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趣談 之 健康才是美

前幾天駕車經過紅磡海底隧道,遇上大塞車,因此多了時間仔細看看隧道口兩旁的大廣告牌。其中一個大廣告,是推廣「凍齡」的服務,意思說,可以透過美容方法使面容凍結在年青的樣子。我猜想當中的「魔法」就是注射一些對神經線有毒性的針藥(名為Botox)在皮下,使到前額和眼角的魚尾紋,因為肌肉神經受到破壞而停止收緊,皺紋便減少了,使人看來比較年青。另外,我亦曾認識一些年輕的菲律賓女傭,她們努力工作積蓄了一筆金錢之後,回國便找牙醫,把自己全副還健康的牙齒脫掉,然後裝上一副「完美」的假牙!的確,為了變靚一點,許多人都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冒著生命風險來「搏一搏」。

愛美,是人的天性。注意外型,努力保持和改善儀容去增強自信心,更是很正常的。但是,事情永遠需要平衡和合理,過度的關注往往會弄出大問題。許多人都聽過一個精神健康問題,名為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患者較多是一些年輕的女士,由於非常著緊自己的體重和極度害怕肥胖,故對自己的身體外型常有不正確的評估(distorted body image),永遠覺得自己仍然很肥。雖然體重已經很輕,但仍嫌腰或腿太粗,以致持續和不顧一切地繼續節食、瘋狂地做運動,企圖將自己的體重一路壓下去。當開始減了磅,得到別人的欣賞稱讚,心底就感開心,很有滿足感,但隨著減磅的行為不斷持續,體重甚或低過安全和健康的水平,引發許多身體毛病,例如停經甚至器官和心臟衰竭。以前曾有著名的演藝人,因為厭食症引起的併發症而去世,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木匠樂隊」的 Karen Carpenter,今天許多人仍然還很懷念她的歌聲。以前的厭食症多數發生在西方社會,但隨著香港人融合了西方的文化,以及「瘦便是美」之審美熱潮,近年香港的個案亦增加了許多。

另一方面,其中有一種軀體變形障礙(Body Dysmorphic Disorder),名叫「恐瘦症」(Muscle Dysmorphia),患有這個障礙的人,總覺得自己的肌肉太少、身體太瘦弱,所以對自己的體型很不滿意,自我形象低落。根據英國的「身體畸形恐懼症基金會」的調查指出,在英國的健身室裡頭大約有一成男性會員有這些表徵,縱使他們體型健碩但仍然覺得自己太過瘦小。亦有資料顯示,這些男士比一般人有較多的焦慮和抑鬱、對食物和運動有強迫行為的傾向,因為害怕自己瘦弱的身體被別人留意到,會出現一些社交困難;而無休止的健身運動也會產生不必用的身體筋骨勞損。

多年前,歐洲一些國家曾集體發出指引,明確表明不會聘用低過某一個身高和體重比例指數(Body Mass Index)的人作模特兒,以抗衡許多人追求極度纖瘦的迷思。其實「健康才是美」,追求更美的時候,重要指標是健康。

「甚麼事我都可以作,但不是都有益處。甚麼事我都可以作,但我不要受任何事的轄制。」〈哥林多前書6﹕12〉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精神健康趣談 之 別無選擇嗎?

當年,在港大醫學院畢業後實習差不多滿一年,便被安排到醫務衞生署的總部見工,我在面試上表示自己希望能進入精神科專科接受進一步訓練,那個年代精神科是相當冷門的專科。聽見我的選擇,有一位很有「台型」的前輩醫生(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精神科總顧問盧懷海醫生),問我是否願意去青山醫院工作,我心想青山醫院是精神科的「少林寺」,在這處開始我的學習是好事,便馬上答應了。回到家中,媽媽問我七月份會到那一間醫院工作,我回答說是青山醫院,她即時反問:「冇得揀㗎?」(別無選擇嗎?)我說是我自己揀的,媽媽就放心沒有再追問下去。

多年來,新認識我的朋友當知道我是精神科醫生時,都會露出詫異的表情,在教學醫院工作時,更有醫科學生直接問我為何選擇了這個專科。其實,這個選擇是很自然的,中學時我成績最突出的科目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但因為希望入讀醫學院,所以在會考時放下這些喜好,専攻理科科目。在醫學院二年班上「行為科學」(Behavioural Science)時,覺得這個學科非常有趣,能更多明白社會和心理因素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醫學院四年班時有精神科的學習期(module),需要接觸精神病患者,有些同學覺得這是苦差,但我很有興趣去了解每個病人的故事,雖然有些時他們會答非所問、情緒大上大落,我仍喜歡和他們交談。

但最促使我決定做精神科醫生,是一個在學習產科時的經歷。當年(1981),每個同學都要住在贊育醫院十個星期,亦要跟進多位孕婦產前、生產過程和產後的進展。其中一位我負責跟進的媽媽是來自北京的高齡產婦,因為受孕有困難,在四十歳才首次懷孕。當她作動的時候,我陪伴她入到產房,如果是順產的話,我可以處理「接生」這個工作(之前我已經替二十多個媽媽接生)。但當BB的頭露出來的一刻,我本能地說:「哎喲,係Mongol(唐氏綜合症)!」旁邊的護士們以懷疑的目光看著我,但當BB整個生了出來,整個產房變得死寂,沒有人敢說一句話。之後的兩天我極苦惱,因為不知道如何面對這個媽媽,又或如何能陪伴她經歷這個極度的傷痛。原來除了身體的病患,人心靈的苦楚也需要關注和醫治。

慶幸近年社會人士對心靈困擾和精神健康的接納增多了,而醫科生亦看到精神科的重要性和可發展空間,故精神科在香港不再是「冷門」的専科,甚至在招聘時因為申請人數遠多於職位空缺而出現競爭。我曾有一段長時間參與甄選申請人的工作,曾見過有畢業醫科學生用寳貴的課餘時間在一些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當義工,來表明自己真的對精神科的興趣和抱負。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約翰福音7﹕17〉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精神健康趣談 之 Nocebo 反安慰劑

Placebo Effect (安慰劑效應)相信許多人都聽過,這是指病人雖然獲得沒有效力的治療,但卻「預料」或「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想當年我在教學醫院工作時,也曾參與一些藥物研究,其中一個工作是隨機地在一部分沒有藥物的膠囊中加入小量麵粉,使它的外表與重量和原本的藥物完全一樣,病人是預先知道和同意參加這項研究,但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真藥」還是「安慰劑」。這個工序可以部分抵消病人因為心理和預期(expectation) 等因素影響到對藥物的反應。

Nocebo是拉丁文,意指「我將傷害」,意譯為「反安慰劑效應」,這名詞是學者Walter Kennedy在1961年首先使用,他指出一些信念或預期等心理效果,可能會導致疾病產生,或影響治療的效果。受「反安慰劑效應」影響,即使病人沒有病,或已接受有效治療,但因對疾病或療效負面的預期,使治療效果打折扣,甚至導致極不適,但這並不是說病人的感受是純粹是建基於心理的,因為心理可以引起生理反應。有研究指出,「預期受傷和痛楚」會使身體分泌荷爾蒙(cholecystokinin),會加強痛楚訊號傳達到腦部。還記得第一次到皮膚科診所跟教授學習,他作弄我們說:「你哋將會在今日看到的幾個很普遍的皮膚病症,可能你自己身體上尤其是背脊,雖然看不到,但也可能患上也未知道!」隨後的一小時,我們幾個醫學生都感到背部有痕癢,忍不住不去拗痕(抓癢)。直至教授哈哈大笑,我們才知中計。

研發新藥物,除了證明它是有效和安全之外,一個重要的要求是證明它的效能高過安慰劑,因為總有一部分人吃了安慰劑便感到有好轉。有趣的是,部分吃了安慰劑的人,亦投訴有藥物副作用。曾有一位焦慮症病人,無論我給她任何藥物,即使是極低份量的,她也會很迫切地描述不同的藥物副作用。有一次,我只是處方了一粒普通的維他命,在覆診跟進時,她如常說,這隻「新開的藥」是如何的霸道!其實,這也是我的臨床經驗,若果病人不相信醫生,或不認同自己健康有問而題需要治療,或對藥物有很負面的信念,治療的效果通常都是不理想。所以,要使病人明白又肯面對自己的病情,信任醫生的診斷和提供的治療方案,是醫治的起點。當然,這個基礎不是必然的,有時需要醫生和病人共同努力才能建立。

或許有人認為,「信心」是很相對和虛無飄渺的事,但信心多少卻是政治的核心問題,也是金融系統能否穩定的基石,以及對醫療運作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而現今新冠肺炎疫苗能否全民推廣也可能取決於「信心」。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希伯來書11﹕6〉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精神健康趣談之小心因新冠肺炎帶來的併發症

早前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上讀到一篇報道,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這報道指出,由2020頭至2020年11月,日本共有2,087人死於新冠肺炎,但同期日本人每月的自殺死亡率卻升至2,153人!換句話說,每月因自殺而死的日本人遠比大半年來死於新冠肺炎的還要多!

日本是全球自殺率最高地方之一, 2016年的數字是每年每十萬人口便有18.5人自殺身亡,比全球的平均率10.6高出許多。而香港近年是在12左右。日本人也較多發生協同自殺(suicide pact) ,即多人約同一起自殺。我想起電影中描述的武士「切腹自殺」的畫面,這是勇氣的表現,要寧願死也不要羞恥,不知這也會否在某程度上反映日本人對自殺的一些態度。其實,在2019之前的十年,日本的自殺率是在慢慢下降中,可惜新冠肺炎的大爆發又迅速把數字推高。

在大部分的地方,男性的自殺率(是completed suicide,不是 attempted suicide 企圖自殺) 比女性高出二至四倍。這個可能和男士們傾向不甘示弱亦不願意求助,也會用上較致命的自殺方法有關。今次日本自殺率回升的另一個使人關注的地方,就是女性看來比男性更受影響,因為女性在十月的自殺率升高了八成,而同期男性只增加了兩成,這個現象也和一些跨國性的研究結果吻合。一個名為 Care International 的組織在九月曾發表報告,指出女性因為這次全球疫情大爆發而產生的精神健康問題比男性多兩至三倍,因為較多女性從事酒店丶服務和零售行業,所以她們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或收入減少亦比男士們多。

想深一層,那些在家中「無償工作」的主婦們的壓力也非常大,因為許多時孩子們要留家上課,照顧他們和督導他們學習的責任和時間也大增,往常家中長者可以代勞的事情,例如買餸,也因為老人染病後風險太大,也得讓他們留在家,所以大大小小的重擔就都落在一眾「家庭煮婦」身上。而那些「雙職主婦」更是百上加斤,壓得透不過氣來!記者曾做了一些訪問,發現許多受困擾的日本女性都會羞於向別人表白自己:「向別人說自己有困難是一件羞恥的事,所以要掩飾,不能外露。」亦有受訪者表示,要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才能讓更多人願意去求助。

十七年前香港的「非典肺炎」SARS,我們仍記憶猶新。2003年香港的自殺率急升至15.26,而老人自殺率更是37.5,所以我們都要提高警覺,互相守望,留意身邊的人,勇於求助,也肯助人。政府在重建經濟之餘,亦得投放資源,應對這些因新冠肺炎帶來的併發症。

「我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約翰福音12﹕46〉

鄺保強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