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每天七時左右便會登上巴士。某日，在我前面上車的女乘客因不滿新裝設的八達通機位置移後了，令她拍卡的時候，感到不方便，於是便和司機吵起來。吵歸吵，她的身體偏偏擋著拍卡的位置，令後面乘客拍不到卡，難以登車。雖然有乘客鼓譟，但是她不理會，只是一股勁地和司機吵架，情緒好像失控了！她竟然喝罵司機，不許他開車，擾擾攘攘了幾分鐘……最後，這位女士在巴士後排坐下，仍不忿地喋喋不休，遠遠地朝司機叫罵。

偏偏她坐在我身旁，向不相識的我問：「我為大家公眾的利益啊！我伸張正義啊！公義啊！」

我沒有回應她，心想：「其他乘客不就是公眾嗎？妳就不應擋著拍卡機，令後面的人上不到車。妳只是為了宣洩個人不滿，哪有為受欺壓者伸張正義呢？若是，就不會不讓司機開車啦！ 」

她又問：「不可以出聲嗎？討論也不可以？這叫『行政失當』啊！知不知？」

我心想：「對，就是不可以！選這個時刻出聲，時間不對吧！妳有很多方法和渠道去反映意見，例如事後致電巴士公司。除非別無他法，然而情況是這樣嗎？妳已經走投無路嗎？」

她見我沒有理會，瞪了我一眼，抛下一句：「我找其他人評理，很多人支持我。」她到其他座位坐下，繼續和身旁的乘客搭訕。我吁了一口氣後，瞥見她手裡有一疊某某小學的習作簿。我心想：「不會是同行吧？」

若教師在學校情緒失控，有魯莽和粗暴的行動，與其身為人師當有的公眾形象有極大的落差，怎麼辦呢？

教師要「用心」，要有從工作到奉獻的覺悟；教師要「真誠」地工作，源於教育的實踐和召命。教育本質上是完成家長的託付。家長將孩子付託給學校，由教師教導孩子，所有的指標均以學生的成長為目標，而不是滿足教員的個人目標。畢竟，孩子在學校的時光意味著他們每刻的學習經歷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刻只有這麼一次，永遠不會再回來，也永不會再有相同的情景。學習內容即使可以反覆講授，但也不能再出現此時此刻之事。故每個課堂、每次學習實為孩子一生一次的機會，這也是教師行業的特質。故此，教師要千方百計，盡心盡力，對學生不能有半點疏忽。

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教師都不能因為個人的情緒而影響教學，又或因抱怨學校、對某些安排不滿，而阻撓學校進行教學活動。因為個人的宣洩而延誤學生的學習時光，須知機會永不會再回頭；同樣的教育場景，也永不會再重現。即日本文化所謂的「一期一會」；「一期」表示人的一生，「一會」則意味著僅有一次相會。

我們對教師的合理期望和核心要求是以愛重視學生學習的機會不被剝奪。若教師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如何為人師？專業也有層次，在公眾場合以激烈行為表達，論專業水平也太低、太低了！若問我既然教師事前事後均可以表達意見，為何偏偏就是教學進行當中不可以表達呢？答案孩子也可以輕易說出來：「老師，您影響了我的學習；您是我的榜樣，您不是教我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嗎？」

「用心與真誠」是對全體教師的要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也強調兒童學習的權利。愛孩子、愛學校，便不能讓學生的學習權利受到侵害。學校管理應該寬容而不是縱容。

教師應該是「用心而真誠」，對嗎？

謝慶生校長

禮賢會恩慈學校

執筆之際，不少小學已開始逐步回復全日制。在這個調整上，學校要作的事情非常多，並不是簡單地將時間拉長及安排午膳時間便完結。最令人煩惱是處理午膳及活動。由於數年的疫情，不少午膳供應商都已結業，能夠供應的又未必在短時間內有足夠的人手煮飯、運送、清潔。到確保飯盒能夠準時送到，學校亦需要處理一大堆防疫及行政工作。考慮到初小學生未曾在校午膳，本校需將整個午膳流程讓學生在短時間內熟習程序，以及兼顧防疫。

老師在午飯的時間除了自己需要進食外，還要兼顧同學順利「開飯」﹕如廁洗手，拿取餐盤，放好隔板，除口罩棄掉，消毒液潔手，教學生祈禱謝飯，撕開飯盒，安靜吃飯。飯後清潔餐盤和隔板，放好飯盒……跟他們談天、跟進手冊、功課等。午飯完後，又可能趕往當值，不能有半日制的「安樂茶飯」了。

雖然如此，重要的是所有學生在全日制下都能夠參與校內的活動，無論是否有注射足夠疫苗。我們知道疫苗重要，同時也明白未有注射疫苗的理由。為了讓所有學生都能夠盡快參與學校的活動，本校選擇盡快回復全日制。好了，那麼下午的活動怎樣安排呢？本身已和教練、導師簽好合約，定好了次數和時間，如今須要全部重新調動。除了導師，學生的活動時間也可能相撞，須要重新招募或取捨，老師要絞盡腦汁才能安排妥當。

 近來，不少學校都已安排旅行，並刻意選擇戶外的地方，如郊野公園，以便所有學生無論是否已注射疫苗均能參與。上星期，本校亦進行了戶外學習，由於是和科目內容有關的特定場地，須要符合處所防疫規定，所以部分同學未能和大夥兒一同出發。由於只得兩位同學，我索性邀請同學到校長室，替老師看管一下。同事事前知道這個情況，已經將相關資料及片段預備好，透過平板電腦，讓同學在留校期間也可以完成相關的學習，只欠未能親身前往。

我跟他們閒談數句，問他們未注射疫苗的原因，不外乎家長擔心注射後的副作用，如果孩子小時候本來體弱多病，那就更令父母憂慮了。為人父母，我自然明白，同時也不希望孩子怪責自己或埋怨父母，只告訴他們很快就可以解除這些措施，給他們糖果，鼓勵他們開始學習。

也許大部分的人早已注射足夠的疫苗，個別學生的情況似乎未再作考慮。也許有些人會覺得沒大問題，影響人數不多。事實上，我也不時想起福音書的記述，為甚麼在耶穌的比喻裡，牧羊人要放下九十九隻羊，尋找那一隻迷失的羊？為甚麼耶穌要到矮子稅吏撒該的家作客？為甚麼祂選擇為行淫時被捉拿的婦人解困？又與正午才出來取水的撒瑪利亞婦人談天？又醫治、趕鬼等，祂幫助的人都是被忽略的邊緣社群？

孩子很少能夠為自己發言，爭取自己的權利，很多時都要透過家長、老師、社會公眾為他們著想。因此，才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產生。假如制度上暫時未能改變，我們作為看管或照顧者，也可以多考慮個別情況的小眾，讓他們得到適切的照顧，別遺失了那隻羊。

「耶穌卻叫他們過來，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　神的國正屬於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神的國的，決不能進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16至17節)

陳章華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