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感性:身份觀念的反思

「唯理主義」源於西方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也是現代主義的特徵;而西方社會的後現代主義於上世紀下半葉開始興起,展開與唯理主義思潮在哲學、文學、社會科學等的對抗;並質疑理性分析為唯一尋找「真實」的方法。相對現代的唯理主義,感性成為後現代最有份量的一個特徵。其實,唯理和唯感都只屬理論上的觀點,實際上可說是比重而已。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化及科技化急遽發展的影響之下,一些學者認為後後現代主義在哲學、建築、文化等已經開始,相對後現代主義,而這新的現象並沒有一個普遍被接納的名稱。那麼,這個新時代在現代重理性和後現代重感性的影響之下又有甚麼特徵?

經歷了現代的重理性輕感性和後現代的重感性輕理性後,現今我們知道多點兩者的限制及不足。不過,我們不但沒有明確的方向,反而只見兩者顯得更對立,社會更因而分化;例如:重理性的呼籲我們要回歸理性的討論,意即理性的分析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的方法,也屬較好的方向。值得留意理性本身的多元意思,例如: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實際信念與理想信念的分別等,也可籠統地說「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而感性也可概括地分為正面與負面的情緒。其實,理性與感性都是人非常複雜的反應。相信你會觀察到一些平時較理性的人,也可以情緒化得蠻不講理;而平時較感性的人,也可以有條理地分析事情。因為我們對理性和感性的標準沒有共識,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張力及社會的衝突,就變得更困難了。或許,我們可以探討人如何產生不同理性觀點及不同情緒反應,以及多點理解彼此之間理性和感性的落差;以致我們可以透過協商,更和諧地相處。

夏畢洛在《不可妥協的談判》(Shapiro, Negotiating the Nonnegotiable, 2016)提出不同理性觀點和感性的反應源於我們個人身份的形成過程。身份可分為核心身份和關係身份,核心身份屬個人的特徵,是個人存在的意義,包括五個範疇:一、信念:相信某些觀念為真實;二、儀式:習俗和儀式的行為,如:節期、人生階段、禮儀、家庭餐聚等;三、忠誠:對個人或群體的效忠,如:家人、朋友、權威人物、國家、種族等;四、價值:原則和理想,往往用單詞描述,如:公平、自由等;五、有意義的情緒經歷:正面或負面地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日子,如:結婚日、孩子出生、南京大屠殺等。

有別於核心身份,關係身份是兩人或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個人的核心身份差不多沒有妥協或談判的空間,這類如此堅定的立場在調解理論中,屬不適合調解的衝突。不過,夏畢洛認為關係身份就有談判的空間;我們可以透過改變關係身份,在雙方都能保全核心身份的大前提下,找出既有創意,又和諧的出路。我們也可以反思個人核心身份的形成經過,即是構成今天的我的理性觀點及感性反應的成因。另外,容許自己及他人的核心身份有差別。雖然我們不能避免落差,但是仍可學習接納似乎對立的觀念帶來的張力──「接納相對改變」、「挽回相對報仇」、「共識相對自主」;處理關係身份,使兩者之間的衝突得以大事化小,建立更和諧的家庭、群體和社會。

聖經中描述耶穌為最好的例子,他既接納罪人,又期望他們悔改;他選擇挽回,甚至為世人釘十架,犠牲自己,調解神與人的鴻溝;他決定放下完全的自主權,道成肉身,與世人聯繫。耶穌沒有容許核心身份影響他與世人和好,而他透過關係身份,處理神與人之間的關係。耶穌給我們非常好的榜樣──在不可退讓中達成和諧。

雷建華牧師

理性與感性:做個開心快樂人

有人說:「快樂是一個選擇」,亦即是說我們是否快樂取決於自己的決定。歷史學者麥克馬洪(McMahon)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快樂,他從古時的文獻作出的結論「追求快樂是人應有的權利」,是源於美國十八世紀的獨立宣言,而在這宣言之前,快樂只屬命運或美德。所以對於麥克馬洪,「快樂是一個選擇」屬一個現代的看法。在希臘悲劇中,快樂只是一種不受我們控制的命運;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更說:「人到了死後才能說他一生是否快樂。」至於從一世紀至十八世紀,「快樂相等於美德的建立」屬基督教的主流思想。還有,現代人快樂的定義也跟以往不同,主要以感受為主。因此,快感或開心最能描繪現代人快樂的意思。我們如何理解這些不同的進路呢?或許我們可從科學的分析開始。

從神經生理學的研究,好的感受或快感主要基於人體內一些神經遞質分泌的指數,其中與快感有直接關係的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內啡肽等;亦可說如果我們可調高這些分泌的指數,就可提高我們的快樂指數。抗抑鬱的藥物就是使用這原理,以藥物刺激體內的分泌系統,提高它們的指數。當然,所有的藥物都有其獨特的副作用,在提升這些分泌的指數的同時,也負面地影響神經等的功能,還有上癮的成分,如毒品一樣。

從基督教的角度,正如麥克馬洪所說,只求感受的快樂並非基督教的傳統,尤其是新教。一般新教有關快樂的教導,只求感受就算不屬負面,也只屬中立,而非正面的。可能是深受改革時代唯理主義的影響,感受需要受制於理性。有關快樂,一般的教導都把開心和喜樂對立,前者定為快樂的感受,只屬短暫及基於外在環境的;而後者就定為理性,屬持久和不受制於外在環境的。

其實理性的分析,甚至基督教傳統的美德帶來的喜樂都可歸究於體內的分泌。神經生理學的研究顯示,無論是以理性為主的大腦,以感性為主的中腦及以生存為主的下腦都可以在刺激下產生影響快樂指數的分泌,也是說不只是理性,感性及求生的活動(如飲食),其實都可帶來快感。還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如運動、人生大事等,也可刺激體內多巴胺等的分泌而帶來快感。

新教一個「唯獨」的信仰原則是唯獨聖經,那麼聖經如何解讀快樂?無論是舊約的希伯來語或新約的希臘語都沒有區分快樂和喜樂的詞彙,帶給聖經人物快樂的外在因素,包括:得兒子(路1:14),失了復得的羊、錢、兒子(路15),享用神賜的飲食(傳5:19)等;還有宗教活動帶來的快樂,如敬拜(詩100:1),節日慶祝(尼8:17)和神的作為,如從埃及解放(出18:9);從被擄歸回(詩53:6),戰爭勝利(代下20:27)等。因此,外在因素帶給我們快樂的感受在聖經中是正面的。相信不少人都聽過「喜樂的心,乃是良藥」(箴17:22)。我們如何可以培養這種內在的快樂呢?聖經記載的培養方法並非我們喜歡的,而且是我們都認為非常困難的,如痛苦的試煉(雅1:2),為人受苦(西1:24;來12:2),災難的來臨(哈3:17-18)等。不過,我們透過堅持對神的信心和忠誠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內外的因素是不可自定的,如基因;而對外在的環境、個人的際遇等,或許有多點的話事權,但仍然不能完全控制。我們最能夠把握或是可以努力做的,是品格美德的培育。若在順境或逆境中培養不太受一時感受的影響,凡事看為學習快樂的鍛鍊,那我們體內也會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分泌出多巴胺等神經遞質,使我們有快樂的感受,這就是美德帶來快樂的竅門。

雷建華牧師

理性與感性:培育的反思

「知識就是力量」這口號在上世紀未開始流行,至今仍有不少教育群體使用。口號源於西方教育機構,而現今在世界各地都普遍被接納及使用。當然,知識不只是吸納資料,而是資料透過經驗或分析對某個課題的認識。香港的教育制度較為側重理性分析去增長知識,考試評核普遍以知識為標準,經理性分析後的知識高就可拿到最好的成績,而好的考試成績就成為進入頂尖學校的入場卷。因為感性能力的標準較含糊,又沒有成績為升學的功能,除非情緒出現嚴重的問題,否則也不會處理。即使感性的學習被認為是重要,都在正規教育(formal education)上定為次要或被忽略。另外,在現代唯理主義的影響下,教育制度也認為理性的訓練是可以制衡及控制感性帶來的情緒。

有趣的是,不少研究發現人在做決定的時候,往往是以感性而非理性主導的,甚至有學者認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決定都是感性的決定。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要以人的理性去控制感性的表現屬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可否考慮其他方式的學習?例如,用好的行為去正面地影響感性的表現。

聖經創世記有一個故事,故事描述兩兄弟,兄名該隱,弟名亞伯。兩兄弟拿不同的供物獻給神,神看中了弟弟亞伯的供物,因為亞伯的心意和祭物較為貴重。兄長該隱因而不滿,神對他說:「你為甚麼忿怒呢?你為甚麼垂頭喪氣呢?你若行得好,豈不可以抬起頭來嗎?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口了;它要纏住你,你卻要制伏它。」(創世記4章6-7節,聖經新譯本)。故事很有意思之處是行為與情緒有互動的關係,如果行為屬好的,情緒可有改善;相反地,如果行為屬不好的,情緒可更失控,甚至導致犯下更大的錯。故事中的後果是該隱把弟弟亞伯殺了。

丹尼爾‧卡尼曼是曾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他具體指出行為可影響情緒。如果把鉛筆橫放入口中,使面部肌肉形成微笑的樣子,你的心情會較正面及較愉快;相反地,如果把鉛筆豎直地放入口中,使面部肌肉形成皺眉頭的樣子,你的心情則會較淒慘。卡尼曼於2013年在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演講時,使用鉛筆在口中的實驗,向與會者指出行為怎樣可以影響情緒。

現時一些非正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機構,甚至教育組織,也開始重視行為的訓練,如西方國家的大學一般已不單看成績,也參考申請人的「課外活動」及其他表現,作最後取錄的決定。不過,因為學業成績仍有較客觀的標準,很多高等學院還是採用考試成綪為收生的依歸。若我們認為一個人的「成功」和喜樂是建基於全人的發展和重視感性的培育,那麼非正規的教育機構(如教會)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要注意的是它們不受時代的壓力,只重視理性的知識,而是同樣地著重好的行為,作為感性的培育。曾有一位律法師問耶穌,他如何可得永生(改變的生命),耶穌回答說:「你就這樣(按神的吩咐)做吧。」

雷建華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