平常人一般未去到某個年齡或某種境況，不會關注年老或死亡。患有「良性陣發性位置性眩暈」的筆者，去年曾因突發性眩暈，在台北的夜市街頭被一輛同向開動的電動單車擦身撞倒。縱然幸免被尾隨的車輛輾過而逃一死劫，但滿身傷痕與瘀腫。原來死亡是那麼近。

「死亡」是哲學領域裡一個至為重要的課題。叔本華（Schopenhauer）曾說過：「沒有死亡，人類就難以哲學化。」縱使存在主義學派的沙特（Sartre）認為，「死亡」突顯了生命悖謬，並使人生變得毫無意義；然而，他總要承認，倘若人人生而平等，最明顯的平等莫過於「人人終必死亡」這個事實。

從受孕至出生，人的「生」可算是偶然，但人的「死」卻是必然。正因為每個人都要經歷死亡，人生根本就如海德格爾（Heidegger）所說，是「邁向死亡的存在」。只是，生與死並非單向的漸進過程；不論我們是否喜歡或接受，死亡並非只展現於生命的盡頭。其實，我們每天延續的全是「伴隨死亡的生命」。死亡其實就是吊詭地貫穿並交織在我們每個個體的每刻存活之中。正因如此，與其說死亡是「可怕的威脅」，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命中帶有「高度提示功能的挑戰」更合宜。因為「死亡」的要義就在於時刻提醒我們「生命的脆弱與有限性」。既然生命的長短（除自殺）是人類不能控制，我們應如何把握這脆弱與短暫的人生活在當下，以真誠真摯的心態為自己的人生作出大大小小恰如其分的抉擇，讓自己不枉此生？若「死亡」不期而至，我們又應如何面對這重創、超越死亡，如何把那屬於自己的生命及尊嚴維持到底呢？

筆者回到下榻的酒店，歇力地嘗試跪地作感恩禱告。始發現「跪拜神」雖是「理所當然」，卻非「想當然」能實行的事。當下，筆者連忙為自己一生作簡單回顧；猛然醒覺，要是自己當場枉死，那五句善別要道出的心底話，豈不就無從傳達？想到這裡，筆者定意在四張明信片上分別寫上「我愛你」、「多謝你」、「請原諒我」、「我寬恕了你」等字句；囑咐同行友人翌日替筆者到郵局寄給父母、兄弟姊妹、同儕及「死對頭」等人。同行的友人白了我一眼，揶揄我：「你豈不是小題大作？還要嚇到別人神經緊張！」人都盡可能避免想及或談論死亡，或許只有這樣，普羅大眾才不至產生各種神經衰弱的現象。筆者回港後親自把明信片交到各人手上。　　

看到「我愛你」、「多謝你」、「請原諒我」、「我寬恕了你」等字句，妹妹笑問：「姐，你轉死性？」「死性」教我分秒必爭行事盡忠負責；「死性」更讓我趁機說教：「在考試、求職或履職之前，我們例必努力作充份準備；然而要順利通過「死亡」這人生最大考驗，我們卻草率了事！」妹回贈：「姐，我原諒你，我更愛你。」

死亡真是離生命不遠，唯有參透死亡沒有人可替代及不能逆轉，我們才能紮紮實實地生活，迎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與挑戰。只有深知死亡真義的人才有勇氣和智慧去承擔一切痛苦、掙扎與責任，從而讓自己活得更有尊嚴。至於那五句話中的最後一句「再見」，筆者就懇切地求告上帝：「主若願意，請容我能在身心虛弱、生命走到盡頭之際，仍能把生命之光燃燒到最後，並以最人性化的道別方式向世界宣告自己一生無悔，且會在天家等候與各親友相見。」願這禱告的內涵也成為不少瀕死者最真摯動人的亮麗宣告。

劉佩玲(HKN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