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確性效應」(Ambiguity effect)是指一個人在決策時，傾向選擇已經知道清楚（或較為清楚）將會可能發生的選項，放棄未明確的事項。這效應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及政治活動家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1961年提出。一個基本的示範就是在一個袋裡放進30粒紅白黑三種顏色的波子，當中10粒確定是紅色；接著邀請實驗參與者在抽出一粒波子之前，選擇A（若抽中紅色便有$100）或是B（若是黑色便有$100）。結果大部分人選擇A而不是B，即使其餘波子可能大部分是黑色。這是因為選擇A而獲獎的機會是已知的三分一，但選擇B的中獎機會卻是未知之數。

在社會最常見的實際例子，乃是向銀行貸款買房屋的時候。大部分申請人選擇「定息」的安排，而不接受「浮動利率」的選項，即使後者看來比較省錢。這是由於他們對於「浮動利率」的不確定性（即是利率可高可低）沒有信心，擔憂日後還款利率大增，以致應付不來。

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擔任美國總統，讓世界各國感到焦慮。這是由於他的作風及政治決定充滿不確定性及隨時變更，令其他人很難猜測他下一步怎樣做，不肯定對自己有利或有害。故此，不少國家領袖需要作出多手準備，以應付美國發出的總統新行政策略及政治決定。

有人認為除了「死亡」以外，世上很難有絕對確定的事。英國著名統計學家David Spiegelhalter在2025年出版一本書The Art of Uncertainty，教讀者如何面對影響不確定性的四大因素：機會(chance)、無知(ignorance)、風險(risk)與運氣(luck)，以及這些背後的「或然率」(probability)。因此，我們需要擁抱這些不確定性，但無需憂慮各樣後果的可能性，反而尋找有韌力及有彈性的應對方法。不過在面對不確定性問題時，也可以先找尋合適的資料，包括問題的優點和缺點、害處與好處。此外更要接受這些資料的有限性，分別出那些可以或不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結論。

聖經有不少人的人生充滿著不確定性，比較明顯的例子乃是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三十七章起所記載的人物「約瑟」。他自小便失去了親生母親，因父親溺愛他而引起兄長嫉妒，把他賣到埃及地，使他前路茫茫。後來，他憑著智慧與能力擔任護衛長的管家。可惜，他被主母性引誘不遂，而被誣告入獄，前途看似無望；但又憑著他解夢的天分，得到法老王欣賞並封他為宰相。在豐收及饑荒的年代，他更能積穀防飢，不單令埃及富強起來，更間接救了自己父家，並且與父兄們重聚及一起生活。按聖經的記載（創世記第四十五章4至15節），約瑟對他的人生各種不確定性，從沒有發過怨言，似乎也沒有甚麼焦慮，反而以智慧能力面對困難。他更認定所有的經歷，乃是上主最好的安排。

麥基恩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義務總幹事

市面偶然發生了一件事，雖然實質造成的傷害並不嚴重，但卻引起民眾激烈不滿的反應。假若當局處理不妥善，會引致更嚴重及長遠的批評指責，甚至各種抗議和索償行為。

究其原因，可運用著名的「憤慨因素」(outrage factor)來理性分析。這「憤慨因素」出現在美國風險管理專家桑德曼(Peter M Sandman)的著名方程式之中：風險(risk)=危險(hazard)+憤慨(outrage)。

假若一件事情的「危險」性高，而大眾的「憤慨」程度偏低，通常不會出現嚴重「風險」。即使是「危險」性低，若然「憤慨」程度高的話，仍會出現過度反應的「風險」。桑德曼指出，就是因為這「憤慨因素」，2004年當美國發生了一單「瘋牛症」(mad-cow disease)處理不當的事件後，便引起全美國禁食牛肉的風潮。

近日一個相似例子，便是位於新界皇后山的屋苑發生食水污染問題。雖然政府以科學精神澄清食水絕對安全，但由於居民對政府的遲緩反應表現得相當「憤慨」，加上傳媒的報道，這看似「危險」性低的事便被演化成新聞大事。

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列維特(Steven Lewitt)及杜布納(Stephen Dubner)在其名著《怪誕經濟學》(Freakanomics)書中引用類似心理感覺來解釋美國社會一些看似不理性的現象。他們以泳池相對槍枝的安全性為例證，指出在社區內，若家長知道某同學家中有槍枝的話，便會阻止子女到這家活動，但會鼓勵子女到有游泳池的同學家中玩耍。根據兒童死亡的數據顯示，美國兒童在泳池溺斃的機會是11,000分之一，而死於意外槍傷的則只有一百萬分之一。作者指出，當年美國有六百萬家庭有泳池，每年約有550名十歲以下兒童溺斃，而有175名兒童死於槍下。作者們解釋這不單是恐懼死亡的心態，因為每個人肯定知道遲早會死去，最主要問題是死亡機會的「緊急性」(imminence)。若在短時間內死亡，相對於日後才發生的情況，恐懼的心理會更明顯。故此，美國國會同意花更多政府資源來防止發生率低但可隨時出現的恐怖襲擊；反而投放較少金錢來預防發病死亡率高且影響龐大人口的心臟病。原因是這致命的疾病在相對長時間之內，缺乏「緊急性」。另一個相關因素是可「控制性」(controllable)*（註）。由於一般政治家認為預防恐怖襲擊屬於可控範圍，而心臟病發死亡的預防措施（例如禁售薯條）並非實際可控，故此對付恐怖襲擊（比心臟病）仍有優先條件。當然人民對於恐怖襲擊出現而產生桑德曼所說的「憤慨因素」，相比心臟病發死亡，也肯定高出很多倍。

舊約聖經士師記第十九至二十章記載了以色列族中利未支派一位背夫行淫之妾，在丈夫把她從娘家接回家途中，慘被便雅憫支派的人性虐待至死的事件。這少數人的罪行引起了整個以色列族人非常「憤慨」的情緒，要帶兵向便雅憫支派問罪。唯緝兇不果，因而爆發多場激戰，導致雙方死傷慘重，差不多把便雅憫支派的男丁滅盡。

麥基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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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同樣理由可以解釋為何一般人懼怕乘坐飛機多於其他交通工具。由於大部分人認為汽車意外是可控的，誤以為飛機的意外是不可控。即使美國的數據指出，每年汽車交通意外死亡人數遠遠高出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