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蠅效應》(The Housefly Effect)是行為科學家布魯克(Eva van den Broek)及廣告人海爾(Tim den Heijer)合著的一本書籍，關於人類日常生活之中的奇特表現，在2024年翻譯為英文。書名下的副標題「如何藉『助推』*心理學來駕馭你的日常行為」。作者在書中以一些相當輕鬆的問題吸引讀者，例如「家中的蒼蠅如何節省數百萬歐羅？」或「賭場的佈局如何令人繼續賭博下去？」這本書一開首，作者就指出，在不少男廁裡面的小便斗(又稱「尿兜」)之中若貼上一枚畫有一隻蒼蠅的貼紙，真是可以減少80%男士把尿液射出「尿兜」之外的現象。

由此可見，行為心理學能夠用相當簡單的方法「助推」（引導及改變）人類的行為，這樣帶出看似微不足道的改變，卻能夠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作者們指出，不少廣告專家就是利用這些人類的自然行為獲得利益。例如超級市場的貨架擺貨次序會影響顧客的購買決策；其他方面，包括馬路中「斑馬線」的設計如何影響路人步行速度；菜單的安排如何牽引客人的點餐決定等等。當中有比較嚴肅的例子，例如沒有真正特效藥物成分而有助治療的「安慰劑」；刻意在捐贈器官的表格上只提供「同意」或「不同意」的選項，能夠減少填表者猶豫並提升捐贈決定率。

既然「蒼蠅效應」早已存在，便可以善加運用來增加成功機會。不過也要小心，不能濫用，要符合法律及道德原則；否則，也會對個人及社會造成傷害。

聖經也記載了不少上主藉著各種方式對人的行為加上屬靈的「助推」，例如在舊約聖經創世記第十二章1至4節，上主呼召亞伯拉罕離開家鄉去不知名的地方；到了新約時期，較為明顯的例子是耶穌的門徒腓利被感動，在路上挨近埃塞俄比亞太監的車輛，向太監解釋聖經經文的意思，並給他施洗，歸向基督（使徒行傳8: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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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理論(nudge)是一個概念，所指的是人類總不能夠做出最具理性效用的決定及表現。因此可以藉著對環境的適應性加以設計，從而正面影響個人或群體的行為和決策。

根據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20年發表的報告指出，對於未來（預計2030年）戰爭估算(war predictions)將會基於以下四大範圍之內發生：

一、反恐怖主義(counter-terrorism)

二、灰色地帶的衝突(gray-zone conflicts)

三、非對等戰爭(asymmetrical fights)

四、高端戰爭(high-end fights)

至於，有可能開戰的地區，主要是三處：印度太平洋、歐洲及中東地區。雖然印度太平洋區域危險性最大，但最有可能發生戰爭是中東地區。這是由於以下因素：

一、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及恐怖組織繼續是美國的頭號敵人；

二、中國增長的影響非常可能影響美國的盟友與中國的靠攏關係；

三、美國對歐洲的傳統盟友海外影響力之決心及能力很可能下降。

引致美國出戰的四個較為突出的情勢有下列幾點：

一、美國以制裁代替武力的能力，會隨著本身及盟國的經濟衰退而減弱。

二、亞洲、歐洲及中東的國家軍事強人崛起，令美國的制衡減弱而增加衝突誘因。

三、由於美國的抗衡者更進取而觸及美國盟友的紅線，美國要面對參戰或放棄盟友的選擇。

四、其他外在力量出現，例如意外及疏忽引致衝突升級、氣候轉變危機、爭取稀有資源衝突，在在會製造衝突。

因此，「蘭德公司」建議美國進行以下事情：

一、投資與擴大作戰能力，在海外安放不同遠近射程導彈；

二、投資於精準軍事，避免因平民傷亡而產生的法律及政治行為；

三、各軍事分支要增強戰爭資訊能力，特別是灰色地帶的行動；

四、由於人工智能的發展，軍隊要投資於自動化。

新約聖經中，耶穌說了一個比喻有關戰爭的評估：「一個王去和別的王交戰，哪有不先坐下想想，能否用一萬兵去迎戰那領兩萬來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該趁對方距離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路加福音1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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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效應」(Dragonfly effect)指在社交媒體及數位傳播中，由於某些訊息或行動非常迅速地擴散，因而引起廣泛影響的現象。採用「蜻蜓」作為名稱，是由於這種昆蟲能在空中非常靈活、優美地飛行，也是唯一一種生物發動牠的四個翅膀便可以隨時飛向任何方向，能夠充分象徵訊息的流傳能力。

在2010年，史丹福大學研究生商學院的Jennifer Aaker及Andy Smith合著了一本名為The Dragonfly Effect的書。書中解釋，很多時候透過社交媒體的協助，無須花很多金錢便已能夠成功令社會達到「快、有效、有力」的改變。作者指出，蜻蜓的四塊翅膀代表著四種重要技巧：

一、專注目標(Focus your goal)：一位史丹福大學畢業生Bhatia發現患上血癌後得到朋友協助，在各種社交媒體尋找適合捐贈骨髓的人。結果他找到合適骨髓，得到醫治。除此之外，他成功在全美國推動骨髓移植運動。

二、抓緊注意(Grab attention)：在2009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尋找一個與年輕消費者連結起來的方法。結果透過網絡宣傳「快樂汽水機」廣告，成功吸引及感動了很多青年人。

三、致力參與(Engage)：2008年奧巴馬(Barack Obama)成功競選為美國總統。有人認為，是全憑他那個容易使用的網頁‘MyBO’(My.BarackObama.com)，幫助並鼓勵了無數基層人士主動參與及支持他的競選活動。

四、採取行動(Take action)：Alex Scott自小患上腦癌，四歲的時候，決定賣檸檬水來籌款幫助其他患癌症的兒童。她初時在家前院向路人及鄰居推銷50美仙一杯的檸檬水，漸漸籌到兩千美元。她把目標提升到1百萬美元，而這壯舉被社交媒體傳開去。她不單達到籌款目標，更導致全美國、加拿大出現同樣用以籌款的檸檬水站。

聖經沒有提及蜻蜓這種靈活的昆蟲，但有提及靈巧的動物。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十章16節，耶穌教導門徒要「機警如蛇、純潔如鴿」。由此可見，除了機靈以外，內心的動機更必須合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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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冬天，美國氣象學及數學家羅倫茲(Edward Lorenz)在第二次計算空氣流動的數學之時，為節省資源，不像第一次直接從頭做起，而是由中段開始做；結果發現這次計算出來的數據與第一次完全不同，在精準度上有些落差。他在以後的論文及演講中，藉著海鷗翅膀扇動的動作來演繹氣象變化。在1972年，他更以帶有詩意的蝴蝶作比喻「若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引發一個月後在美國德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在1993年，他更將「一件小事可以有很大影響」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定義為動力系統狀態的微小變化，將導致後續的超級狀態，與原本可能演變的狀態有很大分別。不過，有追溯者認為，「蝴蝶效應」實在源於較早前（1952年）由Ray Bradbury撰寫的短篇故事A Sound of Thunder，內容探討一隻已死去的蝴蝶如何對未來有重大影響。

按現時流行的「混沌理論」(Chaos theory)(註)，「蝴蝶效應」著重敏感倚賴「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的情況，因為當中「非線性系統」(Nonlinear system)的一小改變，日後可以產生巨大分別。

至於心理健康方面，在有關個人成長的‘Grouport’網頁(grouporttherapy.com)指出，「蝴蝶效應」提醒讀者看似微小的決定、習慣或經驗，能夠深刻地影響個人的情緒健康及整體的生活質素。故此，要留意及實行一些看似平常的活動，例如運動、睡眠習慣、靜觀練習、社交聯繫及善心舉動。另外，利用這效應來定立可成就的計劃，並要忍耐及堅持；要慶祝少少的成功，以及與相熟朋友及家人建立健康的社交網絡。

這「蝴蝶效應」的吸引力被不少電影加入劇情當中，例如1990年電影《夏灣拿》Havana，男主角羅拔烈福(Robert Redford)說過：「一隻蝴蝶在中國一朵花上拍翼，可以導致加勒比海出現颱風！」又例如在1993年的《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電影，劇中的Ian Malcolm博士解釋園中史前生物的進展的時候，也說：「一隻蝴蝶在北京及中央公園拍翼，你會得到雨水而不是陽光。」

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一章1至5節介紹宇宙的起源，起初是相當混沌：「起初，神創造天地。大地荒涼，渺無生息，深淵上面一片黑暗，神的靈在水面上方盤旋。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見光很美好！神把光暗分開，神稱光為『晝』；黑暗，他稱為『夜』。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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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混沌理論」是一種兼具側性思考與量化分析的方式，探討動態系統中無法用簡單數據關係，而須倚賴連續數據關係才能加以解釋及預測的行為。

「溫水煮蛙」故事內容就是把一隻青蛙放進冷水或溫水中，然後慢慢把水加熱。由於慢慢升溫而令青蛙察覺不到水溫變化，到牠發覺水溫太高甚至有生命危險的時候，已經被煮死了。這稱為「煮蛙效應」(boiling frog effect)。假如一開始便把青蛙放進沸水，牠會即時意識到危險，便立刻跳出來保存生命。這故事很多時被運用來告誡人，要小心察看周邊環境的變化，並要敏捷地作出相應的預防工作或適當的反應，避免落得悲慘下場；如故事中的青蛙不知不覺被煮死。

「煮蛙效應」可以被人應用在不同的處境之中，包括政治、經濟、環境方面。在環境保護方面，明顯的例子便是「溫室效應」。由於氣溫變化起初從較溫和開始，及後才逐漸加強；很多國家政府及人民為了本身利益及其他考慮，並未嚴肅處理環境污染問題，更不會投放資源去做預防工作。環保專家因此預言不久的將來，情況會嚴重到再不能夠逆轉了。

在政治方面，西班牙女政治家及歐盟委員Iratxe Perez曾在Politico網頁（2022年9月30日）發表意見，認為歐盟中某些國家（例如波蘭及匈牙利，甚至意大利及瑞典）的民主價值逐漸衰退。由於民主制度溶氧極端，有益政黨可以參選及獲勝，結果導致他們在掌權後運用權力壓抑自由、控制資訊及迫害批評者，對民主法則導致不可控制的破壞。也有不少政治家，刻意利用這種「煮蛙效應」來引導國民（甚至誤導世界）接受自己的不客觀、不理性、危及別人的政策。

至於經濟方面，美國道瓊斯公司的Barron’s雜誌資深作者Lauren Foster在2023年6月23日的專文中，引述美國著名金融機構「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之策略師意見，解釋「美聯儲」過去連續不斷加息會帶來「溫水煮蛙」的風險。

舊約聖經出埃及記記載了埃及出現過的「十災」，也可算是展現了「溫水煮蛙」效應（第七至十二章）。由於災難初期沒有殺傷力，只是慢慢加劇，法老王因此輕看嚴重性而再三反口，不准許為埃及人做苦工的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假若他及早知道將有殺長子的災禍（第十災），恐怕他早就放行了。此外，「撒但」(魔鬼的名稱)不斷用各種方法（包括這種「溫水煮蛙」心理）引誘信徒在不知不覺中墮落。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撒但重覆借用聖經經文誤導耶穌去犯罪（馬太福音第四章1-11節、路加福音第四章1-13節）。不過，耶穌熟悉聖經，沒有被誤導去犯罪，反而用聖經經文的正確意思擊退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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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動物學的研究指，「溫水煮蛙」並不真實。首先，青蛙在水溫上升至某一熱度便會跳出來；另外，如果把青蛙直接放進沸水，它只會喪命而沒有能力跳出去。

「不明確性效應」(Ambiguity effect)是指一個人在決策時，傾向選擇已經知道清楚（或較為清楚）將會可能發生的選項，放棄未明確的事項。這效應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及政治活動家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1961年提出。一個基本的示範就是在一個袋裡放進30粒紅白黑三種顏色的波子，當中10粒確定是紅色；接著邀請實驗參與者在抽出一粒波子之前，選擇A（若抽中紅色便有$100）或是B（若是黑色便有$100）。結果大部分人選擇A而不是B，即使其餘波子可能大部分是黑色。這是因為選擇A而獲獎的機會是已知的三分一，但選擇B的中獎機會卻是未知之數。

在社會最常見的實際例子，乃是向銀行貸款買房屋的時候。大部分申請人選擇「定息」的安排，而不接受「浮動利率」的選項，即使後者看來比較省錢。這是由於他們對於「浮動利率」的不確定性（即是利率可高可低）沒有信心，擔憂日後還款利率大增，以致應付不來。

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擔任美國總統，讓世界各國感到焦慮。這是由於他的作風及政治決定充滿不確定性及隨時變更，令其他人很難猜測他下一步怎樣做，不肯定對自己有利或有害。故此，不少國家領袖需要作出多手準備，以應付美國發出的總統新行政策略及政治決定。

有人認為除了「死亡」以外，世上很難有絕對確定的事。英國著名統計學家David Spiegelhalter在2025年出版一本書The Art of Uncertainty，教讀者如何面對影響不確定性的四大因素：機會(chance)、無知(ignorance)、風險(risk)與運氣(luck)，以及這些背後的「或然率」(probability)。因此，我們需要擁抱這些不確定性，但無需憂慮各樣後果的可能性，反而尋找有韌力及有彈性的應對方法。不過在面對不確定性問題時，也可以先找尋合適的資料，包括問題的優點和缺點、害處與好處。此外更要接受這些資料的有限性，分別出那些可以或不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結論。

聖經有不少人的人生充滿著不確定性，比較明顯的例子乃是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三十七章起所記載的人物「約瑟」。他自小便失去了親生母親，因父親溺愛他而引起兄長嫉妒，把他賣到埃及地，使他前路茫茫。後來，他憑著智慧與能力擔任護衛長的管家。可惜，他被主母性引誘不遂，而被誣告入獄，前途看似無望；但又憑著他解夢的天分，得到法老王欣賞並封他為宰相。在豐收及饑荒的年代，他更能積穀防飢，不單令埃及富強起來，更間接救了自己父家，並且與父兄們重聚及一起生活。按聖經的記載（創世記第四十五章4至15節），約瑟對他的人生各種不確定性，從沒有發過怨言，似乎也沒有甚麼焦慮，反而以智慧能力面對困難。他更認定所有的經歷，乃是上主最好的安排。

麥基恩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經文：「你們不可偷竊，不可欺騙，不可彼此說謊。」(利未記19:11《新譯本》)

文：麥基恩博士（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有不少人討論過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否一個騙子或「大話精」？因其所說的話很多與事實不符。另一方面，他的謊話太容易被其他人（無須是專家或高知識分子）識穿，並不像一個有經驗或成熟的騙子。

「欺騙」這種手段所指的是刻意讓人相信不真實的消息或事情，不論是大小、好壞的事。其實這現象自古已有，歷史上爾虞我詐的事件多得很，不論種族、年紀、職業或其他等級分別。只是政治家及知名人士的欺騙行為會被傳媒大肆報道而廣為人知。其實絕大部分人都相當誠實，只是偶爾也會出現欺騙他人的行為。有研究指出，甚至動物也互相欺騙，例如：在實驗中，猩猩會靜悄悄偷取香蕉，刻意不讓其他同伴看到。

心理學家Bella DePaulo博士發現很多人一天平均說兩次謊話。若果一個人跟三個人面對面說話的時候，會平均向一個人說謊。

不過也有些人說話不假思索，信口開河，實在有可能說出很多不符事實的個人意見，但沒有企圖欺騙他人的動機；這只是希望把個人感受告訴他人的行為，甚至是有些誇張地表現自己；嚴格來說，這是更多傾向反映個人性格或精神狀況，不能算作欺騙。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人習慣性說謊，無論是大小或好壞的事情，也不說真話，但是沒有不良動機故意去欺騙他人。這種頗為強迫性的表現，精神醫學上稱為「病態說謊者」(pathological lier)。

至於謊話的內容，確是有性別差異。有分析指出，女性說謊，多是使人感覺愉快些；男性卻會藉著謊話來提升自己的聲譽。在網絡約會之中，男性大多會誤導對方，誇大自己的資產數量及隱藏約會目的；而女性則會較常報錯自己的體重及年齡。

為何「大話」這麼普遍呢？

這可能因為每個人本能需要信任他人。Tim Levine教授解說，人類社群間需要一個「誠實」「互信」的基礎。假若凡事（從親友關係到社會管治）互不相信，生活會非常困難。故此，當一個似是而非的欺騙故事出現，容易傾向被他人接納。此外，當一個人在情愛當中，是很容易受對方欺騙。假若一位女性已投入一段戀情的時候，很容易看不見（應該是不願看見）對方的不良動機及謊話。這可以解釋「網上情騙」受害者多為女性的因由。當然，說謊者的謊話往往有所期望，甚至想得益。美國電視紅人Oprah Winfrey曾經積極推介一位作家James Frey從吸毒犯罪深淵改變過來的自傳。後來，被人發現故事是誇張地虛構出來。雖然她直斥其非，但作者已經從中獲取了名聲及很大的經濟收益。

為何Winfrey這名人也會受騙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故事的內容深得她欣賞。Robert Feldman解說，假若謊言令受騙者感覺良好、符合其意識形態，或者會帶來很高的回報，其警覺性及抗拒性將會大大降低。反過來，假若與其思想感覺不同的話，大多數人不會刻意針對它的錯誤而矯正反駁，多數人會不加理會，任由謊話發展下去。不少金融欺騙事件，例如：著名的「雷曼事件」引發世界經濟災難，也與華爾街金融家Bernie Madoff非常吸引之投資回報計劃有關。另外，近日有一宗跨國詐騙事件，涉及一名居於澳洲19歲香港青年，犯罪集團以「涉嫌犯罪」一類話術詐騙，利用恐懼心理脅迫受害人配合騙取金錢。

另一方面，謊話若出自名人之口，也容易使人囫圇吞棗地接受。近年經常有人利用著名藝人的照片於網絡上騙財。近來，本港也有人被「假明星父女」騙財，還不願接受被騙的事實。對於這些盲目接受謊話（或假新聞）的人，有研究指出，就算告知事實真相，也沒有實際長遠的效用。

說謊話的利弊

一般來說，欺騙的心理是損人利己。說謊的人希望藉著謊話令自己看來更好，增加自我形象或避免尷尬及逃避譴責。但是也有一些人說謊是為別人設想，就如託辭家人有事，禮貌地推卻別人的約會，免得對方尷尬，這是很常用的做法。醫生對一位非常情緒化的病人隱瞞其癌症病情，以免病人有尋死行為，也是可以理解。一般來說，雖然這些善意的謊言能短暫地達到目的，但是實際上，依然會失信他人，破壞關係。

如何察覺對方是騙子呢？

事實上並不容易察覺，就算很聰明的人也會受騙。有人認為，可以觀察對方的行為動作，例如：當對方不敢望著自己，又或緊閉嘴唇，或者手腳略為震盪，便是不誠實的表現了。可是研究指出，這非語言的行為並不準確，而且有經驗的騙徒更懂作出相反的表現。比較可信的觀察就是對方的說話較為含糊、沒有實證或支吾以對，可以作為說謊話的佐證。

犯罪學家用測謊機來研究罪犯的口供的可信性，只可以作為參考證據。另一方面，功能性的大腦掃描（看某些部分的活動情況）會較準確辨認當事人的思維心態。不過，真正專業犯罪的人往往測不到。

比較實用的方法是對別人的說話採取一種「批判性懷疑」心態。對於較為重要的議題，從不同途徑去尋找真相，包括用理性去審視及問清楚事實，同時衡量對方的可信任程度；並且考慮相信了這事情之後，對方及自己的各種得失。

聖經有不少關於欺騙的故事，同時有很多批判欺騙行為的經文。單單在舊約聖經箴言已有一些句子提醒，例如：在第十二章5節：「義人的籌算是公平，惡人的計謀卻是詭詐。」在第十九章9節：「作假見證的必難免受懲罰；吐出謊言的終必滅亡。」以及第二十章17節：「欺騙得來的食物，人總覺得甘甜；事後他的口必充滿沙石。」

市面偶然發生了一件事，雖然實質造成的傷害並不嚴重，但卻引起民眾激烈不滿的反應。假若當局處理不妥善，會引致更嚴重及長遠的批評指責，甚至各種抗議和索償行為。

究其原因，可運用著名的「憤慨因素」(outrage factor)來理性分析。這「憤慨因素」出現在美國風險管理專家桑德曼(Peter M Sandman)的著名方程式之中：風險(risk)=危險(hazard)+憤慨(outrage)。

假若一件事情的「危險」性高，而大眾的「憤慨」程度偏低，通常不會出現嚴重「風險」。即使是「危險」性低，若然「憤慨」程度高的話，仍會出現過度反應的「風險」。桑德曼指出，就是因為這「憤慨因素」，2004年當美國發生了一單「瘋牛症」(mad-cow disease)處理不當的事件後，便引起全美國禁食牛肉的風潮。

近日一個相似例子，便是位於新界皇后山的屋苑發生食水污染問題。雖然政府以科學精神澄清食水絕對安全，但由於居民對政府的遲緩反應表現得相當「憤慨」，加上傳媒的報道，這看似「危險」性低的事便被演化成新聞大事。

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列維特(Steven Lewitt)及杜布納(Stephen Dubner)在其名著《怪誕經濟學》(Freakanomics)書中引用類似心理感覺來解釋美國社會一些看似不理性的現象。他們以泳池相對槍枝的安全性為例證，指出在社區內，若家長知道某同學家中有槍枝的話，便會阻止子女到這家活動，但會鼓勵子女到有游泳池的同學家中玩耍。根據兒童死亡的數據顯示，美國兒童在泳池溺斃的機會是11,000分之一，而死於意外槍傷的則只有一百萬分之一。作者指出，當年美國有六百萬家庭有泳池，每年約有550名十歲以下兒童溺斃，而有175名兒童死於槍下。作者們解釋這不單是恐懼死亡的心態，因為每個人肯定知道遲早會死去，最主要問題是死亡機會的「緊急性」(imminence)。若在短時間內死亡，相對於日後才發生的情況，恐懼的心理會更明顯。故此，美國國會同意花更多政府資源來防止發生率低但可隨時出現的恐怖襲擊；反而投放較少金錢來預防發病死亡率高且影響龐大人口的心臟病。原因是這致命的疾病在相對長時間之內，缺乏「緊急性」。另一個相關因素是可「控制性」(controllable)*（註）。由於一般政治家認為預防恐怖襲擊屬於可控範圍，而心臟病發死亡的預防措施（例如禁售薯條）並非實際可控，故此對付恐怖襲擊（比心臟病）仍有優先條件。當然人民對於恐怖襲擊出現而產生桑德曼所說的「憤慨因素」，相比心臟病發死亡，也肯定高出很多倍。

舊約聖經士師記第十九至二十章記載了以色列族中利未支派一位背夫行淫之妾，在丈夫把她從娘家接回家途中，慘被便雅憫支派的人性虐待至死的事件。這少數人的罪行引起了整個以色列族人非常「憤慨」的情緒，要帶兵向便雅憫支派問罪。唯緝兇不果，因而爆發多場激戰，導致雙方死傷慘重，差不多把便雅憫支派的男丁滅盡。

麥基恩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註：同樣理由可以解釋為何一般人懼怕乘坐飛機多於其他交通工具。由於大部分人認為汽車意外是可控的，誤以為飛機的意外是不可控。即使美國的數據指出，每年汽車交通意外死亡人數遠遠高出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