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病人當中，十居其九有睡眠問題，而最常見的是遲遲不能入睡，即使入睡了，也覺得整晚在做夢，好像沒有睡過一樣。可是，當問到睡不著時他們怎麼辨，答案差不多都是一樣：「滑手機」，無聊地瀏覽社交網站和看看短片。再了解清楚一點，有部分病人在未有情緒問題之前，已經有這個睡前的壞習慣了。

人類發明電燈後，我們的作息時間開始改變，夜間也可以有社交活動和娛樂。更甚的是，自從電子通訊產品和社交平台普及和變成必需後，這個娛樂伸展到深夜，並且也可以獨自在床上繼續。我們的入睡時間愈推愈後，睡眠時間比較二十世紀時縮短了一個鐘。大自然的陽光與我們體內放出「褪黑激素」的規律也經常變得混亂。

早在2014年，荷蘭的一位學者（Kroese)觀察到一個睡眠不足的現象﹕「睡前拖延」（Bedtime procrastination)，就是有些人在沒有甚麼必要的理由之下，將睡眠時間推遲。有些年輕人缺乏自律，打機或是上網到深夜，變了晚睡晚起，甚至日夜顛倒，這個情況在世界各地經常見。但是，原來有許多不同年齡的女士們也有這個壞習慣，在睡前忙於看社交網站或「煲劇」到零晨二三點。近年來，西方傳媒也採納了香港人常用的「報復性」詞彙去形容這現象，叫「報復性熬夜」(Revenge bedtime procrastination)。為何叫報復呢？因為在大都會社會裡，我們慣了每天工作繁忙和上班時間長，回家後便很想有自己個人時間(“Me”time)去補償一下，故在深夜裡，便不願意放過可以獨自在影像世界裡遊走的機會。

然而，這樣子會導致睡眠不足和質素下降，後來更引致習慣性失眠和情緒問題。在起初，大家都以為自己有自主權去掌握個人時間，但在後期變成失去控制作息時間的能力。亦有個想法，就是她們遲遲不想放下手機，原因是在床上久久不能睡著，於是便期望熬到最累的一刻就能幫助自己快快入睡。

其實，睡前拖延可能會換來短暫的輕鬆，但對於上班一族，必然帶來睡眠不足，後果是出現多種身心毛病：(1)集中精神和記憶能力下降；(2)焦慮及抑鬱情緒；(3)體重、血壓和血糖水平容易上升；(4)免疫力下降。千萬不要像張國榮的一首歌《無心睡眠》歌詞所言，去到「腦交戰」！

部分人的睡前拖延壞習慣是與自我控制能力問題有關，下定決心跟著以下方法去注重睡眠衞生：

上床睡覺前

20分鐘先寫下明天要處理的事情在紙上，然後關掉手機和電腦；

20分鐘梳洗，包括享受個溫水浴；

20分鐘坐在床邊，盡量製造一個寧靜、漆黑和涼爽的環境，然後全神貫注，慢慢地深呼吸，直到有倦意才上床睡覺。若然過了半小時還睡不著，不要在床上輾轉反側而掙扎，嘗試起床看實體書和再深呼吸。

鍾維壽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上世紀六十年代，有研究思覺失調的學者Brown & Rutter找到一些出人意外的結果：有些出院後回家與家人同住的病人，理應得到多些照顧和支援，但結果是，相比到院舍暫住或獨居的出院病人，在某些情況下復發和再入院的比率竟然較高！進一步的研究更指出，如果照顧者或家人有不健康的情緒表達(Expressed emotions)，例如說話包含敵意(Hostility)、充滿批評的評語(Critical comments)和過度的情感投入(Emotional over-involvement)，會不利於病人的康復。記得在某天，一位近40歲的男病人，媽媽帶他來覆診。甫入門，病人向我點一點頭，還未坐下，他的媽媽便用高聲和「肉緊」的指示病人：「仲唔同鄺醫生講早晨？」病人以無奈的眼神望了媽媽一眼，跟著就閉口不言，全程由媽媽代答代問。對應這個現象，除了心理教育，使照顧者明白和察覺到自己有不良情緒表達的問題，也得慢慢矯正他們對病人說話的字眼、內容和語氣。在有些特別困難的個案，暫時的減少親密接觸的措施，例如入住中途宿舍，參加日間醫院的活動，既可減少照顧者的負擔，也容許多一點個人空間，促進康復的進程。

思覺失調基本上是腦部疾病，由於腦部局部的神經傳遞物質(Neurotransmitters)運作失調而引發，所以針對性的藥物治療是最關鍵的。雖然其他的介入方法和治療也很重要，但藥物治療是基石(Bedrock of all treatments)。有人嘗試不使用藥物，在較嚴重的病例中是行不通的。話說回來，思覺失調症的照料是一個又闊又深的課題，不能在此短短交代。在概念上全面的照料包括「治療」(Treatment)、「復康」(Rehabilitation)和「復元」(Recovery) 三個層次。「治療」主要是透過適當的藥物，改正腦部內的失調，當患者的病徵，例如妄信和幻覺消除了，或者嚴重程度減輕後，患者才可能有足夠的精神能力接受輔導，學習更有效的方法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Better coping strategies)，又得改善「病識感」(Insight)，明白藥物治療的功效，更穩定的食藥。有些病人服用藥物仍未能百份百清除病徵，例如還有幻聽的騷擾，便要考慮「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psychosis)，減少患者受幻覺的影響，可以過接近正常的生活。

思覺失調的患者如有明顯的陰性病徵，便需要接受復康活動訓練，鍛鍊腦筋及意志力，重新建立已受損的生活能力，例如工作的習慣、與人相處的基本技巧。近年先進國家興起了「復元」這概念(Recovery practice)，信念是患者除了消除各種病徵和因病而產生的障礙，他們仍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復元」包括多個元素：個人化、整全性、有自由與選擇的權利、自己為復元負責、主動參與、建立朋輩支援、重視個人優勢（自己獨有的專長）、相互尊重和堅持抱有希望，雖然復元之路往往不平坦，但以上的信念和價值觀，能幫助病人真正的康復過來。

「出於信心的祈禱，可以使病人康復，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書5﹕15〉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根據2017年在Lancet發表的「系統綜述」(Systemic review)，思覺失調的患者，平均壽命比一般人短上14年半，這是一個不幸和使人不安的消息。專家們自然努力去尋找這個現象的成因。思覺失調的患者，最終可能有高達百份之十五的比例以自殺告終，這個和我們的臨床觀察吻合。當有人自殺離世，又發現當事人有尋求精神科治療記錄，死因庭便會要求主治醫生，撰寫醫療報告。當年我在醫管局工作，在回覆死因庭的查詢時，都會說明有相當一部分的個案曾患有思覺失調；而其他較常發現的病歷包括抑鬱症（尤其是較嚴重的兩極性情緒病），有濫藥歷史和人格異常。

但是，自殺的數目不足以解釋整個現象。專家們指出，思覺失調的患者在病發後的不良生活習慣(Unhealthy lifestyle)，例如吸煙（比一般人多三倍）、不健康飲食引起的肥胖問題和心臟病高血壓問題、缺乏活動和運動，都是重要原因之一。香港的精神科醫院多年前嘗試在院內禁煙，開始時遇上很大的阻力，但後來成為禁煙的先導，得到社會的認同，甚至成為其他地方的榜樣。不過，病人離院後多會繼續吸煙，推動他們健康飲食和多做運動殊不容易，有些基本上不認為這是問題，也有些是缺乏了所需的決心和動力，不幸這亦是他們病的一部分表徵。此外，有研究顯示思覺失調在遺傳上和「新陳代謝失調」(Metabolic disorder)有關，我曾有多個病人在很年輕而未有超重的時候，便檢驗出患有不輕的糖尿病。

對於身體健康的危險訊號，不少病人往往是「一笑置之」，沒有足夠的關注和動力去改正或及早尋求協助。我曾有一位病人，未足30歲已經嚴重超重和高血壓，我多次轉介他去見專科醫生，但他只是把轉介信放在家中一角便算了，我亦無可奈何，因為並沒有強制病人接受身體疾病治療的法律和權力。在當年的農曆除夕見過後，病人沒再來應診了，及後幾經轉折才從社工之處得知，獨居的他在當年的年初一於家猝死了。

思覺失調病人對自己身體健康常會「不太著緊」、「不主動」，往往會等到病情變得十分嚴重和明顯時，才會被發現。加上他們對身體不適的描述是含糊不清、不一致，醫生較容易「走漏眼」，或有時他們表達的病徵又好像是精神問題的一部分。深刻記得一個病人，由第一天認識他，便是不停地投訴有「宇宙紅色化學液體大戰」，而且這些液體可以由身體不同部分（包括肛門）出出入入。過了一段頗長的日子，看到他比以前虛弱，說話有點喘氣，我要盡力才說服他去接受一些簡單的驗血檢查，結果嚇了我一跳，原來他當時有嚴重貧血，要馬上入院接受輸血。我作自我檢討，他之前說的紅色液體，很可能由肛門流出，是嚴重痔瘡出血；加上他常常整天在戶外徘徊，皮膚曬得深色，所以我當時未能發現其有「蒼白」的情況。自此之後，我時常向同事及所教授的醫學生分享這個故事，互相提醒不要犯這個錯誤。

「我們又應該彼此關心，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希伯來書10﹕24〉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時至今日，思覺失調的斷症仍主要建基於病徵(Symptoms)，是一個倚靠「能觀察到的現象」的進路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這並不是理想的情況，但在未有更佳的工具出現之前，我們唯有使用一些國際公認的準則，增加斷症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宏觀來說，思覺失調症可以引起兩大類徵狀：陽性病徵(Positive symptoms)和陰性病徵(Negative symptoms)。這個說法有點抽象，我嘗試作這個解釋：陽性病徵是指病人出現一些平常人沒有的東西，例如妄信和幻覺；陰性病徵是指病人失去了一些平常人都擁有的東西，例如基本的生活動力和自理能力。

典型的陽性病徵包括「思想障礙」(Thought disorder)，在談話中顯示出患者的思想條理出了問題，失去邏輯性，上文不接下理、答非所問，旁人聽了大半天也不能明白患者在說甚麼；患者有時會使用一些奇怪的文字組合(Neologism)，來表達使人費解的想法。「思想內容」不正常則是比較容易理解的現象，患者有一些沒有事實根據和邏輯因果關係的信念，統稱為「妄信」(Delusions)。最常遇上的是「被害妄想」(Delusion of persecutory)，堅信自己被人迫害、跟蹤、毒害、個人電腦被神秘人入侵等等，但妄信內容也可以是「關連妄信」(Delusion of reference)，強烈相信電視台的節目內容和自己有直接關係，而報章上的新聞也是在評論自己的私事，他人說的話都是在指桑罵槐，實指患者個人。妄信的主題又可以是犯法罪疚，甚至是和愛情有關(Delusion of love)，義無反顧地相信自己和某名人偶像秘密相戀！另外，「嫉妒妄想」(Morbid jealousy)的患者沒有證據又以匪夷所思的理由，堅稱配偶對自己不忠。

幻覺(Hallucinations)是一種「知覺障礙」(Perceptual disorder)，清楚逼真地聽到、聞到、見到或感覺到一些客觀上並不存在的東西。曾見過一位半夜被強行送入院的女士，她因為被牆壁中發出來張學友的歌聲騷擾，深夜用錘仔拆牆，鄰居唯有報警求助。又有病人在覆診和我交談時，忽然轉頭向後，對空氣說：「不要騷擾我同鄺醫生傾偈！」亦記得有一次巡房時，有一位女病人衝出來，向醫生們投訴昨晚在禁閉病房內被人強姦，我們大為緊張，即時向昨晚當值的護士們查問，翻看閉路電視紀錄，並無發現任何不妥當的東西。之後詳細查問，讓病人描述事情的經過，她說：「我甚麼也看不到，但感覺到有人觸摸我的下身！」這是一種「觸覺幻覺」，可以界定為Somatic hallucination.

陰性病徵主要是指患者喪失了日常生活動力(Loss of volition)，因此在工作表現上退步以至失業，也忽略自己的儀表和個人衞生，甚至不洗澡、多天不更換衣服；整天無所事事，腦海空白，極度懶惰。這樣情況長遠會使患者失去朋友、社交圈子收縮、生活缺乏目標和方向，出現所謂的「功能倒退」(Functional deterioration)和「性格退步」(Personality deterioration)。有些病人更可能有「認知能力」下降，俗稱為「蠢咗、轉數慢咗」，更容易受騙或被人利用。

思覺失調病發年齡早，往往於青少年期發病，而且病狀又嚴重，病情往往漫長，所以是重性精神病中最為重要的挑戰。

「他發出話語醫治他們，搭救他們脫離死亡。」〈詩篇 107﹕20〉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思覺失調是一個複雜和嚴重的精神健康障礙，徵狀多元化又可引起多種併發問題。以前曾有不正確的心理解釋，但都不能通過嚴謹的科學驗證。過去幾十年的研究和臨床觀察指出，思覺失調是一種腦部的疾病，雖然環境因素、際遇打擊、患者的心理質素等，可以影響何時病發、如何病發和病情的長遠進展，但「生理（腦部）失調」卻清楚是這病的起因。“Schizophrenia is a brain disease”多年前曾是英國皇家精神醫學院專業考試的熱門題目，考生需引用大量高質素的科研文獻，來推引證這個結論。不過時至今日，這個看法已經成為醫學的主流意見，再也不會成為考試題目。

這個「腦部疾病」的結論非常重要，引導我們如何理解和治療思覺失調。但這只是起點，因為現今的腦部檢驗方法，例如電腦掃描、磁力共振以至一些更先進的技術，仍未能精準地找到腦部出問題的地方和如何導致有關的徵狀。但肯定的是，患者的腦部的局部神經化學運作不協調，尤其是多巴胺(Dopamine)，藥物在相當程度上可以作出平衡，減少病徵。我自己會用以下一個描述，向普羅大眾作解釋：「如何有一天遇上全港大塞車，我們自然地會猜想是發生了多宗交通意外、大規模的修路工程或主要幹道出現爆水管或路障等事故。奇怪的是，以上的事情都沒有發生，最後知道只是控制多個路口的交通燈運作的電腦程式出了問題，不能有效和合比例地疏導各條道路的車流。」我相信大家都記得，當天文台忽然懸掛八號風球，所有人在同一時間要下班回家，雖然道路本來是暢通的，但因為太多人要搭車，所以引起的交通大混亂，使我們花幾小時才回到家中！

雖然許多因素，例如腦部在出生時受損、腦部發展有偏差、生活上的突發打擊、濫用藥物等等，都可以增加思覺失調的病發機會，但科究報告指出「遺傳」是當相重要的成因。一般人口中約有百份之一的人會患上思覺失調，但如果直系親屬中有這病，發病率便會推高到百份之五至十五；若果父母兩人都有病，兒女患病的機率可高至百份之三十到五十。另一方面，思覺失調又不是完全由遺傳決定的，一對同卵雙生的孖胎(Monozygotic twins)，雖然他們的遺傳因子是百份百相同，但兩個都患病的機率只是百份之五十，所以許多後天因素和環境壓力仍是重要的。思覺失調並不是以單一遺傳因子造成的，好像人的高矮，思覺失調的出現也是基於眾多的基因(Multi-gene inheritance)。由此可以推斷，我們當中有些人，雖然父母並沒有思覺失調的徵狀，仍然可能由上一代「隨機抽樣」地繼承了一些可能引致思覺失調的基因，但數量不多，不足以發病。保持身體（腦部）健康，建立良好的心理質素去處理壓力，更拒濫藥遠離毒品，便可減少發病的機會。

「…那自以為站得穩的，應當謹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書 10﹕12〉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研究發現，在所有的文化和人種之中，都發現有思覺失調（精神分裂症）的病例。還記得二三十年前，香港的精神科醫學院，開始設有本地的精神專科院士資格考試。為確保我們通過本地考試而成為專科醫生的院士，他們的水平是可媲美國際標準，在早段的考試中，邀請了兩位英國明星級的精神科教授來港參與我們的考核，其中一位是劍橋的Sir Martin Roth。透過翻譯，他仔細聆聽某考生和一位思覺失調病人的對話。在之後的休息時間，他對我們幾個本地考官說：「雖然文化語言極不相同，但我非常驚訝香港病人的病徵和臨床表現，竟是這樣的一致，精神分裂症真是一個普世都存在的疾病！」。

西方的精神醫學研究，比其他醫學專科較遲起步，而研究人的行為和腦部內部運作也是更為複雜和困難的。在上世紀初，我們對思覺失調的認知，曾走過一些冤枉的路。學者曾以為思覺失調是因家庭裡一些不正常的溝通模式而形成的，例如「雙重約束的溝通方法」(double-bind communication)，家長說話的表面字眼和所連帶的語氣表達，是互相矛盾的，使孩子們不知如何回應；也有「導致精神分裂的母親」(schizophrenogenic mother)這個假說，指由於母親情緒不穩、冷漠、拒絕的態度、專橫、對他人的感受缺乏敏感度等等，使兒女患上精神分裂症！這些學說對病人的家長產生極大的傷害。後來的研究沒有證明以上的假說，更有人指出這個現象是「果」而不是「因」，不正常的溝通和冷漠母親的表現，是因為家庭成員的精神分裂症狀引致的結果！

上世紀中，曾有非常著名的跨國研究，發現西歐和北美，思覺失調的斷症準則和方法都很不同，因此「病發率」在數字上有很大的差別。當時專家們比較倚重他們對病人的感覺（雖然許多時候專家的感覺都可以很精準）和一些由「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推斷出來的看法，去判斷病人的病情，但專家之間就在斷症上往往出現極不相同的意見，學術的說法是“poor reliability”。因為這個不理想的現象，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出版的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和美國的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都列出一些清晰和嚴謹的指引，幫助醫生們作斷症，縱然有些處境仍可以出現不同結論，但都可以在一些大家都認同的準則下作討論。

讀者們不需要知道、亦未必能明白這些國際公認的思覺失調的斷症細節，但簡單而言，就是醫生需要確定病人有兩個或以上的典型病徵，這些病徴已固定存在了好一段時間，亦已影響到病人的日常生活和運作，這些表現並非由嚴重的情緒障礙引起，也與生理病和藥物無關。這些原則看來有點嚴苛，但思覺失調是重病，不能隨便下定論。情況有點像處理腫瘤，要有絕對的證據確定為惡性的，才可以開始治療和介入。

「…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裡的動機。…」〈哥林多前書4﹕5〉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曾數次被問及思覺失調和精神分裂症的分別，簡單來說，這兩個名稱其實是說同一個精神疾病。

Schizophrenia這個病名是由瑞士學者Eugen Bleuler在1908年首次使用，希望取代舊名字Dementia Praecox (早發性痴呆），能更準確反映這疾病的性質。希臘文Schizo是分裂的意思，phren是指精神和思想(mind)，所以中文翻譯就成為「精神分裂」，也是很貼切的。但多年來，當這名詞在日常生活中廣泛被使用，人們不知不覺便加上了明顯的貶義，患者往往非常不接受這個「斷症標籤」(diagnostic label)，引致延遲尋求協助和接受治療。記得多年前參加電台的一個直播節目，主題是討論精神分裂症，但主持人一開始卻問我有關「人格分裂」的問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題目，亦是在精神醫學仍然極有爭議的話題。當時回應兩句之後，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討論回到正軌！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重性精神病」（Serious Mental Illnesses，又簡稱為SMI)， 病人的談話內容顯示他和現實脫節(impaired reality testing)，例如出現思想條理障礙(thought disorder)，說話可以變得語無論次(incoherence)和答非所問(irrelevance)， 思想內容出現不同的「妄信」(delusions)，較常見的是「被害妄想」，也會經歷「幻覺」(hallucinations)，當中以「幻聽」(auditory hallucinations)為最普遍的病徴。精神分裂症常在年輕時起病，約20-30歲之間，但亦有年紀再大一點才病發的，相當部分病人的病情是反覆和長期的，加上病發率不低，可達一般人口百份之一至二，故它可以對病者、家人，以至社會構成沉重和長期的負擔。另一方面，有許多研究都指出，病發的頭五年很大程度會決定長遠病情的進展(prognosis)和所構成的傷害。所以，不少醫療比較先進的地方，後來亦包括香港，政府投放額外的資源作「早期干預服務」(early intervention services)，努力使年輕病者盡早就醫、減少入院次數和避免各方面的併發問題，例如失學、失業以至人際關係的萎縮。若頭五年病情平穩，以後的日子便容易多了。

為減少「精神分裂」這個病名引起的求醫障礙，十多二十年前，一群在香港主力服務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專業人員，連同一些傳媒朋友，創作了「思覺失調」這個名字，而英文是EASY (Early Assessment Service for Young People with Early Psychosis)，但相信只有行內人才知道EASY是甚麼。「思覺失調」這名詞，聽下去比較現代化和中性，較容易使人接受，這個名字其實亦很誠實和準確地表達出這個病的特徵。「思」是指出有思想條理和思考內容的障礙；「覺」是表示有錯誤的知覺(abnormal perception)，例如各種幻覺；「失調」則道出身體（腦部）的運作失衡，是一個生理病，需要醫治，亦可以醫好。不過日子久了，名字便會有附加上去額外意義和感覺，記得曾有人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用「思覺失調」去責罵政敵。

「耶和華說﹕『我要醫治他。』」〈以賽亞書57﹕19下〉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新加坡(Singapore)的非正式名稱當中，就屬「獅城」最為常見。在公元14世紀，這座城市被稱為「獅城」或「新加坡拉」(Singapura)，這個名字源於梵文中的Simha（獅子）和Pura（城）二字。

獅城新加坡位於馬來西亞南端，和香港一樣，曾為前英國殖民地，在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獅城面積733平方公里，比香港1,106平方公里少，人口545 萬人，也比香港740萬少。其中有超過200萬外來勞動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排名第十的香港，位列全球第八。2016年「經濟學人」針對亞太區的「精神健康和社會融洽」調查，就消除人們對精神病患者的消極印象，提高心理病認知，提供患者正常生活環境和就業機會等四個範疇進行評估，新加坡在這個報告中，次於新西蘭、澳大利亞及台灣地區，排行第四。

板橋醫院是新加坡在1951年成立使用，是當地唯一的精神科醫院，1993年完成重建後正名為心理衞生學院，為新加坡全地提供精神健康服務，也肩負當地精神科專科專業培訓和精神健康領域科研的責任。2012年首次回應心理衞生學院邀請，參與在獅城舉辦的東盟精神健康年度會議，介紹香港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發展計劃，因此與獅城精神健康同道結下了不解之緣。及後接待回訪和為心理衞生學院安排社區個案管理培訓，與新港兩地同工建立專業交流和友好情誼。而且就兩地面對大致相近的精神健康整體挑戰，增加相互了解，也創造彼此取長補短的機會；借鏡香港社區支援服務發展經驗，提供完善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可行參考個案。

青山醫院在1961年建成使用，往後20年是香港唯一的精神科醫院。隨著更大規模的葵涌醫院在1981年成立使用，加上接著20年不斷發展的社區精神健康復康設施，使擠迫陳舊的青山醫院能夠在2006年完成由政府和賽馬會支持的重建計劃，更於醫院45周年誌慶後正式使用，以全新現代化設施服務一百多萬新界西居民。另外，葵涌醫院於2000年按醫院管理局成人精神健康計劃中的革新舉措，全面開展社區個案復康支援的同時，也順利啟動醫院重建計劃，盼同樣能在未來開院45周年之際，能使用嶄新設施，加強醫社合作，全方位演繹復元服務理念，守護二百多萬九龍西居民的精神健康。

玩味一下新加坡香港兩地精神科醫院的名字﹕板橋、青山、葵涌，你會發現不少促進精神健康的秘訣和祝願。在平民大眾都能使用的棧道上，能夠為精神病患者建造橋樑，引導患者獲得合宜診治，經過適切的照顧，能夠雙向地重回社會，是所有「以人為本」精神健康服務的根本。靑山綠水，自古都是詩人素描稱心舒泰意境的題材。能夠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有利住院環境和有效治療，減除困擾，重回平順，也是「以人為本」精神健康服務的基本使命。向日葵總是朝著太陽而成長，涌流不息的水源都流向大江大海。能夠幫助精神病患者帶著正向思維，發展個人優勢，與社區人士㩦手，協力創造友善接納的社會環境，是未來「以人為本」精神健康服務社區復元的願景。

「我卻要常常盼望，並要越發讚美祢。」〈詩篇 71﹕14〉

盧德臨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最近半年，在診所中遇見多位長者，他們大都神情憔悴，面帶愁容，並流露焦慮、驚恐和不安。其中一位80多歲患有輕微腦退化的婆婆，甫一坐下就說自己每晚不能安睡，入睡不久便發惡夢，在夢中經常呈現自己身患重病之後，大聲呼叫也求救無援，往往都是驚醒起來。另一位長者，最近數個月期間，差不多隔天就去找家庭醫生，訴說這處不舒服，那處有不妥，擔心非常。但經過多次的檢查，仍找不出原因，家庭醫生覺得他患有疑病症。又有一位過往是活潑好動、身體強壯的70多歲男士，在這幾個月，脾性突然大變，既不再出外玩耍，又不願意與人交往。整天躲在家中，不吃、不喝，躺睡在牀上不動。

當問及這幾位病者何時開始感到不適，他們都有共同之處，就是在知道子女要移民之時。這位80多歲的婆婆幾年前在丈夫過身後便獨居，唯一的女兒每星期會上門協助家務。當她知道女兒一家快要移民時，極度擔心的她，開始出現失眠、發惡夢。那一位患有疑病症的長者與太太離婚多年，育有三名子女，其中二位早年已移民，留港的小兒子平常會聯絡他，有需要時給予積極協助。但這兒子在數月前也決定移民，當他得知這消息時，身體健康一直不錯的他十分擔心自己會突然猝死家中，故稍感身體有絲毫不適，都會慌張徬徨地急往醫務所求助。還有另位70歲的壯男，當知道他兩子女近月將會相繼移民，心裡極不平靜。年多前因政見不同，曾與子女作了多場激烈的罵戰，甚至氣說要斷絕父子關係，整年大家不見面、不對談。太太因此非常不滿，不斷埋怨，令夫妻關係亮起紅燈。這次子女的移民完全沒有與他商量，最後只由太太轉告而知。幾個月後，他患上了抑鬱症。

移民，無可厚非是個人的抉擇。但按中國人的傳統，子女照顧年老的父母是應盡的責任。當父母年紀漸大時，身體健康隨之漸漸衰退，他們身邊的伴侶或朋友也相繼離開，支援便會漸漸減少。「養兒防老」是過往深入民間的傳統，但這傳統在近幾十年有極大的變化，照顧老人家的責任不再是子女，而是推到社會、政府身上。照顧，其實不單是身體上的照顧，心靈的照顧尤極其重要。當然，有屋住、有飯食固然重要，但當心裡忐忑不安，飯也會吃不下，有屋住也會住得不安。面對日漸走下坡的身體，甚至有朝一日可能不能照顧自己時，焦慮擔心是正常的反應，但在理想的環境下，知道有子女在身旁，求救有門就不會那麼驚恐徬徨。當子女「遠走高飛」，對長者來說會帶來極大的心理陰影和壓力，這也是導致精神崩潰及誘發精神病發的重要原因。

上帝創造人類，「當考敬父母」是聖經十誡的第五誡，也是第一條提到人與人之間的誡命。當子女要移民，留下年老的父母時，真的要站在他們角度去看，探討有何方法去支援他們身體可能出現的健康問題，而且世界衞生組識曾說：「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健康。」因此，心靈的健康尤其重要，要倍加注意。

「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華你的　神賜給你的地上得享長壽。」〈出埃及記20﹕12〉

楊明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